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结论

本章旨在探究中国渐进改革路径形成的金融原因。若从理论史的角度考察，既有的绝大部分改革理论往往把注意力投向导致不同改革方式的非金融因素，而对金融因素有所忽视。本章的讨论则表明，金融因素尤其是国有银行制度的存在是解释中国之所以选择或者最终能够选择渐进改革方式的关键性原因。

居民储蓄率对改革方式的影响是本章首先关注的。从经验数据直观地考察，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改革道路差异可以由其悬殊的储蓄率来解释。实际上，居民储蓄率的差异综合反映了居民收入的增长程度、居民对国家的信任水平以及是否存在一个适宜的和有效率的银行制度等多方面的状况。

改革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却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储蓄的增长。若给定收入的增长，则居民对国家的信任直接决定着储蓄倾向的高低。在改革时期，能让居民信得过的国家必须拥有一个富于控制力的强政府。本章的分析也恰好表明，改革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与其所在国的政府可信度紧密相关。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必然要经历一个国家财力的下降过程，并同时面对一种逐步分散与多元的储蓄格局，而要应付这种格局，就更加需要一个拥有日程安排权的政府。若否，改革进程将会迅速失控。

若从本章所特别关注的金融角度来看，一个受政府控制且为居民所信任的银行制度的存在当为拥有日程安排权的政府题中应有之意。如果我们可以认定国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对改革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而它又需要国家的资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包括财政的和金融的两个方面。问题在于，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的财政迅速下降，因此对国有经济的资金支持就取决于金融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国有银行制度的存在就成为渐进改革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一命题，本章随后建立了一个考虑金融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通过此模型，在渐进改革与国有银行体制之间确立了初步的逻辑联系。由此得出的结论既在情理之中，又出意料之外，即标准的商业银行体系无法与国家维护体制内产出增长的偏好与努力相吻合，这同时意味着，国有银行的过早商业化不符合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