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划时代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促进了各国人民群众的觉醒，推动了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腐朽、反动的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革命出现高潮。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革命时机迅速成熟。1917年3月（俄历2月），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史称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成功后，工人和士兵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国家政权很快落入到由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手中。4月，列宁结束了长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和计划，明确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11月7日，在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圣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的决议案。随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消灭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社会，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开启了人类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全球，极大地震撼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它向全世界宣告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

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只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无论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阵线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深刻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它首先突破了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汇合在一起，极大地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由此，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互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共处的新格局。

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比如，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和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苏维埃政权。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再如，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韩国、缅甸、菲律宾、印度、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土耳其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下，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2.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方向上，在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给予中国人以“精神上的影响”，“催速了中国革命的实现”（注：《董必武选集》，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抉择。

首先，十月革命促使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尚处于零星和不系统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国新的出路和希望。他们开始抛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追求和崇拜，转而传播、学习和研究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为例。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热情地赞扬了十月革命。他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225、226、228页。）。“新文明之曙光”、“世界的新潮流”，既体现了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大力讴歌，也表达了他对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热情期待。同年11月至12月，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进一步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认为：“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注：同上书，263页。）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新纪元》中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注：同上书，268、266页。）。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

以李大钊为代表，“五四”前后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相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利用高等学校讲坛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辩论，有力推动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体表现为：一是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形成。二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创办与涌现。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指导思想。

其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走俄国人的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一度陷入了疑惑与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其一，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苏俄和社会主义产生信任与好感。

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人对其更多是从开阔视野和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作出反应的。比如，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八日伦敦电：俄国公报云：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并分土地与农民及召集民选国会。昨日下午，军工代表会开特别会议。会长特罗兹基氏，宣称临时政府不得存在，大员数人已逮捕，昨日国会业经解散。”（注：上海《民国日报》，1917-11-10。）1918年上半年，中国报刊对十月革命的报道渐取肯定态度。《劳动》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注：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载《劳动》第1卷第2号，1918-04。）5月，《民国日报》发文不仅肯定俄国十月革命，而且要求中国效法俄国。文章称：“俄国数千年之专制政府亦为提倡和平之列宁政府推翻，行见东亚大陆将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并强霸之主义决难实现于今日矣。俄国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定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注：上海《民国日报》，1918-05-27。）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5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这些说明，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日益取赞同和讴歌的态度，这有利于中国人接受和采纳十月革命的道路。

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多次宣布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比如，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指出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其目的“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宣言》重申：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苏维埃政府准备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宣言》还指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注：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138~139页，内部版本。）

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与西方列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恶劣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先进的中国人在对十月革命的理性认识与热情讴歌中，毅然抛弃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崇拜和追求，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决定以俄为师，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1页。）

其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近代以来，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进行了艰辛探索，但是直到十月革命之前，仍没有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相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就在中国人犹豫彷徨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了，使“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0页。）。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面目”的变化，既表现在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真理，又表现在中国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同上书，1471页。）十月革命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通过工农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国情与俄国相近，自然俄国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比如，李大钊指出：“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再如，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注：《蔡和森文集》，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注：同上书，51页。）。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表示同意其看法，并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注：《毛泽东书信选集》，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可以说，中国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示范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过程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一条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再次，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给中国革命以方法论启示：中国革命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广泛发动工农群众。

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长期斗争，充分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才赢得了胜利。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在介绍和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它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他们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俄国共产党式的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动态和经验。1920年11月，陈独秀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00页。）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称赞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因此，“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他认为，“团体的训练”，即成立“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269~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显然，这里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俄国式的共产党。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青年骨干也在始终关注和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与启示。以毛泽东、蔡和森、李达为例。

1919年7月，毛泽东指出：“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注：《毛泽东早期文稿》，339、341页。）。在这里，“民众的大联合”，即像俄国一样，实现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各个群体的广泛联合，以对抗大地主大资本家，开展阶级斗争。

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频繁通信，交流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8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器”，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必须先组织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注：《蔡和森文集》，57、51页。）。他还预料未来中国革命，“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但不愿意毛泽东加入，而是期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还主张：“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同上书，52页。）。这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俄国式的共产党的目标。对此，毛泽东于12月1日回信蔡和森，对其该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注：《毛泽东书信选集》，8页。）。毛泽东还在9月5日的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他指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07~508页。）应该说，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十分准确和精炼的。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认识，与其始终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密不可分，与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事件和客观事物密不可分。

1922年，李达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的”，“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注：《李达文集》，第1卷，133、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在此，李达充分强调了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不可否认，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主张并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来源于十月革命的启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苏俄建设的成就在中国得到系统宣传介绍，使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十月革命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价值，普遍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从而不仅将宣传俄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就作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并且将宣传俄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就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指导作用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坚定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信念。这在“五四”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刊物中有鲜明体现：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到第9卷第6号，“马克思主义宣传”、“俄罗斯研究”等专栏的文章共45篇，其中42篇与苏俄有关，占文章总数的93%；《共产党》月刊共出版6号，发表文章45篇，其中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的文章达29篇，占文章总数的64%。另据统计，仅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报告中提及的在中国印刷出版的小册子，就有《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俄国共产党纲领》、《劳动法令》、《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工会》、《共产党纲领》、《苏俄的教育》等10多本。对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来说，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就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经验的介绍，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这种介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必经步骤，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加速了从西向东系统传播的历史进程，为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提供了理论借鉴，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总之，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外部环境，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生了深刻变动和重大转折。他们逐步认清了西方列强的本质，放弃了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这实际上已经开启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