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既有的讨论：人们忽略了什么

国内外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相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功地实现改革中的经济增长问题时因侧重点与视角的不同而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讲，不外乎初始条件说和改革方式说两种观点。那么，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初始条件的优势还是改革方式的良好选择呢？

就前者而言，经济学家在强调初始条件的比较优势时似乎过多地强调了静态的或者改革开始时某一时点的情形。比如，在改革开始的那一刻，中国经济处于低工业化的水平，农业吸收了劳动力的71%，而苏联40%以上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国社会保障网络只覆盖了仅占总人口20%左右的国有部门职工，而苏联的社会保障则几乎覆盖了全体人民。这就意味着，中国具有“落后的优势”。同时，在改革开始的那一刻，中国经济的中央计划程度和中央控制水平远低于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中央政府通过计划分配了约6万种不同的商品，而在1978年的中国，相应的数量只有600种。即使在计划经济处于巅峰状态时，农村仍然有大约3万个活跃的市场。基于此，中国便获得了在进行部分与分段改革时仍可保持迅速增长的余地与空间。据统计，1986—1995年间，苏联、东欧（包括蒙古）的GDP年均下降6.8%，而1978—1995年中国的GDP则年均上升9.4%。这样，就没有必要打破原有资源存量的配置结构，避免存量调整导向的激进改革，而把资源增量配置到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非国有部门（世界银行，1997，p.16，1996，pp.18-20；樊纲，1996，pp.158-163；林毅夫等，1994）。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农业部门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改革类似于正常的经济发展，即是一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而在苏联、东欧，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业已完成，因此它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调整，即减少低效率和受补贴工业部门的就业而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的就业机会。相比之下，正常的经济发展总是要比结构性调整来得容易（Sachs和Woo，1994）。但是，经济学家在强调初始条件的重要性时，却似乎很少有人提及货币化水平差异这一重要条件。[1]依照我们已有的讨论，货币化水平的差异对改革过程及其绩效尤其是改革中的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国家财政在改革中的急剧下降与货币化收益因素，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初始条件与改革方式之间具有某种紧密的逻辑联系。

或许正是由于人们在强调初始条件时，没有考虑货币化水平的差异，因此金融因素就不能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而事实则是，在改革过程中，随着财政支持型经济向金融支持型经济的转型，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显著。显然，忽略掉金融因素（或把它放在次要地位）来讨论改革中的改革与增长问题是不适宜的。也正是如此，改革方式观与初始条件观出现了冲突，因为双方都忽略了货币化或金融因素，所以本来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问题就被人们看成是不可调和的了。殊不知，若引入金融因素，改革方式的差异（渐进与激进）正好可以归因于初始条件的差异。

就中国之所以实现改革中增长的改革方式而言，学术界有很多观点。就改革方式而言，大概可粗略地区分为“体制外”（或计划外）增长方式与“体制内”增长方式两类。但综合来看，又可以把它们归拢到“双轨渐进”的表述之下。但不管哪种观点，都没有考虑金融因素这个变量，或者说在理论分析模型中，金融因素没有被作为主要变量来处理或者干脆被假定掉了。比如，诺顿（Naughton，1994）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策略是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体制上双轨制的存在使得中国改革后的经济逐步获得了来自体制外的增长。其中的奥秘在于，原有的国家垄断在改革中有所放松，从而使新型部门得以进入，由此创造竞争，反过来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完善，结果，双轨制的存在使中国的改革过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樊纲（1994）认为，中国渐进改革的要害在于，不先触动国有体制，而是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新体制，从而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支持体制的平稳过渡。

总之，计划外增长理论与体制外改革理论都偏爱计划外部门产出对改革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但问题是，在计划外获得增长和体制外展开改革的同时，计划内和体制内的增长是如何维持和不致迅速下降的呢？事实上，体制外改革理论没能对体制内改革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中国的体制外改革理论只看重体制外部门的增长，而体制外增长中金融支持的成分又不高，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金融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体制外改革理论忽略掉金融因素的原因大致在此。

张军（1997）试图解释体制内增长的渐进改革意义，他认为，用体制外或计划外部门的存在与增长固然可以解释中国的成功，但却无法揭示苏联的经历。因为，苏联在1985—1989年间也曾形成过体制外部门，但却没有获得计划外增长。因此，他把视角转向了国有体制和计划内增长，即在双轨制改革中，计划内的增长或者说国有部门的生产是如何维持的。中国的双轨制之所以成功（苏联的双轨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在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配额约束下的价格双轨制（而苏联则没有）。体制外成功的基础之一是能够在改革初期保持体制内的平稳过渡，如果没有体制内的平稳过渡，体制外经济仅靠体制内的“供给流失”获得发展，就难免会出现改革中的“L形”增长。而要保持传统国有部门的生产在改革中的平稳发展，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保障国有部门内部的计划配额得以强制执行。有了配额约束，非国有部门无论如何只能以市场价格来获得计划外的产出或投入品，而不至于靠挖国有部门的墙角来发展（p.206）。

可以说，张军关于政府能力与保持配额约束的解释是切中要害的，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也正是把这一点作为讨论金融支持之所以得以实现的关键变量来看待。无论如何，张军从墨菲（Murphy）等人的“投入品流失”理论中直接引申出配额约束理论弥补了计划外增长理论的不足，具有重要价值。不过，我们原本设想，既然这一理论开始关注体制内问题，那么金融因素将被引入。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在他建立的“一个修改的主导部门模型”中（p.247），却没有对金融因素给予应有的考虑，尽管他在强调补贴问题时提及了国有企业继续有权获得政府银行提供的廉价信贷情形，但在模型中却没有专门加以处理。如果考虑到金融补贴对体制内平稳过渡的重要性，这种简略就是不应该的。尽管模型本身并不会因此有缺陷，但解释能力却无疑打了折扣。

尽管配额约束理论模型已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在过渡时期中国的国有工业部门能保持生产的增长，但若进一步问及这种增长是靠什么支持的，如果回答是靠补贴，那么在财政迅速下降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维持补贴的呢？而且，体制内增长难道仅仅发挥了保持体制平稳过渡的作用而没有支付相应的成本吗？事实上，在维持体制内平稳增长的同时，经济改革把一个沉重的包袱甩给了金融部门。既然如此，这种配额约束只是转移了而不是分解或消化了改革风险与改革成本。若从总体改革过程看（配额约束理论只注意到了国有工业部门的改革与增长），这算不算改革的成功呢？或许可以这样看，总体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等到金融改革有了某种结果后才可以下最后的结论。

既然如此，对于持改革方式观者而言，初始条件就不是可以随意忽略的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初始条件必须是考虑了金融因素的初始条件，也就是说，一旦金融因素被引入，初始条件就是重要的。事实上，如果把视角从国有经济部门调整到整个经济改革过程时，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就会立即凸显出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应把局部均衡分析扩展到一般均衡分析。或者说，我们需要发展一个包含金融因素的体制内增长模型。在体制内增长的微观模型中，出于讨论的方便，只能把初始条件视为外生变量，正如张军（1997）本人所认为的那样，对于经济改革本身来说，这些初始条件的差异显然是外生的因素，而外生的因素不会成为影响改革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它会与一些内在因素相互作用（p.308）。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些外生因素进行内生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一些外生因素一旦转变为内生因素，就会改变分析的结果，并使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科斯和诺思等不正是在把新古典框架视作外生因素的交易费用和制度作了内生化处理后才引发了经济学空前的革命吗？由此也意味着，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不断地把外生因素内生化的过程。对于一个处在变革中的经济制度而言，最深层的问题往往隐藏在一些外生变量背后。

现在不妨讨论一下为什么一旦引入金融因素就使初始条件变得重要起来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体制内增长在改革中的维持是基于政府的配额约束，其中信贷配额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比如，国有企业（体制内）的平均负债率接近80%，其中80%的企业达9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银行注入国有企业的净资金流量高达GDP的7%~8%（张杰，1997a）。另据肖耿（1995）的研究，在中国每年新注入的生产与投资资金中，预算资金的份额由1972年的92.3%下降到1991年的24.2%，这种减少在流动资本中尤为显著，即由1972年的57.5%下降到1991年的0.6%。而国有银行在新注入的资金中所占份额则由7.7%上升到75.8%，其中，流动资本占比由42.5%上升到99.4%。依据我们的测算，到1996年国有银行新注入的生产投资资金占比为84.6%，其中流动资本占比为99.3%。更为详尽的情况请参阅张杰（1998，表4—1）。可以说，如果没有巨额金融支持，体制内的增长与体制的平稳过渡将无从谈起。

那么，如此巨额的金融资源来自何处，又是如何配置给国有企业的呢？根据我们已有的讨论（张杰，1997a），由于存在一个货币化区间，伴随着改革的推进，经济中产生了大量的货币化收益，尤其是金融剩余（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存款），同时国家也具有控制与配置这些剩余的能力，货币化区间与国家的控制能力正好构成中国改革相对于苏联、东欧的特殊初始条件。正是基于这种初始条件，才保持了国有部门在改革初期的增长与双轨过渡（渐进主义）的成功实施。国家之所以能够采取配额约束，首先是因为具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条件尤其是金融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国家会凭什么采取这种方式，即便是在主观上想这样做（因为符合其资金最大化目标）。苏联的渐进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并不是因为改革方式出了什么错（即没有实现配额约束），而是当时的初始条件或者外生条件诸如金融剩余的缺乏（尤其是居民储蓄的迅速下降）与国家控制能力的削弱等不允许其采取这种方式，而不是人们不愿意采用和接受这种方式。在财政能力迅速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与苏联、东欧都是如此），配额约束的维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剩余与国家能力做后盾。也就是说，配额约束的实施不是免费的，它需要支付巨额的成本。因此，首要的同时也是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支付得起这个成本，以及有没有支付这个成本的得力机制，然后才是怎样实施配额约束的问题。

这样，更为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中国特殊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双轨过渡方式的顺利推行。显然，初始条件与改革方式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绝非非此即彼。初始条件是双轨渐进改革在中国（而不是在苏联）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改革方式则是改革中获得增长的实现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改革中的经济在选择改革方式时不受当时任何一些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而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新古典框架中进行，那将是不现实的。世界银行（1996）曾正确地指出，初始条件和体制特点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转型的结局与政策不同的原因。正确的改革方案组合必然反映出初始条件，因此不能在像中国和苏联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间简单地移植（p.21）。也就是说，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改革绩效，并不是改革方式选择的对与错，而是一些无法移植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不用说，初始条件（即制度因素）往往是无法移植的。就比如，橘树之所以无法从南方移植到北方，并非橘树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北方与南方的初始条件（比如气候与土壤等）存在差异。

注释

[1]世界银行（1996）的一份年度报告曾经提及中国与苏联的货币化水平在改革初期的差异（p.21），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这种差异似乎对有关中国改革路径问题的讨论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或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