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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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敢于纠偏的科学发展

发展总是相对于一定的起点和既有的范围而言的,其往往是在原有基础上实现的调整变革。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时说:“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69~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认识的进步是一个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过程。社会的发展也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必然有失误、曲折和反复。因此,科学发展必须正确对待曲折,反对错误、纠正失误。

首先,科学发展要防止和纠正不科学的发展方式。科学发展与其他发展类型是有着界限的,因此,要对其进行划界(demarcation)。但科学发展内涵和外延的广泛性、划界标准的相对性、划界立场的多样性、划界领域的复杂性、划界过程的长期性等,使得科学发展往往有其伴生发展。这些伴生发展与科学发展概念或实践相联系,包括科学发展的派生发展、科学发展的滋生发展、科学发展的衍生发展。参见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下卷,1255~13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一是由科学发展本身分化出来的派生发展,包括原始的科学发展(proto-scientific development)、前沿的(frontier)科学发展、边缘的(peripheral)科学发展。这些派生的科学发展经过批判、检验、修正和完善有可能转化成正统的或正式的科学发展,也可能因其不合现实而被抛弃。二是科学发展的滋生发展,它由科学发展的概念所引出,虽冠以“科学发展”的字样,但本身并不属于“科学发展”的范畴,如非科学发展(non-scientific development)、反科学发展(anti-scientific development)、伪科学发展(pseudo-scientific development)。非科学发展广义上指科学发展之外的一切发展类型,但从狭义上来理解,是指未达到科学程度的发展,如日常性的、自然性的、经验性的以及粗放性的发展。反科学发展就是反对科学发展的思潮和行动、否认科学发展的价值,甚至全盘否定发展特别是利用科技来发展的活动、成果和意义,主张零增长的不发展或自然性的发展。伪科学发展或者假科学发展是指朴素地或恶意地伪装或假冒为科学的发展。如通过巫术(witchcraft)来实现的发展,即通过准宗教、迷信和法术等幻想依靠神秘超自然力来影响客体并达到某种先定目的的所谓“发展”,鼓吹乃至支持神创科学(神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或科学神造说(scientific creationism)来推动所谓“发展”,特别是使信仰者将科学理性发展视为渎神的表现。三是由科学发展概念或实践演变产生的衍生发展。这些衍生发展有可能成为科学发展的派生发展和滋生发展,而转化为科学发展则需经过彻底地改造。神秘事物或事件以及私人体验所“造成”的神秘的(mystical)或隐秘的(occult)科学发展;由业余爱好者或专门迷恋者针对特殊难题以及主流科学之外进行的所谓另类的(alternative)、大众的(popular)、民间的(folk)“科学”来推动的发展,一些民间人士在天文观测、博物搜集等领域取得了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地震预报、猜想证明、永动机制造等特殊领域的“研究”企图促进“发展”,并通过上访、非正式宣讲、自制宣传品等来获得舆论承认和实践认可,存在着一些干扰、攻击主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及其发展主导人物等来博得眼球的社会现象;超科学发展(trans-scientific development)是指超自然的、超出正统科学能力的以及能够询问但科学不能作出回答的发展;未满足科学发展条件的发展,即类科学、准科学、似科学或副科学的发展(para-scientific development)。虽然由于个体和社会心理需求、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联性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世俗性、科学发展划界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有限性等都使得各类型发展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我们必须反对伪科学发展,促进不科学发展向科学发展转换。

其次,科学发展要预防和修正违背科学发展要求的行为。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失误和曲折,如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挫折而进入低潮,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长期存在,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仍有相当影响,同时,在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仍难免会犯错误,但是必须纠正已有的错误,处理好历史遗留任务,并防止和纠正违背科学发展的行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公开承认并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党才能对人民负责,才更有生命力。“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因此,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抵制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对违反纪律,经过长期教育不能改正的,要下决心果断调整,有的要降职、免职,不具备或者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应该劝其退党。

最后,科学发展要抵制和反对错误的思想与思潮。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仍然尖锐而复杂,特别是一些国家和组织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力度、手法多样地进行思想观念的输出和渗透,利用“藏独”、“东突”、“法轮功”邪教组织、“民运”、“台独”等境内外势力,集中攻击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新闻和司法等制度,利用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宗教活动等形式和渠道,插手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反对国际上针对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多为“捧杀”)、“中国过分自信论”等,对借此污化中国国际舆论环境,抑压中国国际话语权、转移国际视线、转嫁国际责任,迫使中国调整政策、牵制中国发展战略的错误思潮进行有效回击,抵制图谋分化中国的企图,积极进行对外宣传,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内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思想活跃,各种观念大量涌现,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和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要引导干部群众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正确和谬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对于近年来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借“反思改革”宣扬错误观点和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僵化思想等错误倾向也要积极引导,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毫不动摇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用‘三个有利于’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发展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断把各项改革推向前进;就是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展工作,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999~20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