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毛主席汇报农业合作化

张玉美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9时许，我突然接到上级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同志马上前去火车站等候的电话通知。我们到达火车站不久，见一列浅绿色专车由北往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车厢内走下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同志。

李吉平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们，随后罗瑞卿同志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回去了。”

我上车来到接待室，马国瑞同志告诉我：“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罗瑞卿同志随后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做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向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但转而一想，我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我能汇报好吗？再说，由于来车站仓促，我身上也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车呢。

我把这一想法告诉给罗瑞卿同志。他笑着对我说：“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买。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我问罗瑞卿同志：“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什么内容吗？”

罗瑞卿同志答道：“这个问题不大好说。因为这是主席进京后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情况，主席一向非常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

随后，罗瑞卿同志又说：“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们到前边会议室等吧。”

于是，我和罗瑞卿、马国瑞同志一块儿走进南面车厢的会议室。只见车厢四周挂着古画和书法条幅，靠近车厢右侧，摆着拼成丁字形的长桌，上面铺着白布，桌子两侧放着整齐的沙发坐椅，整个会议室布置得既朴素大方，又清洁雅致。

在会议室，罗瑞卿同志首先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见了面。

不一会儿，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

我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右手，热泪盈眶，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罗瑞卿同志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听后，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同我紧紧握了握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我挨着他坐在右侧。

接着，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同志和桌子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同志也相继落座。

毛主席身材高大，双肩宽阔，面容慈祥。虽然当时已年近60岁，但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显得十分年轻。他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上已磨起皮毛。

罗瑞卿同志见我只顾望着毛主席出神，便提醒我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主席惊奇地问。

“见过您的相片。”一句话把毛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我均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说我只上过8个月夜校，而现在认识不少字，主要是从工作当中学来时，便递给我一支钢笔说：“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说：“行。”

于是，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然后把笔和本一块儿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然后他抬起头，面向随行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接着，毛主席转过身问我：“家里几口人？”

“35万。”我回答道。

毛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毛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的紧张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

毛主席问我：“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一一作了回答。

毛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我马上说了声：“好。”又觉着回答不妥，就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我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邢台县自西向东，由山区、丘陵和平原三部分组成。抗日战争时期，山区是革命根据地，平原属敌占区，丘陵处于中间地带，敌我双方互相拉锯，属于游击区。因为三个地区解放时间的先后不同，互助合作运动搞得有早有晚，基本上呈梯形向前发展。老区搞得最早。那是在1941年春，郉西县委和抗日县政府为了领导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荒，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出了“组织起来，搞好春耕”的号召，开始在根据地部分村成立变工队，组织互助组，并重点培养了王俊生、郭爱妮等带头开展互助合作的模范个人。1943年春，县委、县政府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并在水门、折户等村搞了变工队改互助组的试点。1944年春，全县对互助合作进行了整顿，肯定了常年互助和临时互助两种形式，提出了“耕三余一”的口号，推广了水门村王俊生互助组农副结合、发展生产的经验，使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得到普及。1945年10月邢台解放后，开始向丘陵区扩展，后又发展到平原新区。

这时毛主席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毛主席一边说，我一边赶忙往本子上记，有时记不下来，就先画个记号。

接着，毛主席问我：“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毛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摩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

毛主席听后，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然后，他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同志打了一下手势说：“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接着他对我说：“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毛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1951年，河北省党代会提出，各县可试办一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简称《决议(草案)》)，结合本县互助合作时间早、基础牢的特点，决定采取梅花布点的方法，适当加快办社的步伐。我们按山区、丘陵、平原三大区域，选择水门、东川口、前炉子等7个搞得较好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于12月中旬赴饶阳县五公村参观了耿长锁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回来后经过1个多月的宣传发动，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先后全部建立起来。由于农业生产合作比互助组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7个社当年秋麦两季都普遍增产。这样一来，一下子吸引了全县农民的视线。群众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场上粮食堆成山。

谈到这里，毛主席点点头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后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

我继续汇报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主席一听，惊讶地问：“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答道：“一个是我县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一个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水门村共有120户，是全县互助合作最早的模范村，群众基础很好。这个村从1946年土改后，就提出土地入股的要求，群众办社的积极性相当高。区里考虑到该村前后十多里、居住较分散、不便进行领导，原想以王俊生互助组为基础，先建一个二三十户的小社。结果会上一发动，第一批就有80多户报了名。邓天贵互助组当时没批准，干脆采取先宣布入社后报领导审批的办法，迫使县区不批也得批，真是动员群众缓入社比发动群众入社还困难。

东川口是个70户的小村，区里原计划以王志琪互助组为主，先成立一个20来户的小社。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几乎全部报名，党支部只好采取“关门”措施，结果两次“关门”也没有关住。后来又开展了一次“倒宣传”，还是没有动摇群众入社的决心。前后只用了1个多月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也就是建社的当年，粮食总产达到27万斤，比上年增长12%。群众高兴地说，要不是农业社，咋能增产这么多。

这时，毛主席点了点头，无比兴奋地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接着，毛主席又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随后，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

毛主席听后明确指出：“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毛主席关心地问：“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毛主席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

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答道：“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毛主席汇报说：“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十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这时，毛主席问我：“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毛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

接着，毛主席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前进，不知不觉已到下午1点。这时，罗瑞卿同志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不讲了，吃饭去。”

于是，我跟随毛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果子酒和4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毛主席先斟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

饭后，我随毛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便又入座听我继续汇报。

毛主席问：“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接着说：“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个，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这时，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这是基础。”

接着，毛主席又问：“《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向毛主席汇报说：“《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也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接着，我又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随后对我说：“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接着，毛主席又问：“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便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6个方面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满意地说：“你们的做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毛主席吃饭，我便和毛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吃完饭后，毛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

饭后，列车将到郑州站。毛主席在会议室对我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主席忙累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毛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抬起头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杨尚昆同志随后说：“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中央最近要将《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下达，具体可按这个文件办。”

接着，毛主席用商量的口气问我：“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能跟毛主席到外地看看，那当然好。可又一想，这样做不合适。毛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还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

于是我告诉毛主席：“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

火车徐徐进入郑州站。我告别了毛主席，下了车。临下车时，毛主席握住我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同时，让罗瑞卿同志打电话派人接我。

我在郑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回县里，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接见的情景，研究了落实的方案和具体措施。我们努力在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全县的互助合作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王志琪进京汇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并把他的汇报整理成文。毛主席亲自修改，命题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还写了分量较重的按语。同年9月，县妇联制定的《关于发展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同样写了按语。以上两篇均收入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不久，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全县927个初级社和33个互助组，合并升级为308个高级社，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岁月易逝，往事难忘。距毛主席的这次接见已整整40年了，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17年了。当年我这个35岁的基层干部如今也进入古稀之年。但是，毛主席接见我时那种虚心倾听基层干部反映和群众呼声的态度、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勤勤恳恳为民办事，兢兢业业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