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老老实实做人——纪念李文海同志逝世一周年

杜厚文[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每当想起这位可敬的老领导，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怀念。

我和文海同志共事始于1992年。当年我被任命为副校长，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与文海同志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当时，学校领导在平房办公，每人14平方米，没有空调，每人一台电风扇；没有岗位津贴，大部分教师出身的校领导都从原单位拿工资，无一人除外。文海同志很少出国，因工作需要偶尔出国，大多数情况还都是对方负担费用，但这并没有影响人民大学与其他国家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在文海同志主政期间，人大与世界上几十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人民大学教师出国进修访问、从事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

1992年对全中国和人民大学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人民大学来说，南方谈话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会。大家知道，人民大学是在我们国家处于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学校管理等等都与计划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南方谈话对人民大学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方向性的，如何实现人民大学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摆在人大人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文海同志领导全校师生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做了不懈努力，认真抓了人民大学教学与科研改革。

首先，文海同志抓了教材建设。他提出南方谈话是一场思想革命，要使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大脑。人民大学的教材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的发行量累计达上千万册。南方谈话后，我们提出了修改100种教材的任务，到1994年底，实际完成260多种教材的修改任务。影响较大的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黄达主编的《金融学》、陈共主编的《财政学》、陈先达主编的《哲学原理》、法学院主编的《法学原理》、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马列学院编写的《邓小平理论》等等。其中，有的教材迄今仍是全国优秀教材。

其次，进行专业的调整。根据社会需要增加一些新专业，如国际贸易、环境经济、房地产经济、社会工作、知识产权双学士、企业管理双学士等，还将“计划经济”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权运动”改为“国际政治”专业，增设了公共管理学院，等等。

再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段时期，由文海同志带队，学校教学管理负责人参加，到各院系调查研究。针对各专业前沿发展状况、骨干教师培养情况、各院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组织各学科的骨干教师进行座谈，及时解决问题。除了在本校调查研究外，还组织教师到社会上参与调查和实际工作。如工业系教师到上海宝钢集团任职锻炼、到云南卷烟厂锻炼，农经系教师参与三江平原环境治理、河北落后山区改革，国民经济管理系教师到郊区各区、县参与制定发展规划，等等。

人民大学的教学改革在文海同志直接领导下，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受到教育部领导的重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同志在多次会议上说：“人民大学进行了认真的、扎扎实实的改革。”远清同志还拨出专款，支持人大的教学改革。

作为一名学者，文海同志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史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他本人在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中国灾荒史等领域科研成果丰硕，学术造诣很高。文海同志最突出的特点是：事必躬亲，从来不沽名钓誉，不虚张声势，不用助手，所有的科研成果都是他自己动手，哪怕是报纸上一篇千字文，他都不要别人代笔，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前年春节我们相见时，我发现他脸色不好，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工作很忙，戴逸教授让他看稿子，并提出审查意见。他说，戴逸教授是他的老师，而且戴逸教授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没理由拒绝老师的嘱咐。为此，文海同志在不长的时间内看了几十万字的稿子，写了十几篇共约十万字的审查意见。我听后，感到这样大的工作量放在中青年身上都已过量了，何况是一个80岁的老人呢！文海同志是累死在科研的第一线，累死在他喜爱的历史学的研究工作之中。

文海同志对我校科研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1997—2000年，教育部为了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打算在全国高校中建立100所重点科研基地。文海同志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为此，他几次组织召开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加以研究。他认为，我国文科研究力量较强，应充分发挥文科在国家改革与发展中的智库作用。针对人民大学，他提出人民大学应把建立重点科研基地作为改革我校科研体制与发展创新科研队伍的有利机会，使人民大学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在科研基地建设过程中，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发扬民主，实现体制创新、观念创新、机构创新。他对申报基地的各单位名单逐一审查，并亲自参加了部分基地的预审会、评审会。由于各单位的有力领导和重视，我校有11个单位被批准为创新基地，成为全国最多的学校。

文海同志是人民大学负责人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他对人民大学教学与科研的贡献，连同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一样，将永远留在人大人的心中。

哲人已逝，正气长存。

文海同志，一路走好。

注释

[1]杜厚文，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1992—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