科学发展: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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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研究活动基础上的发展

发展不仅是“既成的发展”(all made development)或“已经形成的发展”(ready made development),而且包括“形成中的发展”(development in the making)。“科学”是对知识的加工和创造,是一项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活动。保加利亚学者尼科·雅赫尔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将“科学”当作复杂活动信息系统,并对被越来越多使用的“科学活动”进行了探讨。“为了实现生产知识的过程,科学活动应该依靠自己已有的知识总和,并将其利用和加工。由此可见,在‘科学活动’这个概念中,综合了科学这个知识系统(用作‘材料’、收集科学新信息的基础)的特点,以及生产科学新信息本身的特点。”[保]尼科·雅赫尔:《科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因此,科学发展也必须是在科学研究活动基础上的发展。

首先,科学发展要有科学技术推动。1960年左右,中国工业交通、农林牧副渔、财政贸易流通、文教卫生和国防等战线都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毛泽东对此指出要加强领导,将其引导到科学的方向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毛泽东文集》,第8卷,152~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中国已经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针,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等战略,制定贯彻科技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配套措施,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高技术前沿研究、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加快把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是马克思主义和一系列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学术大批判和各种社会思潮,有时将人类创造出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时又封建迷信盛行,盲目移植和嫁接西方的理论与经验。中国正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利用研究和交流平台,多主题、多语言、多渠道、多形式地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其次,科学发展要有科学方法支撑。“方法”(method)就是人们实现目的的活动方式,包括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或遵循的途径、步骤、手段、程序或过程。狭义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推广等科学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或对其来说是恰当的思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中间层面的“科学方法”就是“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 methodology),是关于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技巧等研究方法的领域或理论。广义的“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即人类在所有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运用的全部正确方法。在社会发展中,一方面,通过观察、测量、实验、归纳等经验方法,为科学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决策根据和实践可能。另一方面,通过追求内在逻辑的思辨方法、考察过去事实和现状趋势的历史方法、侧重于对照比较和创造发挥的诠释方法、作为认知活动工具和语言的数学方法,以及从通义而得特例的演绎方法等各种理性方法,来收集素材、分析现状、选择路径、推断趋势、证实假说,进而为发展的科学性提供前提和保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和精确的定量分析方法,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而使科学的研究建立在精确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科学评价等科学进步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政策制定、社会制度完善等社会变革过程中,采取新的方法尤为重要。因此,要努力学习和掌握这些方法,并创造新方法。

最后,科学发展要有科学思维导向。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所谓科学思维多指科学思维方式(way of scientific thinking)。它与日常思维相区别,是由对世界总体看法而派生出的科学的思想框架和思考模式。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就曾举例说:第一辆电车在维也纳出现后,工程师向大公爵解释电车的构造。大公爵非常专心地听完后,对工程师说只有一件事不懂——马在哪里呢?在机体论(organismic)的传统中,他无法了解除了有机体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产生“力”(force)。而20世纪一个来自纽约市的孩子在机械化时代从未看见过马,当其第一次去农村看见马拉着一车东西的时候,在机械论(mechanistic)的传统中他会问:发动机(motor)在哪里?Philipp Frank,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Link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4, p.24.亦可参见该书中文版[美]菲利普·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卡尔·布尔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曾指出:“科学的今日已不同于它在19世纪了……然而,主要的不是科学研究的具体结果和世界观的内容,而是世界观由以得出的思维方法(method of thinking)。古代《圣经》世界观和近代世界观的比照在于两种思维方式(ways of thinking)的比照——神话的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比照。科学思维方法(method of scientific thinking)……在近代科学研究中是相同的,但是理论正一再地变化,因为变化本身起因于(这个方法的)永久原则。”Rudolf Bultmann, Jesus Christ and Mytholog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 pp.37-38.在社会领域,如世界发展要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会遇到各种新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运用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来研究和回答,而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要科学判断社会发展形势,就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不断提高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能力。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必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人自身也应现代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今天,尤其需要把思维方式的问题提高到这个高度来认识……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防止片面性,才能防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不至于在改革顺利的时候盲目乐观,看不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江泽民文选》,第1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