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主题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书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包括如下内容：

1.市场化转型对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多大？由于经济转轨是一系列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要度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需要全面、系统、客观地衡量经济转轨的各个方面。本书使用国民经济研究所（NERI）编制的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和省级宏观数据定量核算了市场化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2.市场化转型中制度改善对企业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微观企业上的表现机制是什么？经济增长最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资源在企业间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等，从而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二是制度可以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使投入要素更多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上，减少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在论证这些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这些机制。

3.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效率的作用

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是资源在企业间重新优化配置的一条重要途径，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的作用。通过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得以提升，这也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但是，只有在完美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才能有效地提升总体生产率水平。在现实经济中，一些制度性摩擦会使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偏离效率原则。那么，金融体制对企业退出过程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会如何影响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体制的扭曲和落后也会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融资约束而被迫退出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则能够得到低利息的贷款而继续存活。因此，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会产生异质性影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信贷配置更倾向于高生产率企业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由于企业退出市场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金融体制发展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促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有效率，因此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将尝试构建理论模型阐释这一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此进行验证。

4.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创立和融资的作用

在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却存在一些独特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North（1990）认为制度不仅包括了法律、法规、产权以及合同这些正式制度，同时还包括了文化、习俗、传统、规范等非正式制度。那么，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有什么作用？它与正式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出发，本书考察了一类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及以此为载体的民间金融的作用。中国的金融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民营企业在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存在很多障碍，但却存在非正规融资渠道（亲友间借贷、商业信用、民间金融组织等）作为替代。这些非正规融资渠道依靠的是企业家自身的社会资本。正规金融发展依赖的履约机制是正式的法治体系（La Porta等，1997，1998），而民间金融依赖也有其自身的履约机制，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替代正式法治的作用，而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则可以替代以正式法治为载体的正规金融。本书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社会资本对民间金融，继而对企业创立、融资和发展的作用，并且揭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

5.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和分权化体制改革

在中国经济转型中，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也对企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市和县等不同层级的政府。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上级政府将所属的企业“下放”给下级政府。国有企业隶属权的下放意味着高层级政府将自身管理和处置国有企业的职能下放给低层级政府，因此隶属权下放这样一个独特的制度变化，本质上是政府间组织结构的分权化改革，其目的正是利用分权体制下低层级政府所拥有的处理信息与促进激励两方面的优势，推动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和进一步的民营化改革。本书梳理了国有企业下放作为一项分权化改革背后的理论逻辑，然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国有企业下放的动因和后果进行实证考察，从而揭示中国式分权体制在微观企业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