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发展是一项实践

发展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评价，而且是一种动态的活跃过程。一般而言，发展就是在一定起点上和范围内发育与拓展的过程。发展较早是表示数量和性质运动变化的范畴。后来，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神学中，它表示人反省原罪以求救赎来趋近上帝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执行着上帝的旨意，其发展的动因、途径、结局等都是被预定的。在近代，“发展”成为进化论中的重要范畴，指事物特别是生命形态的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更指生物胚胎在大小、形态和功能方面逐渐成熟的过程。此外，发展也被用于地层演化的地质学等研究中。这些分析自然界进化、演化的过程还被逐渐用于剖析社会前进的过程，即社会被看作一个趋向于理想状态的复杂进化过程。事实上，社会发展就是一个与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相关的历史过程，体现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在社会领域中本质上是一种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并使其逐渐走向科学化和成熟的活动。发展是由一定的主体、客体、介体等要素作用而实现的具有前进、上升意义的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这一总体性概念，就是对发展过程的描述。在一般意义上，生产创造了人类的存在，在改变着人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生产指所有创造和改变自然（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的人类活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需要和欲望的生产、人自身生命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精神生产、进入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生产等，归根结底是生活的全面生产。“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一个主导符码（master code），但其并不像有时被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或者是狭义上的生产论，或者是作为局部事态、事件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迥然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

“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变化，且多是通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一种向上的变化。但“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以“科学”来形容，就是要实现这一过程的“又好又快”或者说“发展上水平”。“历史运动从自发的向自觉的、主动的形式过渡乃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发展问题不仅愈来愈成为从理论上如何再现发展的问题，而且愈来愈成为如何在实际上‘促成’发展、如何在实践上实现新的生活形式的发展的问题。”因此，如何促进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达成或者实现强效力、高效率、优效益的过程就是“科学发展”的旨趣。科学发展就是一个使发展获得科学性的过程。

效力（validity）是法学、政治学的一个关键词。不仅指生效的范围，而且在正当性或合法性层面指事物或现象既符合某种规范和客观标准，包括符合法律，又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或自愿服从。“科学发展”就是一个获得更多公众高度认可，并不断扩大自身生效范围的过程。首先，“科学发展”的效力既指“科学发展”理念和实践在一定范围内的约束力，对其发展对象的作用能力，也指“科学发展”对人和对事以及在一定空间与时间内的生效范围，即一个实现“科学发展”的组织与目标、原则与政策、方式与方法等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过程。其次，“科学发展”的效力也指“科学发展”获得公众理性认知与深度认同的过程，从而使“科学发展”有得以成立的根据与基础、理由与根源，即获得“合法性”。

效率（efficiency）一般用来形容机器、系统、组织等的运行状况。其较早被运用在物理学等学科中，后来被引申到经济学、管理学中，本质上表现为一定条件下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首先，“科学发展”就是实现一个发展有效率的过程。第一，从“科学发展”的生产效率（单位时间里投入产出之比）看，“科学发展”应该是及时、准确地开展和迅速、保质完成发展的过程。第二，从“科学发展”配置效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程度）看，“科学发展”就是发展资源科学合理配置的过程。“科学发展”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包括“科学发展”资源配置机制的效率、“科学发展”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科学发展”资源在各级各类工作间或各区域间的分配效率等；另一方面包括“科学发展”资源在具体“科学发展”活动中的配置的效率。“科学发展”中每一种“科学发展”资源的供给总量应等于该种“科学发展”资源的需求总量，均衡配置人、财、物、信息、时空等资源，避免资源松散、短缺、闲置甚至浪费。第三，从“科学发展”的X效率来看，“科学发展”就是在“发展”投入与配置既定的前提下，实现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之间最佳比率的过程，即实现发展资源最高利用效率的过程。X效率是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eibenstein）在1966年提出的效率类型，指在资源配置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企业内部成员努力程度增加或管理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效率。“科学发展”的X效率，就是要避免生产者、管理者、传播者、接受者等相关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目的不一致、配合不默契等造成的决策失误、措施难以执行或收益低于成本等现象。这就要求发展要有一定的制度基础。适当的制度基础，不仅可以促进发展所需的优质资源流动到发展领域内，吸引优秀的人才资源从事发展实践与研究工作，鼓励人们引进或者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可以促进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充分用足发展资源。例如，资金是稀缺的，如果制度不当，就会鼓励人们把稀缺的资金浪费在不相关的项目上，甚至因贪污腐败而损公肥私，如果制度适当，稀缺的经费就会得到节约使用，从而在资金上实现生产效率。其次，“科学发展”的效率是最优的组合效率，更要注重制度效率和公平优先发展。“发展”的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X效率往往交织在一起，三者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且在动态的意义上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科学发展”的效率是一种组合效率，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cy）状态。“科学发展”过程要求发展在技术上、配置上和制度上都具有效率。这种最优的效率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实现，因为发展效率是三者在变化发展和相互作用时，在不断适应与圆融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需求，技术的发展，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都在变化且不断寻求新的均衡。其中，制度效率是科学发展中最为根本的，也是中国的科学发展中最为薄弱的一环。科学发展必须保障和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和合理的权益，实现公共服务行为的规范化，使公共服务实现低成本、高效能，使社会公众同“发展”的各部门及其人员进行协商与合作。因此，科学发展在提高效率时，要以制度效率为突破口，进而产生良性循环，促进其他效率提高，最终实现科学发展的综合效率。另外，发展的效率与发展的公平是发展运行中的一对矛盾。发展在提高效率时，必须将公平放到重要位置，甚至使公平优先发展，保证发展主体间、客体间和主客体间“人格”或地位、起点、机会、结果等的公平。效率的提高加速公平的实现，公平使效率不断地再次提高，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点”，找出“最佳区域”，使两者达到动态平衡。

效益（benefit）范畴多用于经济学中。相比之下，发展的效率主要侧重过程的效率，而发展的效益更多强调结果，但对于科学发展这一过程而言，效益应该体现在发展的全过程中。首先，它指实践结果完成或达到相应的预期任务或目标，产生满足个体发展需要和社会建设要求的效果和利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其次，发展的效益具有客观性、复杂性、渐进性。发展是一种实践活动，总会对人类社会、一定的社会成员等有一定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其效益存在与否以及效益的大小都是客观的，创造效益的主体、受益的客体、产生效益的过程及其凭借的工具手段也是客观的，发展的效益是由主客互动配合而产生的，其产生之后又推动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展的效益最终也要通过实践检验。发展效益的复杂性是指其存在的复杂性。这表现在影响发展效益的因素的广泛性，发展的主客体、中介、环境自身及其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都影响发展效益。而这些因素作用于发展过程时，性质有良好与恶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等之分，方式也有直接与间接、深入持久与浅层偶然等之别，最终使得发展效益也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如正效益、零效益和负效益，个体与社会效益，直接与间接效益，短期与长期效益，显性与隐性效益，单一与多重效益，确定与模糊效益，物质与精神效益。发展效益的渐进性主要是指发展效益的获得是相对较长的过程，不能立竿见影，在时间上有滞后性、在表现上有内隐性，不能立即产生收益，甚至效益的获取进程会具有反复性和不均衡性，在量上时而多时而少，在质上有收益也有亏损或收支平衡。因此，要注意发展的连贯性和长期性。

发展的效力是基础、效率是手段、效益是目标，三者结合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发展的效力规定了效率与效益的内容和方向，失去效力的发展，效率再高也很难维持和产生效益。发展的效益并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理想的结果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即必须建立在运作的高效性上。如果发展实现了一些效益，但效率太低，也不会得到一致的好评。高效性必须以效力、效益为目标，偏离预期目标的发展，即使付出成本极少，也是缺乏积极意义的。单纯强调投入产出的高效率还可能使执行错误政策的效率变得越来越高，反而有违科学发展的宗旨。而发展的效益为效力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可能性，有时甚至可以代替效力，即可因发展效益而重塑效力，一再失去效益或不顾效益的发展也终将失去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