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治校，忠昭玉宇
忆文海——难以忘却的九年共事岁月
黄达[1]
转眼之间，文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要不是校部的同志提醒，我也没有想到周年祭这么快地即将到来。
文海同志的专业是中国历史，我的专业是货币、银行，专业距离远，虽然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30多年，但没有什么直接交往。1985年暑假调整学校领导班子，袁宝华同志来校出任校长，我作为老班子里的副校长，留在新班子里协助宝华同志工作；文海同志进入新的校领导班子，任副校长。这是我们在校部共事的开始。1994年暑假，我作为校长离任，文海同志接任校长。这是我们在校部共事的结束。从始点到终点，整整九年。
开始的两年多，我们两人之间的协作主要是在学校行政管理方面。应该说，行政方面的大事，我大多首先找他商量，统一认识，然后再在全体领导班子中酝酿。这包括：
——明确规划学校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必须是：实事求是地弄清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可能，不说空话，不说大话；
——明确人民大学要在中国高等教育阵地上立足于前列，其基本指导思想必须是依靠高的学术水平和高的教学质量，而不是希冀特殊照顾；
——在教工队伍建设方面，明确基本指导思想应是：把补充年轻有活力的新鲜血液放在首位考虑，要重素质，不追求数量，要建造和保持学术民主氛围和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明确行政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必须克服靠领导，特别是靠一把手一时一事临时判断的决策程序，要建立有职权划分、有办事规程的一套规章制度；
——明确必须加快调整学校中层领导班子，应该把扶持新的一代接替老的一代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这些方面，应该还有一些方面，但一时想不起来了，记得我与文海同志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能够协调一致，对于克服当年学校的困境是很必要的。
在这一段，还有一个学校归属的大问题。当时，作为副总理和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感到人民大学的财力不足，按当时体制，由教委解决有困难，如归属国家经委，则不难解决，因而提出人民大学归国家经委主管。袁宝华老校长当时认为人民大学直属国务院，并由经委代管，是比较理想的安排。领导是好意，但我与文海同志对于学校领导体制的变化存在共同的疑虑：如果直属国务院，学校地位提高，也许有好处，但能否落实，未知数太多；至于由经委领导，前景难以把握，恐怕还不如处于教委领导之下。但无论是我还是文海同志，都难以直接反对，只能随事态的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领导体制更迭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尽量小一些。文海同志思想致密，能保持情绪稳定，所以在1986年1月29日李鹏同志亲自主持，专门讨论人民大学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国家教委办公会议上，我请文海同志专注记录。会后文海同志整理出一份翔实准确的《在听取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汇报时李鹏、何东昌同志的讲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份记录文件。从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出，领导体制更迭问题甚多，难以决断。事实上，人民大学的归属问题，在这次会后就挂了起来，不了了之了。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两人合作应对的一件值得记下来的事件。
1987年10月，文海同志当选学校的党委书记，我们两个人就进入了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党政关系”的格局之中。在这期间，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政治压力大，人们的思想认识易于产生分歧的岁月。那就是从1989年政治风波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得到贯彻的这一段期间。
开始于1989年4月的学潮升温，到当年暑假后的复课和恢复教学秩序，这期间涉及对政治风波性质的认识，涉及在学生建立独立指挥中心并走出校门在天安门安营扎寨的形势下如何把握、处理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涉及对于政治风波中种种善后问题如何妥善处理等问题。在那段期间，应该说，从上到下，从校外到校内，从学校各级领导到教师、到同学、到职工，存在不同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风波之后的两年，对改革，上上下下，内内外外，也使人感到摇摇摆摆，分歧意见明显，学校工作缺乏稳定的环境。
在这期间，我作为协助袁宝华老校长主持学校日常事务的副校长，实际是并非一把手却要对学校负责的“准”一把手。可是，无论是北京市委，还是国家教委，布置指导学校具体方针、做法的会议，大都是通知学校的党委书记参加，由党政一把手共同参加的会议则次数较少。在平时，大体精神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知，参加会议的多少，不会导致信息的大不对称。而在政治局面紧张的时刻，由于形势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种种渠道传来的常常是可以做不同理解的信息；就是直接领导部门下来的精神，也不那么易于准确把握，具体部署更是处于多变之中，这使得党政之间对信息的把握必然有较大的差异并有可能因而滋生矛盾。有幸的是，当时人民大学的党政之间没有发生这样的矛盾，而是保持了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时艰的良好状态。应该说，更多掌握领导信息来源并得到上级领导信任的文海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始终注意及时传达上级领导精神，注意学校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紧密沟通，并勇于承担直接处理矛盾的具体任务。也许还有一点是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在政治风波中最紧张的一些日子里，当时学校的校级领导成员是共同在校部住宿的，这极为有力地保证了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思想沟通。
我和文海同志，在九年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协调共事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两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思维逻辑时时处处自然而然总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要把我与文海同志在思想认识和思维逻辑上的“同”与“异”辨析清楚，那难免刻舟求剑之嫌。其实，只要从总体分析，是不难判断的：能够保持协调共事的关系，说明有“同”的基础；当然不能没有“异”，“异”应与“同”同在。大原则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举一件小事为例。在现在学校新图书馆的前面，原来有一片生活服务区，设有副食店、百货店、粮店、新华书店、邮局等等。改革开放后，在这个生活服务区前面的小广场上，滋生了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小商贩。文海同志觉得实难容忍，我却觉得可以暂且容忍，不一定急于处理。由小见大，可以说明“异”的事实存在。但“异”没有排斥“同”，没有损害“同”。这又说明，从有利于大局出发，彼此尊重，努力寻求可以共同认可的具体决策，是在我们之间一直得到共同遵守、自觉遵守的准则。袁宝华老校长不止一次表示：你们是一个团结的班子，可以胜任工作。
在学校党政岗位与我共事的同志里，文海同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方面功底较高的一位。这可能与他的历史专业有关。我国的历史学界是一个古老的学术圈子，人才最为雄厚。能在中国史学会任副会长（2004年后任会长——编者注），那真要有点真实学问。就我自身的直接感受来讲，在我与他共事的九年间，当我引用传统典章和古圣先贤名言而把握不准时，那是经常请教文海同志的。有的当即为我解惑；有的则表示要查一查。当即解惑，说明了他的功底。至于“查一查”，我请教的对象不止一位，回答“查一查”的也不止一位，但不出一两日必定认认真真告知答案的，文海同志位居首列。他的认真负责、细致精确的作风，使我多年铭记难忘。
岁月匆匆，我与文海同志共事的九年，是在学校建校48周年前夕到57周年前夕之间。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近20年。学校不断前进，不断提高，不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注释
[1]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1991—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