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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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来自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证据

3.1 引言

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得数以亿计的人口从温饱线以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这些事实说明,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市场化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几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革(樊纲等,2003),或者说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North,1991)。因此,研究这场规模浩大的人类社会的制度实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身就是回答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重要试验田。但由于缺乏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客观、系统的评价指标,过去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通常仅仅使用一个或几个代理变量(例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反映市场化改革。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然而是不全面的,因为无法反映市场化转型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全貌。因此要从实证上定量考察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要使用一套系统地度量市场化进程的指标体系。

本章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以下简称市场化指数),定量考察了市场化进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1997—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5个百分点。市场化进程显著地改善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39%的增长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

而对于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转型经济学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Roland,2000)。自从柏林墙倒塌,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纷纷开始经济转型之后,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转型国家的制度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Havrylyshyn等,1998;De Melo等,1997;Falcetti等,2002;Fidrmuc,2001;Falcetti等,2006;Eicher和Schreiber,2010)。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外经济学界都没有对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显著不同的经济转轨给予充分的重视,直到近十来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连同其转轨经验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内部各省份间的市场化进程存在很大差异,这为我们研究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基于转型国家的国别研究中,可能因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可观测的差异如政治制度、地缘环境等,从而干扰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Babetskii和Campos,2007)。而中国的各个省份间,由于有一致的外部环境和政治制度,因此为定量地识别市场化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便利。

本章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回归结果与分析,并通过增长核算将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第四部分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