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工作十分重要。如何及时有效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是摆在党面前的重大难题。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后，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党的宣传工作任务随即发生转变。为此，党领导组织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快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1.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54年秋冬之际，文化理论界围绕《红楼梦》研究问题，对俞平伯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批判运动。从本质上来说，这场运动也是党为整合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2年9月，俞平伯把30年前的旧作《红楼梦辨》稍加修改，以《红楼梦研究》为名出版。1954年3月，他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由于俞平伯在红学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因此他的文章也引来各方关注。1954年9月至10月，山东大学的两个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合作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实，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议，在文艺界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9月中旬，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江青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转载此文。但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认为，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并且，《文艺报》在转载时还特意加了编者按，指出：文章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显然，《文艺报》虽转载了李蓝二人的文章，但并没有把批评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是温和地限制在学术批评范围。

但这场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主管文艺宣传的负责人，以表明支持两个青年对俞平伯的批评立场。他在信中指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是“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5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对于此前各大报刊不予转载这篇文章，毛泽东非常不满，批评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574～575页。）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很快下达到文艺宣传单位。10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的信件指示，与会者检查了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周扬、郑振铎、茅盾、冯雪峰、邵荃麟等6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清算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

党的领导人主动介入文艺争论，明显表现出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决心。这使得批判运动走向更大规模。从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先后召开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文艺报》的主要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委会。在12月8日的会议上，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是一场“对敌斗争”，“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斗争，我们的目的是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的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注：郭沫若：《三点建议》，载《人民日报》，1954-12-09。）。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各地的文化教育部门、文艺团体和各民主党派也纷纷举行了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从而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思想批判运动。

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红楼梦讨论集》共四集，收入讨论文章129篇，近100万字。该书集中体现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成果，它从不同角度批评了俞平伯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批判文章认为，虽然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作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但他承袭了胡适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断定《红楼梦》一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二是作“情场忏悔”，“是为十二钗作本传”，即所谓“自传”说、“钗黛合一说”，认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是“色”与“空”及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批评文章认为，俞平伯割弃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认它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试图用繁琐考证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注：参见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4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发起的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运动。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凭借政治批判的方法，对文艺理论战线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清理，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另外，借助“红学”的知名影响力，这场批判运动很快影响到全国学术界乃至普通群众，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随着对俞平伯批判的深入，他的老师胡适就不能幸免。正如嵇文甫指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是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注：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载《新史学通讯》，1955（1）。）从根本上来说，批判俞平伯是批判胡适的前奏，前者只是引子，后者才是目的。这样，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对象从俞平伯便走向了胡适。其实，早在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之时，理论界就有顺带批判胡适的声音。10月2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讨论会后，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中就反映到：“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587页。）

事实上，胡适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及地位也确实不容小视。1954年11月28日，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谈话中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它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注：《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1辑，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由此可见，胡适及其思想代表着社会上很大一股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庭抗礼的一大学派。

在此背景下，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九个方面，每项成立一个小组负责：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召集人艾思奇），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庐），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召集人范文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召集人冯友兰），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召集人黄药眠），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达），《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召集人张天翼），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召集人聂绀驽）。精心组织学术界系统批判胡适学术思想，其目的也就在于全面肃清胡适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但鉴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影响力，仅靠学术界的批评很难收到预期效果。为此，中共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开展一次批评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并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901页，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如此，就把批判胡适思想与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紧密联系起来，更加明确了思想斗争的任务和目的。

在此基础上，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再次强调：“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于是从1954年12月底起，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全国各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各地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评文章。1955年三联书店还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收入文章150多篇，200多万字。

总体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清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对党的各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并使其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辨别和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好地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势必流于片面和简单化，使思想、学术上的观点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注：《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28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为增强执政合法性，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党除了大力批判敌对意识形态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内部不同文化思想的整肃。由于二者的敌我性质不同，具体采取的解决手段也不相同。但是因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缺乏正确解决两类矛盾的经验，因而在处理后一类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主要表现在对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问题上。

胡风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主张“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他是长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进步文艺理论家、诗人。作为一位有鲜明个性的文艺家，胡风的不少思想观点在文艺界一直有争议。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争议仍然不同形式地存在着。1952年文艺界整风之时，胡风写了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学习，为了实践》，但文艺界有关领导没有同意发表。相反，同年5月25日，舒芜一篇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却在《长江日报》上予以发表。文章一面对作者在过去文艺思想上所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错误作检讨，一面又向人披露：“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这等于不点名批评了胡风。

值得注意的是，6月8日，《人民日报》对舒芜的文章作了全文转载。编者按中肯定了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界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体”。官方媒体的介入，预示着文艺界的争论已经超出原来的范围，将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大事件。

在此背景下，9月25日，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篇《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指出：“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舒芜的文章开启了批判胡风的先河。9月至12月，北京先后举行了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在“讨论会”上，胡风曾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作出解释，与会的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金麟等先后发言。胡风应大家的要求，对“现实主义”和“主观战斗精神”等问题作了检查。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还曾与胡风有过两次长谈，但均没有达成共识。

“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报》分别于1953年1月和2月，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进行了公开的批判。这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犯了“根本性质的错误”，“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针对一位人民文艺工作者，主要报刊频频发表批判文章，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它也进一步表明此时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来肃清不同意识形态，以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强烈意愿。

在大批判中，胡风受到了巨大压力。一年以后，1954年3月至4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提出增强党的团结，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在党内政治环境略显宽松的背景下，胡风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朋友们的支持、协助和参与下，写成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6月，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题于7月22日呈给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通过他呈送给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全文共近30万字，故称“三十万言书”。这是胡风对之前公开批判自己的看法，并陈述了他对改进文艺领域工作的意见。可以看出，胡风在当时虽对主流文艺不满，但对党仍旧充满信任。

不过，在当时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背景下，胡风文艺思想问题也被一并提升到政治高度。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否定了胡风的“意见书”。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28~29页。）党中央随即予以指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长时期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产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要把批判胡风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斗争对待，作为党对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注：参见上书，23页。）应该说，党的公开批判不仅把胡风的文艺争论问题定性为敌我矛盾，更是把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由此将胡风本人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

在此过程中，舒芜再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月1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同时，舒芜还主动交出了胡风与他之间的私人通信。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题名《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连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于5月9日一起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亲自为之写了“编者按”，把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他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37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共包括“胡风集团”成员的信件135件。1955年6月，这三批材料编印成书，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再度题写了序言。

此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并很快演变为一场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造成错案。1955年5月16日，公安部逮捕胡风。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胡风。这一冤假错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纠正。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中共在文艺理论界开展的这场批判运动，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如有学者事后指出：“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这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思想争论的性质，应当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判自由的规定，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正常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的解决。当时这种把文艺思想的争论当做政治斗争来进行的做法，特别是根据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就把胡风及与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做‘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注：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51~152页。）

3.重建意识形态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状况，中共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来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应该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导的必然举措。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去主动占领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那么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则必然会去占领。这一时期党在意识形态构建中取得了积极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第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唯物史观认为，阶级社会里存在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集中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4页。）“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其在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工作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展开斗争。正如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更为重要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注：《刘少奇选集》，下卷，82页。）。因为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努力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这既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更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需要。

但也应该看到，执政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还缺乏经验，容易以革命年代的思想模式来管理思想文化工作，把政治批判和阶级斗争引入学术问题的争论。这一时期对俞平伯、胡适、胡风的批判，虽然在当时消除了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完全以政治为导向的社会批判却不遵循学术争论的规律，更没有以健全的法制保障被批判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第二，注重领导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长的，阶级斗争、群众路线是战胜敌人和取得政权的主要经验。但意识形态工作毕竟不同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它属于精神世界中很复杂的问题，因而不能简单地采取批判运动来解决。正如1950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注：吴建国等主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21页，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三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急剧变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的主题。特别是经过批判俞平伯、胡适、胡风之后，学术思想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得到清理，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发扬。但是在取得历史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采取社会批判的途径来解决学术思想问题，也带来很多消极的后果。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政党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认真地加强和改进对文化艺术及学术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不仅需要在指导思想上，而且需要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严格地遵循文化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采取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民主的方式，正确而又耐心地引导作家和文艺家，使他们通过自身的思想实践和艺术实践，自愿接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自觉地纠正某些不良的思想倾向，不断朝着健康和进步的方向前进”（注：《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289页。）。

第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为巩固国家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正如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注：《刘少奇选集》，下卷，86页。）这一时期，党开展了一系列国家治理措施，均灵活地把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既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又收到了思想改造的成效。例如土地改革中进行反封建的教育，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行革命教育，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反帝爱国教育，“三反”、“五反”运动中进行廉洁守法教育，等等。

这一时期党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也是如此。批判俞平伯、胡适和胡风，是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项十分巨大复杂的事业。这是因为它要消灭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比民主革命造成的社会震动要深刻得多。因此，要完成这一历史巨变就必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战线上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在人们头脑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以代替资产阶级观念。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成功和胜利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