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著书立说，在我心目中是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虽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总是有很多机会要写东西。想要通过考核或是职称评定，论文、报告、教材等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哪个也少不了。但这么多年下来，对于把自己名字印上封面、独立完成一部学术著作这件事，我一直犹豫不决，总觉得时机和条件还都不够成熟。
什么叫时机和条件的成熟呢？大概就是能够较为系统地把一个问题想明白、写清楚吧。可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过程的，事物本身还在不断地发展，人的思想也会变化。如果还不能充分肯定已经“想明白”，真的可以做到“写清楚”吗？与其这样，不如等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动笔吧。就这么自我安慰着。一直没想好，也就始终没动笔。
了解我的师长、挚友们其实早就看穿了。他们只用两个字就极为生动、传神地诠释了我所有的内心纠结。一是“怕”，二是“懒”。白纸黑字，学术专著，于我的确是有压力的。说来说去，都是因为缺少以著书方式向大众展示自己思想的勇气和胆识。再加上一贯的拖沓作风，总觉得不着急，以后有大把时间去整理那些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结果呢？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
事情一拖再拖，终于无法再拖了。说来奇怪，当一个事情从“可以做”变成“必须做”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讨价还价，没有了回旋的余地，顾虑和借口也就全无用武之地了。没有退路也就只能前进了。
最早接触货币国际化问题，还是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只是很幸运地跟着陈雨露教授和杨明师弟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却让我从此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篇题为《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货币国际化：美元的经验证据——兼论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的论文，主要针对货币国际化收益搭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实际数据具体测算了美元国际化经济利益中可计量的部分（包括1981—2002年间实现的美元国际铸币税收益和运用境外美元储备投资产生的金融业净收益，此外还对1946—1980年间美元国际化产生的金融业净收益进行了估算），并在若干合理假设下使用相同逻辑简要预测了2010—2020年间人民币作为周边区域内重要国际货币之一可能实现的经济利益。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根据中国期刊网的统计，该文迄今被引用260余次，下载近6000次，被视为国内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奠基性文献之一。
十年前，我们的结论是：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如果仍然继续为其他货币发行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国际铸币税收益和金融业收益，无疑是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损失了自己享受巨额货币国际化利益的机会。这是一个国家间相互竞争货币国际化利益的研究视角。但是由于“货币国际化利益的存在并不构成谋求货币国际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仅仅从积极的国家利益竞争的角度出发，恐怕尚不足以论证“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一命题。
也是机缘巧合，之后几年在参加社科基金重大委托攻关项目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对国际金融危机、特里芬难题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研究进展有时断断续续，理论发现或显零零散散，但长期积累下来，一个观点却越来越清晰：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摆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公正性危害、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有效途径。这实际上从防御视角出发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与十年前“利益竞争论”观点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论据支撑：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首先是因为可以实现“自保”，其次还在于能够“获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对中国有利，还可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这是连续四年组织和撰写《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而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一超多元”的现行国际货币格局下，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受外部冲击而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另一边是居于世界经济和金融核心地位的美国，由于缺乏约束机制，的确可以利用美元霸权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次贷危机扩大化、美国推行及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广泛影响等，都是美国利用美元主导地位实现危机转嫁和政策溢出的有力证据。全球经济和金融过度依赖美元是当前牙买加体系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引致全球经济失衡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关键。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要在中短期内防范和管理危机，有效保障国家财政金融安全，还必须在战略选择和制度建设上找到解决之道。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有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缺陷。
如果从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点跨境人民币业务算起，人民币国际化实践至今仅有五年时间，却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创设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来衡量，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执行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官方储备等职能的实际程度从2009年底的0.02%已经提高到2014年底的2.40%左右。 [1]人民币从一种新兴货币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市场份额创历史新高达到2.17%，距离日元的2.69%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一带一路”规划顺利落地，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正常开展业务，只要没有重大不利事件发生，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年，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就将超过日元和英镑，跻身主要国际货币的行列。
2014年下半年，涂永红教授与我合作完成了名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思考和道路选择》的一组文章，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讨论中我们都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在实践中成就斐然，但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却可能不以为然或是不置可否。有人强调信用货币国际化注定是死路一条，人民币国际化也终将失败，何必多此一举劳民伤财。有人觉得是为时尚早，放着那么多国计民生的困难还没有解决，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还难以承担国际货币发行的责任与风险，现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浪得虚名的冒险之举。有人批评人民币国际化是“无证驾驶”、“违章操作”，认为没有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哪里来的国际货币资格，或是认为在贸易顺差条件下推动货币国际化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如此种种，表明货币国际化研究有着很大的理论空白，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价值和道路特征的阐述还都远远不够。
《“新特里芬难题”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一书，记录了近些年来我在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研究中取得的点滴进展。与其说是学术成果，还不如看作是个人在研究工作中所思所想的一个总结。感谢《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项目，让我多年来持续关注这一主题，从历史经验和理论文献中不断挖掘新的思想火种，在整个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连绵成片，逐渐照亮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当下和未来。
战场上，争夺战略要地的作战总是特别激烈，双方指挥官都会下达“猛攻”、“死守”这样的极端命令。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意义都极为重大，失守就将被动挨打，控制制高点才能占据主动。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要不要打的问题，必然是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当然，在确保拿下目标的前提下，付出的代价越小越好。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摆脱本币弱势地位造就的“危机原罪”的唯一途径，是纠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公正性的有效办法。如同争夺战略要地一样，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没必要做”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必须完成的战略目标。现在争论的重点，不应再是要不要人民币国际化，而应是怎样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弯路能不能少一点？代价能不能小一点？风险是否可控？冲击可否化解？
本书致力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必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当前应该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过，书中给出的只是个人研究的心得体会，既不是标准答案，也不会是最终答案。由于水平有限，其中难免有错误或偏差，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获“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4XNQ002”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王芳
2015年3月于北京
注释
[1]由于部分统计数据获取的滞后性，2014年底RII数值为估算值。2013年底RII实际值为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