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经济改革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特约记者 庄宇辉 何凡
2012年11月8日，备受外界关注、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路向的中共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深秋的京城，天高云淡，秋日照射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映照出一派繁忙、喧腾的景象。十八大开幕当天下午，我们如约来到位于长安街上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采访了从中共十五大起就参与大会报告起草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这位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虽年逾古稀，仍忙于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思路异常清晰，说话字斟句酌。刚一落座，他就拿出刚刚打印出来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用略带广东客家人口音的普通话，从参与报告起草资深专家的视角，向记者解读了这份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
“报告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这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未来中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张卓元对记者说，从指标看，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目标设定是合理的。不过，他提醒，“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
他还说，十八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这是十八大报告的最大亮点。
毋庸讳言，我国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诸多矛盾、问题和挑战，譬如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现象滋生、群体性事件多发，等等。“十七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解决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他强调。
《经济导报》：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两个新指标。舆论认为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您曾经参与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请您谈谈这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是怎么提出的，意味着什么？
张卓元：十六大、十七大时，我当时在报告起草组的经济组，十六大的时候，中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是在2020年的GDP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的时候，要求提高了，要求到2020年的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而且还要降低消耗，节约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现在，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高，标准更严了，要求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两个新指标，还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那么，最引人注目的这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是怎么提出来的？
2000—201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年均经济增速超过10%，到2010年时，GDP就比2000年增长了1.7倍，人均GDP也增长1.5倍。按这样的发展态势，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的人均GDP要比2000年翻两番”的小康社会目标，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想GDP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话，每年维持经济增长率4.0%左右就够了。
于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中共中央决定，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个“翻一番”的新指标。这也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这两个“翻一番”的指标能否如期实现，怎么实现？
张卓元：我们先来算笔账：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未来八年，只要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左右就可实现GDP翻一番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要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对经济发展要求会更高一些，特别是要完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粗略测算，GDP年均增速达到7.2%左右就可以了，而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即可。
从指标看，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目标设定是合理的。
为什么？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都还很大，这也充分考虑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新格局。国家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还很大，GDP年均增速7.2%左右是可以实现的。至于城乡人均收入，我国人均收入起点比较低，增收潜力很大，特别是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着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像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人均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在更有条件实现人均收入年均增速7%左右的预期指标。
所以，我相信，经过努力，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做好了，还会比预期目标完成得稍微多一点。
当然，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因为，不仅要完成两个“翻一番”目标，还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经济导报》：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对照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眼下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不到位。您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年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在您看来，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首先着力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攻坚？
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任务。对照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我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攻坚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三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未来必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取得新的突破，把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当前政府“越位”的问题太大了，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出面招商引资，政府过深地介入经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容易造成“权贵”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则“不到位”。政府太强势了，控制的资源过多，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主导性作用过大，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就是只主导经济，追求短期内GDP的最大化，粗放扩张建设了不少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的企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更充分地更好地发挥。这样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因此，十八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企业，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垄断行业的改革，已成为一个久拖不决、亟待突破的方面。垄断行业改革的进展如何，直接影响着公平市场秩序的建立和整个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效。垄断行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放开市场准入，引入新的厂商，让民间企业、外资企业进来参与竞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因此，十八大报告表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垄断行业的改革目前最大的难题是垄断行业自己有利益在那里。因此，亟须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垄断、放开准入、公平竞争、高效服务，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和活力。
《经济导报》：您刚才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改革攻坚的着力点，收入分配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那么，改革将会给民众带来哪些实惠？改革的重点、难点在哪里？
张卓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问题已经积累多年了，百姓高度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现在面临着基本收入差距过大，灰色收入、以权谋私造成了收入差距更大，基尼系数高达0.5，我国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应该说，为了普遍增加居民收入，缓解社会矛盾，这几年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举措。首先，这几年中西部经济增速已经逐渐赶上或超过东部，区域性差异有一定缩小。其次，中央决定将财政支出向“三农”和民生方面倾斜，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也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另外，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有了较大改善，比如在医疗、养老方面，现在不少地区农村的老人每月能领取6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
为回应民众的新期待，十八大报告在重申了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力度，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适当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使基尼系数逐步降下来。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国家会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服务对象，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国家还会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值得一提的是，温家宝今年春天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承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抓紧研究制定，很快就要出台了。
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是，如何理顺社会分配关系，特别是如何通过加强规制，理顺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理顺城乡收入分配关系，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理顺资本所有者、经理层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分配关系。
《经济导报》：您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起就参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文件的起草工作，为了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您是否认为中央应该尽快作出整体的设计和具体的部署？
张卓元：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估计将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才能作出，就像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一样。
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改革。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或“坏的”市场经济。
《经济导报》：随着十八大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再一次走到一个历史节点上。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动力多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您认为，十八大开启的改革是否更多的是自上而下进行，是否需要一张“改革路线图”？
张卓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虽然能够平稳推进，但就是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原来可能是积极参与改革的，可是当它有了既得利益，变成改革对象的时候，它就容易变成改革的阻力了。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
当前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之所以是攻坚，主要是改革涉及某些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权力部门与政府官员的利益，有些改革会受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比如，要改革审批体制，就触及原来有审批权力的部门和人的利益，困难重重。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必然会遇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抵抗。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总会感到不舒服的。既得利益固化后，更难放弃。中国社会进入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阶段，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胶着期、关键期。
因此，我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同时也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吸收群众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建议，然后由中央来全力推动，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由上而下强力推进改革，不让部门、地区利益和少数既得利益者左右改革方案和进程，使改革受到扭曲，或者半途而废，一定要做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原载《经济导报》，2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