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正当宋学余焰未尽、汉学(古文经学，下同)“如日中天”之际，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庄存与揭橥于前，刘逢禄、宋翔凤接踵于后，形成“常州学派”，予清代政治思想以极大影响。
一般说来，今文经学议政言事，与讲究文字训诂的古文经学有别，和当时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具有进步意义的戊戌维新，就援用了今文经学的基本理论。然而，它的“复兴”，却是旨在维护封建专制，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才渗入了新内容。因此，探讨庄存与、刘逢禄等“复兴”今文经学的社会背景及其理论实质，而后正确估计其作用，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
中国封建社会，从周、秦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明朝，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开国百年间，经过破坏、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缓慢滋长，而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着重要地位。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实行奴役的封建政权，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乾隆中叶以后，各族人民的起义，数其大者，即有：乾隆年间山东清水教王伦发动的寿张农民起义和苏四十三等领导的西北回族和撒拉族人民起义，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和湘黔苗民大起义，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和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这种情况，正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乾嘉盛世”的背后，隐伏着新的危机。
清朝对思想统治特别重视，一方面屡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编纂《四库全书》，笼络汉族士大夫，其目的是防范汉族的反抗和加强中央集权。然而乾隆后期，和珅“骎骎向用”，执政二十余年，“怙宠贪恣”，欺君枉法。乾隆一死，嘉庆虽令和珅自杀，但腐朽气息已重，衰败迹象已呈，吏治败坏，贿赂公行。纳官捐输“佩紫怀黄”，积学之士“举世无识”。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激化，国势开始下降了。今文经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复兴”起来。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1719—1788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庄存与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幼入塾，即以古人自期”，制艺“喜唐荆川”，“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尝云：‘读书之法，指之必有其处，持之必有其故，力争乎毫厘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凡以养其良心，益其神智。’”[1]以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笃志好学，而疏于酬应”，“不甚当掌院意，散馆名次不前”。经汪由敦“亟言于上”，乃得留馆。乾隆以庄存与“所进经义，宏深雅健，穿穴理窟”，认为“学有根柢”，“可备顾问”，命入南书房行走。曾任湖北正、副主考官，湖南学政，詹事府少詹事，浙江正主试，顺天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彖传论》、《彖象论》、《系辞传论》、《八卦观象解》、《卦气解》、《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等，汇为《味经斋遗书》。
庄存与的治经特点是：第一，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这时，宋明理学高踞堂庙，士子科举应试，必须熟读朱熹《四书集注》，风靡一时的则是古文经学，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保守汉人经说为主，而旁及史学、文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和哲理，以考据精断见长。庄存与与戴震同时，治学途径却与之不同，他“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2]。“《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古‘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3]可知他不守门户，兼采汉、宋；而又不拘汉、宋，“剖析疑义”。既发挥今文《公羊》“微言”，又对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既寻西汉之“坠绪”，又不偏废宋儒经说。[4]第二，发挥“微言大义”，“取法致用”。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正辞》，是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自称此书是“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5]而作。查赵汸，明初休宁人，撰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认为“《春秋》，经世之书也”[6]，《春秋》和其他各经不同之处，是有所谓“属辞比事”。赵汸考列孔子“笔削之义”、“制作之原”凡八，即：一、“存策书之大体”；二、“假笔削以行权”；三、“变文以示义”；四、“辨名实之际”；五、“谨内外之辨”；六、“特笔以正名”；七、“因日月以明类”；八、“辞从主人”。将以此“使学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后圣人经世之义可言矣”[7]。庄存与“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说是“《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8]。又说：“《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9]这样，它和宋、元以来所讲的义理之学既不相同，与当时讲究训诂考据的吴、皖两派，也迥然有别。
既不拘守汉、宋，又要发挥“微言大义”，岂不矛盾？曰：否。庄存与重在“取法致用”，重在经世，从而对汉学、宋学之有资经世者曾予采缀，而对汉学、宋学之无助经世者则加扬弃。他探索过汉学、宋学的特点，一以经世为指归；为了经世的需要，特重经书的大义。这在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以降，经学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浸渍甚深的情况下，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围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依托儒经，阐发议论，是可以理解的，而庄存与的“复兴”今文经学，却在“盛世”，就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一点，下面还将论列。而他这种“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确又有其“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之处。
既讲“微言大义”，那就必然崇奉今文，因为今文经学是以“微言大义”见称的。今文经学盛于西汉，也是汉代之学，只不过东汉以后渐趋湮没而已。庄存与把它揭橥提倡，可以称为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创始人。但他毕竟是“创始”，虽重“微言”，却尚未摒弃汉、宋，体例尚不严密，到了他的外孙刘逢禄，发挥外家“庄氏之学”，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称为“常州学派”。
二
刘逢禄（1776—1829年，乾隆四十一年—道光九年），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祖刘纶，仕至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傅。母庄氏，存与之女。十一岁时，“从母归省”，庄存与“叩以所业，应对如响，叹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10]，并谓“家学不可废也”[11]。十三岁，“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传》何氏《解诂》，不数月尽通其条例”。不久，从舅庄述祖自济南归，逢禄从之问业，述祖称：“吾诸甥中，若刘甥可师，若宋甥(宋翔凤)可友也。”[12]1814年(嘉庆十九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1824年(道光四年)，补仪制司主事。
刘逢禄著作很多，于各经都有撰述。《易》主虞翻，虞翻世传今文孟氏《易》，将八卦与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推论象数。清代张惠言治虞氏《易》，刘逢禄受其影响。张惠言“惧言虞氏者，执其象数失其指归”，撰《易言》，以“正魏晋以后儒者望文生义之失”，未成而卒，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刘为之“补完”。以为“虞氏之《易》，究以象变为宗，学《易》亦必从象变而入”[13]。有《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等。
《书》主庄氏，受庄述祖影响很深，自称：“后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古文今文流别。”[14]《书序述闻》即述庄存与之说，以为“《书》三科，述二帝三王之业，而终于《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统继帝王，变之极也。《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由极变而之正也，其为致太平之正经，垂万世之法戒一也”[15]。撰《尚书今古文集解》，拟订条例凡五：一、正文字；二、征古义；三、祛门户；四、崇正义；五、述师说。师说，即庄存与、庄述祖之学。他对乾嘉“汉学”的《尚书》撰著，也有评议，以为孙星衍“好古”、王鸣盛“祖郑(玄)”，是“支离杂博，皆浅涉藩篱，未足窥先王之渊奥”[16]。
《诗》，初治毛《诗》，后好齐、鲁、韩三家，以为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于毛学，而尚不知据三家古义以正其源流”，推崇魏源《诗古微》为能“表章《齐》、《鲁》、《韩》坠绪，以匡《传》、《笺》”，“申先师败绩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使“绝学幽而复明”[17]。
《礼》则认为何休以《周礼》是战国之书，“其识固已卓矣”[18]；主张以“《公羊》议礼”。又以久官礼部，“博征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议礼决狱》四卷”。
刘逢禄致力最深、“自发神悟”的则为《春秋》。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禁于未然”，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19]，“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20]。在《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春秋》之有《公羊》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穀梁》”，撰《公羊春秋何氏释例》。谓自“束发受经”，即善董仲舒、何休今文经说，感到“圣人之道，备乎五经”，《春秋》则是“五经之筦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那么，“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于是“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答难》二卷”[21]。
先是，东汉今文学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22]，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刘逢禄“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说之可兼者”，成《春秋公羊解诂笺》；又撰《申穀梁废疾》，以“难郑君之所起”[23]；《申左氏膏肓》，则以为何休“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于刘歆等之附会”[24]。
刘逢禄认为《左传》经过“刘歆之徒增饰”[25]“附会”。东汉时，古文盛行，《左传》虽未立于学官，但“列于经传”已久，“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26]，作《左氏春秋考证》。
刘逢禄为《公羊》释例，以《左传》经刘歆伪饰，类列彰较，有破有立，所撰各书，“条理精密”，“不欲苟为恢诡”，有例证，有判断，故以章太炎的信从古文，也以刘逢禄为“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27]。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各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刘逢禄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
至于和刘逢禄同年的宋翔凤(1776—1860年，乾隆四十一年—咸丰十年），江苏长洲人，母为庄存与侄女。1800年(嘉庆五年）举人，官湖南新宁县知县，著有《论语说义》、《论语郑注》、《四书释地辨证》、《孟子赵注补正》、《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汇为《浮溪精舍丛书》。
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以为“《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也”。至于《左传》，只有史文，而于《春秋》褒贬之例，“阙而不言”，探索《春秋》之义，“舍今文末由”，“当用《公羊》”[28]，还写了《拟汉博士答刘歆书》来反对古文经学。但他以“性与天道”为“微言”[29]，又喜附会，杂用谶纬，如说“《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如释《大学》“明明德”为“王者以五行之德递嬗者也，明堂祀五帝之精，行五行四时之令，故明堂之法，所以明明德也”[30]。致为学者所讥。
刘逢禄、宋翔凤把清代今文经学推进了一步。由于他们和庄存与都是常州人或与之有关联，故称之为“常州学派”；又因为他们独崇《公羊》，所以又称之为“《公羊》学派”。
三
庄存与、刘逢禄等以《春秋》为“五经之筦钥”，《春秋》义例又一宗《公羊》，为什么他们要尊奉《春秋》，独崇《公羊》呢？
第一，《春秋》是“经世”之书，是“礼义之大宗”，“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31]，可以“举往以明来，传之万世而不乱”[32]。
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返鲁作《春秋》是“不得已”，其中有“微言”在焉。它不是一般“纪事之史”，而是“约文以示义”[33]，凡是所书，都有“所表”，是有其“书法”的。例如文公五年记“秦人入鄀”，《春秋》本来是“录大略小，录近略远”的，为什么记载这个“微国”、“远国”呢？庄存与以为，这是因为“秦人之好兵”，所以特记专条。他说：“《春秋》之法，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爱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秦人好用兵，而先见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后见之也。”[34]又如文公十年记“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庄存与以为所以写上“辛卯”这一日期，是因臧孙辰为鲁所崇敬。写上“日”，是否“贬”呢？“义不得无贬而辞无贬”，因为臧孙辰“自知弗如”柳下惠，却“蔽之俾不通然后已”，这是“蔽贤”，所以虽则“辞无贬”，而“义在指矣”[35]。《春秋》“书法谨严”，义有所指，“举往明来”，经世所资，因此，为人君者必知《春秋》，为人臣者也必遵《春秋》之义。
第二，《春秋》大义，存乎《公羊》，其中“通三统”、“张三世”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要懂得《春秋》，就必须深研《公羊》义例。
历来儒者言必称三代，说尧、舜、禹、汤、文、武时期是“至治盛世”，而平王东迁，王室衰微，浸为“乱世”。经今文学者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统，夏是黑统(人统)，商是白统(地统)，周是赤统(天统)，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一成不变的。《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36]。清朝去古虽远，但只要“继体守文”，能够“深明《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那么，“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37]。也就是说，要根据《春秋》之“微言”，按着当前之实际，“后王有作”。
由于春秋之时，浸为“乱世”，诸侯征伐，周天子名存实亡，孔子在《春秋》中，“于所见(昭、定、哀)微其辞，于所闻（文、宣、成、襄）痛其祸，于所传闻(隐、桓、庄、闵、僖）杀其恩”，“异其书法，寓有褒贬”。再则，“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38]。那么，“《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39]，这种由“乱世”到“升平”、“升平”到“太平”的“三世”说，又是以社会历史是进化的。要进化，那还要明乎《春秋》。他们在举世高谈三代，说成“世愈远而治愈甚”，以致陷入退化论泥潭的情况下，比迹“三统”，推衍“三世”，主张“拨乱”，倡言“经世”，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但其依托的还是儒家经籍，还想“复三代之治”，这无可否认是烙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的。
第三，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一统”学说，儒家赖以“独尊”。当今“盛世”，尤应“一统”，不能拘泥章句，而应“远法《春秋》”。
“三统”、“三世”，说明时代不同，要随时因革；只有因革损益，才能想望“太平”。悬一理想的目标，以为“太平”的倒影，时愈久则治愈盛，“大一统”，才能“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庄存与、刘逢禄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才是“尊亲之化”，“天地之所以为大”[40]。“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41]必须尊亲事君，“全至尊而立人纪”[42]。《春秋》就是“天子之事”，用以“辨名正分”、正外内、定尊卑、审轻重、纪远迩、征敬怠、别同异的。为人臣子，就应忠君，应该“陈善必列其宜，匡失必举其败”，不能以“无端崖之辞以溷其上，而藏其奸”，不能“固奸以事君”，“以饰其恶”，欺君是“不祥”[43]的。因此，“大一统”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中央王室。
春秋时，王室已微，孔子表彰齐桓、晋文，因为齐桓、晋文“尊王攘夷”，“一匡周室”，当他“笔削”《春秋》时，留有“书法”。如庄公二十五年记“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就是书之以“录齐桓之功”的。“齐桓主中国，则陈不知有楚患，国家安宁”，齐桓公死后，陈遂“日役乎楚”[44]。齐桓“存三亡国，而天下咸谕乎桓公之志，再为义王，克尽臣节，修礼诸侯，官受方物，鲁人至今以为美谈”[45]。这是由于齐桓公“纠合诸侯，一匡天下”，尊奉周王朝，“归命”周天子，以成“大一统”。
照此说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之所以讲《公羊》，是因为它存在《春秋》大义；而这些“微言”，又重在“大一统”。那么，他们实际是为了要“大一统”而找《春秋》为依附；又发挥《春秋》“微言”，以维护“大一统”。
四
清代今文经学的提倡“大一统”，也是有其缘由的：“乾嘉盛世”时危机隐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呈，是其社会根源，即就文化思想来说，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如上所述，“乾嘉盛世”在学术界占优势的是汉学和宋学，而今文经学的“复兴”者却“不拘汉、宋”，欲祛“门户”，这就不是偶然现象。查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二月癸丑朔，上谕：“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断，政柄从无旁落，如康熙年间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雍正年间之李卫、田文镜等，其人皆非敢法干纪如往代之比。不过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门户之见。即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亦未免故智未忘，今则并此无之矣。”“犹记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46]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谕：“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有门户即易起朋党，有朋党即易使大权旁落，中央集权无法巩固，“大一统”不能实现。所以乾隆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应专立门户，继续推行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御纂”、“钦定”各书，企图统一思想。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纂《诗义折中》、《春秋直解》，大都杂采诸家，兼用汉、宋。《春秋直解》的“御制序”，载于实录，言明：“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盖辞不能赞也。”把“属辞比事”提了出来。又说：“镕范群言，去取精审，麟经之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47]把“微言大义”也提了出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举行“仲春经筵”，德保、曹秀先讲《论语》。“知者乐，仁者寿”后，乾隆认为“仁者，知之体；知者，仁之用”，朱熹“不兼仁、知而言，不得孔子真义”[48]，对朱熹表示怀疑。同年十一月，命皇子及军机大臣等订正《通鉴纲目续编》，认为《续编》“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说是孔子作《春秋》就没有“肆口嫚骂”，过去《通鉴辑览》“书法体例有关大一统之义者，均经朕亲加订正，颁示天下”，“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春秋》之义”。命皇子等对《续编》“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49]。以《春秋》体例为《通鉴纲目》所遵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诏刻十三经于太学。次年，石经馆司事大臣根据内府所藏宋版、明监本、武英殿官刻诸书“参稽考证”，逐条摘出，请颁示天下，并于乙卯(1795年)科会试为始，所有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照颁发各条”改正。乾隆认为所改“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说是“圣贤垂教之义，原不在章句之末”，不予批准。[50]同时，又颁《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经者，常也，常故不变，道则恒存。天不变，道亦不变，仲舒之言，实已涉其藩矣。”认为“以注解解经，不若以经解经之为愈”[51]。既表彰董仲舒涉经之藩，又不满饾饤章句，“注疏解经”。而“字句书体”的“异同”，却正是古文经学家所擅长；“注疏解经”，宋儒也有这种“陋习”。那么，从上引乾隆的一系列“上谕”，可以清楚看出，庄存与、刘逢禄等的不拘汉、宋，崇奉《春秋》，不是无所本的。
乾隆是力图加强专制，维护“大一统”之局的，然而，就是这个严防门户、堵塞朋党的乾隆，却在晚期专任和珅，中央权落，“臣工顺意”，这和“大一统”实不相容。庄存与“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52]。庄存与隐忧国事，仰承“大一统”之旨，“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53]。等到“和珅一倒，嘉庆吃饱”，刘逢禄遂得发挥庄氏“家学”，将其公开阐扬，《记董文恭公遗事》就是借董诰以斥和珅擅权的。[54]然而，危机已伏，盛世不再，这就使关心“经世”的今文学家，对提倡“大一统”的《春秋》钻研更深。
同时，在乾隆祛除门户之见的影响下，宋学渐趋下坡，戴震写了《孟子字义疏证》，从训诂考据阐发“理”、“性”、“天道”等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刘逢禄应知其书[55]，他自己对宋儒的“空言”也曾反对。但宋学虽落，汉学却盛，清朝文化高压政策的结果是，一些学者不敢再言“经世”，不少汉学家不是被笼入四库馆，就是跻身通显，饾饤文字，训诂文物，形成“实学”(朴学)。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究竟“于世何济”？庄存与即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庥隆之期，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56]。刘逢禄对吴派钱大昕以《春秋》为“直书其事”，没有“书法”而加申驳。刘承宽总结刘逢禄“异于世儒”之处凡二：一、“通大义而不专章句”，二、“求公是而祛门户”[57]。“通大义”、“求公是”，实际是阐发《春秋》“微言”以言“经世”；“祛门户”主要是不专守汉、宋；“不专章句”更指汉学而言。也正因为乾嘉汉学盛行，已成“门户”，今文经学复兴的“祛门户”，也主要是针对这种“实学”。与刘逢禄同时代、同乡里的董士锡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说：“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于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示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58]“实学恣肆”，反映了他们对汉学的不满。
汉学标榜东汉古文经学，又正“恣肆”，要改变这种学风也不容易，于是他们利用当时儒生的复古心理，把西汉今文经学“复兴”起来：你讲东汉古文，我倡西汉今文，比之“实学”更古，上距儒家祖师爷孔子更近，理解孔子《春秋》“微言”更加独到。刘逢禄说，“公羊氏五传，当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母子都等记于竹帛”，再经董仲舒“讲明”，“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到了东汉，遭受刘歆的窜乱，幸有何休“审决白黑而定”。魏晋以降，“儒风不振”，“圣人之微言大义盖尽晦矣”[59]。于是由东汉而上推西汉，使西汉今文经学得以“复兴”。
然而，他们“复兴”的西汉今文经学，并不等于就是今文经学。他们继承西汉经学家阐释经书的方法论，形成其治学方法上的一定共同点，但他们又是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其特点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在继承的关系中，又赋予时代的特点，存在着阶级性。
那么，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者，又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为谁服务的呢？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旨在维护封建专制，巩固中央集权。
如上所述，庄存与、刘逢禄的宣扬“大一统”，和最高统治者的反对“门户”、“朋党”有关，因而他们不为汉、宋藩篱所囿；又和“乾嘉盛世”的危机隐伏以及文化专制主义有关，于是发挥“微言”，强调“经世”。他们是仰承皇帝的旨意的。
从庄存与、刘逢禄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常州庄氏，本来“以科目起家，簪缨文史，蔚为大族”[60]。庄存与出身于世代仕宦的地主家庭，“通籍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61]。查康熙以来，一般“一人仅直一斋，偶有两斋互调者，亦不数见”，而庄存与却在“翰林时，始以侍讲入直南书房，继又以内阁学士兼直上书房，一人兼直两斋”，尚属“鲜见”[62]。他授读皇子，任职内廷，对中枢情况，自较“在野”为深，自易随时揣摩，仰承“圣旨”。那种“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的《春秋》微言，当然符合“乾纲独断”的乾隆政治上的需要。它源自孔子儒经，又是“言之有据”的“大一统”理论依附。因而值“上书房”既能历时甚久，而与当时“枘凿不相入之学”，也能在文化高压下“讲论”，且能“以经学受主知”[63]。
这里，可举三例：
其一，庄存与“大考翰詹”时，试题是“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庄存与“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这样，“上大嘉叹，即擢侍讲”[64]。乾隆注重“董仲舒天人册”，庄存与也以“董子《春秋》”而“受主知”。
其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庄存与在任顺天学政时，满、蒙童生因“不能传递”，竟致“闹场”，为御史汤世昌参奏，“被革职”[65]。仅隔四天，乾隆又谕，“各童生喧闹，究因该学政办理尚属严密、不能传递之故。今既审明情节，而该学政竟因此罢黜，殊非惩创恶习之意，庄存与着带革职，仍留内阁学士之任”[66]，并将闹场生员严惩。如果乾隆心目中没有庄存与其人，是不会有此“殊典”的。
其三，乾隆五十年(1785年)，举办“千叟宴会盛宴”，庄存与参加了，并被赐“诗杖丰貂彩缎等物”，这是当时官僚心向往之的“稽古之荣”[67]。次年正月，乾隆又谕：庄存与“年力就衰，难以供职”，予以“原品休致”[68]。可知庄存与位虽不高，但“以经学受主知”；他的“受主知”，应与其讲《春秋》“大一统”有关。
刘逢禄比庄存与晚了四五十年。这半个世纪中，清朝的衰败迹象日呈，他的今文经学理论较庄存与更为完整，“经世”之念也较庄存与尤切。如果说庄存与只是把“大一统”揭橥的话，那刘逢禄就已经直接援以论政了。他官礼部多年，“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义以决疑难”[69]，“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他的“甲戌朝考”(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尚德缓刑疏》，据“董子《春秋》显经隐权，先德后刑之义”加以发挥，阐扬“御制明慎用刑说”[70]。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升遐”，刘逢禄“成《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十二卷。自始事以讫奉安山陵，典章备具，体例谨严，其后承修官书，遂全用其稿”[71]。道光初，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参，“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使臣请将“外夷”改为“外藩”。但“诏书难更易”，刘逢禄根据经书，说是“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也”。“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进行“据经决事”，当时称之为“有先汉董相风”[72]。可知他是适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复兴”的今文经学和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
由于衰乱已呈，“贤隐于下”，刘逢禄早年就有《招隐》一文，借越国大人、东吴王子来访“举世无识未知几年”的隐士立喻。隐士谓“佩紫怀黄”是“缧绁之机”，“轩车大纛”是“囹圄之饰”，故“智士勿慕”。东吴王子劝说未从，越国大人大谈“盛世之谋谟”，劝隐士离开“荒邈之乡”，“建不世之伟业”，不要“徒知无道富贵之足羞，而不知有道贫贱之足耻”，劝隐士“知斯民之忧乐”。隐士居然“唏然改容”，“返旆辕拜”，“同车偕来魏阙”[73]。从东吴王子的“招隐”，遁世隐士的“返旆”，道出了刘逢禄“经世”求仕的迫切心情。此后，他援用《公羊》，阐明蔽贤之非，又是多么希望封建皇帝能延用懂得“经世”的“贤士”！所以，他的“经世”，阐扬《春秋》“微言”，都是为了使垂衰的清朝转为“盛世”。
照此说来，庄存与、刘逢禄等的“复兴”今文，是在清朝危机隐伏之际，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巩固中央政权而阐扬《春秋》、发挥“微言”的。
刘逢禄卒于1829年，已是鸦片战争前夕，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这种讲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也就更易为忧国忧民、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所注意。地区既不限于常州，经书也不囿于《春秋》，对庄、刘的评价也就时愈晚而誉愈高。龚自珍撰《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推之为：“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以求济天下，其人之难，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载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数数有。虽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门生、学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谓之史之大隐。有史之大隐，于是奋起不为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钩日于虞渊，而悬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终隐焉而已矣。”对庄存与的欲“有所补益时务”颇为称誉。[74]
魏源也以今文经学“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为“今日复古之要”[75]，称庄存与为“真汉学”，誉为“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析，如韩(婴)、董(仲舒)、班(固)、徐(幹)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76]。以刘逢禄为能“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虽盛业未究，可不谓明允笃志君子哉？”[77]
龚、魏是绍今文“遗绪”的，此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今文为理论基础，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者的本旨却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我们固不能因其对后来起过进步作用，而以经今文学的“复兴”为“维新”；也不能忘记庄存与等挣脱封建“实学”束缚，倡言“经世”的劳迹。至于龚、魏以后怎样把原初巩固清朝中央集权的今文理论，推演为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思想，那就只可“另文撰述”了。
注释
[1]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见《毗陵庄氏族谱》。
[2]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揅经室集》未收。
[3]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4]庄存与之父庄柱，即“邃于理学”，存与受其影响。参见刘逢禄：《先妣事略》，见《刘礼部集》卷十。
[5]庄存与：《春秋正辞·叙目》。
[6]赵汸：《春秋属辞·自序》。书今存，《自序》辑入《经义考》卷一九八。
[7]赵汸：《春秋属辞·自序》。书今存，《自序》辑入《经义考》卷一九八。
[8]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9]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10]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刘礼部集》卷十一附。
[11]刘逢禄：《先妣事略》，见《刘礼部集》卷十。
[12]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刘礼部集》卷十一附。
[13]刘逢禄：《易虞氏五述序》，见《刘礼部集》卷九；又《易言篇》，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二。
[14]刘逢禄：《跋杜礼部所藏汉石经后》，见《刘礼部集》卷九。
[15]刘逢禄：《书序述闻》，见《刘礼部集》卷六。
[16]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17]刘逢禄：《诗古微序》，见《刘礼部集》卷九。
[18]刘逢禄：《释九旨》中《褒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19]刘逢禄：《释内事例》上，见《刘礼部集》卷四。
[20]刘逢禄：《释兵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21]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2]参见《后汉书·儒林传·何休传》。
[23]刘逢禄：《申穀梁废疾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4]刘逢禄：《申左氏膏肓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5]刘逢禄：《释内事例》中，见《刘礼部集》卷四。
[26]刘逢禄：《申左氏膏肓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7]章太炎：《訄书》第十二《清儒》。
[28]宋翔凤：《过庭录》卷四《元年春王周正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夫人子氏薨、君氏卒》条。
[29]宋翔凤：《论语说义序》，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
[30]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一，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七。
[31]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十《诛乱辞》第八。
[32]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33]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34]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八《外辞》第六。
[35]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五。
[36]刘逢禄：《论语述何篇》，见《刘礼部集》卷二。
[37]刘逢禄：《十七诸侯终始表序》，见《刘礼部集》卷四。
[38]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见《刘礼部集》卷四。
[39]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见《刘礼部集》卷四。
[40]刘逢禄：《制国邑》第五，见《刘礼部集》卷五。
[41]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
[42]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二《天子辞》。
[43]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
[44]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四《内辞》第三《来聘》。
[45]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六《二伯辞》第四。
[46]《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七六，5、7~8页。
[4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六八，22页。
[4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五○，4~5页。
[4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六八，14~15页。
[50]参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六三，2~3页。
[51]同上书，4~5页。
[52]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见《魏源集》，238页。
[53]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54]参见刘逢禄：《记董文恭公遗事》，见《刘礼部集》卷十。
[55]查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称，乾隆三十一年，段入都会试，戴谓“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谓《孟子字义疏证》，是早已成书，刘在戴后，应知其书。
[56]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见《龚自珍全集》，141~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57]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58]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59]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
[60]《毗陵庄氏族谱序》。
[61]]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四十年”，有误，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作“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
[62]《毗陵庄氏族谱》卷一八上《盛事》。
[63]朱珪：《春秋正辞序》。
[64]刘逢禄：《记外王父庄宗伯公甲子次场墨卷后》，见《刘礼部集》卷十。
[6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五七，1页。
[66]同上书，13页。
[67]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
[6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四七，6页。
[69]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70]刘逢禄：《尚德缓刑疏》，见《刘礼部集》卷九。
[71]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又《庚辰大礼记注长编恭跋》，见《刘礼部集》卷七。
[72]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73]刘逢禄：《招隐》，见《刘礼部集》卷一。
[74]参见《龚自珍全集》，141页。
[75]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见《魏源集》，242页。
[76]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见《魏源集》，237~238页。
[77]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见《魏源集》，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