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于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文化本身及文化相关内容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研究，得出了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和测算城市文化发展指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下面结合本研究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早在1750年，涂尔格（Turgot）就提出智力资本的积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性因素。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曾指出：出现文化信仰的失落和危机是一个政权垮台的两大诱因之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是因为经济的恶化，而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人。在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Webber）于1904年发表的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不同的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开辟了广义文化经济学的新领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作为韦伯观点的支持者，进一步提出不同社会区域的宗教、价值、习俗、体制、语言和历史等因素，形成了区域间文化的差别。其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预言：“文化的不同将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文化成为决定政治和经济的关键因素。”在他的预测里强调了文化在未来世界的新秩序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亨廷顿提出了理论的观点，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韦恩·贝克（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Baker，2000）则通过实证分析给予了佐证，他们基于“世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绘制了一张“全球文化地图”，发现宗教传统对社会的当代价值观体系有持久的影响，并通过将价值观地图与经济发展地图相重叠进行比较，发现文化观念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巴罗和麦克拉瑞（Barro and McCleary，2002）利用跨国数据研究了宗教参与率和信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宗教信念成正相关，但与宗教参与率成负相关，即若一种宗教能对人们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促进人们努力工作，那么将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在宗教事务上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而信仰的虔诚度并未发生改变，则将对经济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阻碍经济增长。Esa Mangeloja（2005）将分析范围扩展到单个国家层面，利用8个OECD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在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还有Hal Tison、Lawrence E.及Greif(1994，2006)等。道格拉斯·C·诺思（1990）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等是一种非正式的规则制度，文化既有助于正式规则的塑造，又对非正式规则具有支撑作用，因而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迈克尔·波特（1999）则基于竞争力视角，提出人们对繁荣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观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并由此提出了“经济文化”的概念，即：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生活中，对企业单位及生产服务组织和个人活动有显著影响的人们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由于文化的范畴非常广泛，文化指标的维度缺乏统一的界定，且难以得到具有可比性的官方数据，因而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作用途径等方面的研究现仍以理论层面的探讨和分析为主，缺乏实际的证据予以佐证，实证研究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些学者不断努力和尝试解决这一难题。Olson（2000）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诚信程度、紧张水平四个方面界定了文化的维度。Tabellini（2005）将文化细化为信任、个人努力程度、基本道德、服从四个方面，并以世界价值调研机构（World Values Survey）欧洲69个地区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对文化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计量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特征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绩效。致力于文化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的学者还有很多，如Bertrand和Schoar、Guiso和Sapienza、Landes、McCleary和Barro等，他们的研究为推进文化经济学研究的进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张维迎、柯荣住（2002）指出，“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为了检验这一论断，张维迎等基于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揭示信任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绩效，结果表明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这些证据也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郭蕾（2007）以岭南文化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例，辩证地探讨了文化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并辅以数据描述分析进行佐证。韩恒（2008）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软因素”进行了梳理，具体分析了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无形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叶皓（2010）认为文化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内在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只有“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才能实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韩庆华、卢希悦、王传荣（2010）指出，人类经济发展的文明史是一部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历史。文化与经济日益突出的互动作用，孕育出了文化经济这一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张佑林、王成菊（2010）提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文化主要通过影响区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四个方面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并通过鲁、浙两省的数据对文化差异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由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见，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促进效应已经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认同。
（二）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概念表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用以反映或测度文化发展水平的“文化力”“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等概念也随之见诸于世，不同的概念表述常常反映的是文化不同层面的发展水平。对相关概念内涵的探讨，以及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对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意义等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至今已形成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早是马克思于19世纪中叶提出的“精神生产力”的概念，他在生产力的考察中，把人的智力、科学、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列入了生产力的范畴，强调文化、脑力劳动在生产力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把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看成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并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种力量——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随后，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文化生产”（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诠释为，文化工业的最终产品是满足大众精神消费需求的各类产品，即所谓的大众文化，认为文化产品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文化是可以产业化的生产力。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曾于1986年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1990年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他指出：同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一样，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并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包括美国文化、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的吸引力和信息优势等。在其后续的研究中也指出，“软实力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流行文化资源”“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后期也有学者对国家“软”“硬”实力的界定表示不同的看法，新加坡学者李明江（Mingjiang Li，2009）提出了为什么某些权力来源在性质上被界定为“软”或“硬”的疑问，他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可以是强迫性的，而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可能具有吸引力。任何实力来源都不具有软实力或者硬实力的内在属性，其之所以变成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实力，仅仅取决于一国（或者其他行为主体）如何发挥和运用它。文化生产力的形成、文化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都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Pratt（1997）指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作用。Lawrence和Phillips（2002）的研究也指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渗透到原来的工业体系中，有效提高了工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对产业结构的转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戴维·思罗斯比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十次文化经济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即文化资本是指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是将积累的文化资本以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方式快速地实现价值的增值。
用以表述和反映文化发展水平的另一概念为“文化力”。贾春峰在使用文化力这一概念对文化发展进行研究时指出，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部分，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和科技实力，发展国防事业，而且也必须发挥精神文明这个优势，发展“文化力”。王恒峰（1998）较早使用了“文化生产力”这一概念，并将其理解为“文化与生产力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关系”，认为“在大文化观和大生产力观看来，文化与生产力已不再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它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在经历一场一体化运动”。金元浦（2002）对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解读，指出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文化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并明确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繁荣的前提，文化政策是整个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李春华（2005）基于对已有研究的理解，对“文化生产力”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文化生产力”既不是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也不是指文化作为渗透性因素对（物质）生产力实体因素所产生的革命性变革作用，而是指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形式，“文化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当代社会以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为依托，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文化产业的兴起为标志和典型形态，生产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的水平和力量。侯宗华（2006）认为，“文化生产力”是指具有一定智能和知识的劳动者运用和掌握文化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在“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相融合的时代图景中，文化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驱动力。田丰（2006）将文化生产力界定为“人类在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的能力”，并指出，作为现实的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是一种对象性的、社会化的和产业化的力量。文化生产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引起精神、信息、物质变换的过程，因而文化生产力包含着主体性要素（即人）、客体性要素（即文化资源）和中介性要素（即思维方式）。他认为现代文化生产力的特点在于：文化生产力以文化人的生产为前提，发展文化生产力要体现人发展的全面性和自由性；文化生产力与文化消费力具有同一性，发展文化生产力要以扩大文化消费为前提；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往，发展文化生产力以增强文化的传播力为基础；创新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灵魂，文化创造力是文化生产力的核心，为文化生产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李青岭（2007）认为，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文化产业的兴起，突出体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趋势表现为相对的两个方面，即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所谓经济文化化，即在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包括观念、知识、信息、科技乃至心理因素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性作用。文化经济化是指在文化发展中不断融入经济因素，而且经济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日益增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化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还体现在文化建设要用经济手段来推动。
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是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引申而来的，黄严中、丁盛（2006）在研究中国软实力时指出，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因而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发展软实力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明确提出，“尽管中国影响他国的世界观和政治议程的能力正在逐渐增强，但软实力仍然是中国的一个软肋，中国发展软实力仍然任重而道远”。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相当的影响，中国不缺乏文化软实力资源，但却难在文化软实力的推广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名誉主席贝茨·吉尔也指出：“就文化吸引力来说，中国资源丰富，但中国不善于推销文化产品。”贝茨·吉尔对中国在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策略三个领域的软实力资源的调查显示，虽然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正在逐渐增强，但它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预期的外交政策时受到了严重的约束。周振华（2008）在研究全球城市时指出，以创新力和文化力为核心的城市软实力是城市应对激烈竞争和解决发展危机，并成长为全球城市的灵魂。杨新洪（2008）构建了文化软实力的硬指标体系及其统计评价模型，并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谭志云（2009）在梳理国内外“软实力”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构建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框架，并指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本质上就是依靠特定的方式，对文化的各种要素进行配置，从而实现文化的内外部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其将城市文化软实力看作城市经济实力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函数，具体表述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凝聚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辐射力+文化传承力+文化保障力）。周国富、吴丹丹（2010）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出发，选取文化传统、文化活动、文化素质、文化吸引、文化体制及政策五个方面的25个评价指标，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我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各省区文化软实力的优势与劣势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罗能生、郭更臣、谢里（2010）从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文化保障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核心力6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6—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的区域文化软实力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整体较弱，尤其是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影响力偏低，同时，文化软实力呈现明显的地域发展不平衡性。胡建（2011）在梳理国内学者对文化软实力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软实力是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一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不是强制施加的影响，而是受动者主动接受或者说是主动分享而产生的一种影响力、吸引力。文化软实力应该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柔性力量，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倡导软实力也是为了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强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他还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要素。
（三）文化发展与竞争力指数研究
竞争力是一种反映相对水平的测度指标，测度的是参与双方或多方通过比较而体现出的能力大小。文化竞争力即是对文化发展相对水平的一种测度或反映，反映的是当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所表现出来的强于或弱于对方的能力水平。现有研究中，一些基于指数法思想对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竞争力进行研究的成果，对于本研究和构建城市文化发展指数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里主要对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和文化竞争力指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1．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及相关研究
在现有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文化产业一直是各界学者研究的焦点，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及所形成的产业竞争能力常被视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和重要方面。Porter(1990)认为，产业竞争力就是在一定贸易条件下，产业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以此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利润的能力。市场赢利能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随着文化产业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它对提升一国综合国力、创新经济增长点的贡献越来越大，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安蒂·卡斯维奥(Antti Kasvio)在《传媒和文化产业》一文中指出，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从科技创新开始，其重心从信息收集与科技的传送，逐渐转向这些科技所传播的内容。在这一阶段，最大的增长期望是从信息技术产业转向传媒和文化产业。澳大利亚研究者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认为文化产业的社会作用在于,文化产业生产商品和服务是一种通过声音、精神想象、文字和图像给社会生活以形式的工业；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概念和符号,使我们得以思考和交流存在于社会模式、社会价值及社会变革之间的种种差异。胡惠林（2000）针对WTO与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文化产业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冲击下如何构筑有效的文化安全体系问题。潘嘉玮（2006）则从政策与法律角度，探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构建问题。林拓（2004）在分析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和世界性城市竞争力演变的基础上，阐释了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双向推动的良性循环。花建（2005）在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整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能力进行分析，从管理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要素和关联要素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产业要素的优化，并提出通过文化的主体提升、业态提升、品牌提升、人才提升和市场提升来实现文化产业实力的提升，最后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祁述裕（2004）通过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理论模型，从文化产业基本构成要素、制约因素等方面，对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通过与主要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现状，提出了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战略。也有很多学者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其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如赵彦云（2006）指出文化产业竞争力是基于文化产业需求与供给活动的内在发展能力，包括文化内容的竞争力和文化产业活动的竞争力。他还基于文化产业竞争力基本理论，构建了包含文化实力竞争力、市场收益竞争力、文化产出竞争力、公共文化消费竞争力、人才和研创竞争力、政府文化竞争力、文化资源和基础设施竞争力7个要素，共106个具体指标的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36个省市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李卫强（2012）从文化实力、公共文化消费、市场收益、文化产出、文化资源与设施、人才与文化创新构建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北京市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梁君、黄慧芳（2012）从文化产业竞争绩效和文化产业竞争动力两个方面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
2．文化竞争力指数及相关研究
文化竞争力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通过不断发展所形成的相对优势。我国对文化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定性描述阶段，实证分析较少。大多数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区域或城市，上升到全国统筹范畴的研究还比较少。从理论研究视角来看，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内涵尚无比较清晰的界定，研究内容除内涵探讨外，多为文化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和理论评价、提升文化竞争力的战略意义和对策，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等。在内涵界定上，如陈乃举（2003）界定文化竞争力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高素质的人才。郭晓君、吴亚芳（2006）所在课题组的研究指出，城市文化竞争力是指以城市自主学习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文化产业发展为重点，以城市生态、物质、精神、制度文化为基础的综合竞争力。城市文化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核心和关键。赵德兴等（2006）认为，所谓城市文化竞争力，是指一座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其他城市比较，在文化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文化价值的能力。黄活虎（2009）界定文化竞争力为文化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能力与配置合理程度的高低，以及在与其他城市比较中突出的发展能力与影响能力。在影响要素和理论评价上，倪鹏飞的城市竞争力理论认为，影响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要素层面主要是指城市文化与文化产业力。范玉刚（2006）指出，文化产业的强弱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竞争力。赵德兴等（2006）基于理论层面，从经济实力、对外交往能力、文化资源力、文化产业力、文化事业力、区位竞争力、城市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八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徐桂菊、王丽梅（2008）基于对城市文化竞争力内涵的理解，从文化资源系统、文化管理体制系统、文化市场系统、文化创新力系统、文化输出力系统五个子系统出发，构建了包含26个具体指标的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赵秀玲、张保林（2008）对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界定与分析，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文化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及构建思路。在发展战略意义、对策建议及研究展望上，陈乃举（2003）从理论层面论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影响和制约老工业基地文化竞争力提升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提升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文化竞争力的相应对策。李怀亮（2005）从国家贸易的视角，研究了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问题，并基于研究成果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国际文化竞争战略。田丰（2006）认为，文化竞争已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竞争的新态势，其中，知识竞争是文化竞争的关键，文化产业竞争是当前文化竞争的热点，文化竞争的核心是文化价值的竞争。郭晓君、吴亚芳（2006）提出要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等，它们彼此衔接，共同构成文化的统一体。要从人学的视野和维度、从文化贫困的现状入手来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问题，提出新的战略与对策。向前（2011）详细阐述和分析了四种典型的文化竞争力理论研究视角，分别为宗教文明视角、国际政治视角、组织建设视角以及区域文化和区域竞争视角。他还指出，文化竞争力研究的重要拓展方向在于区域和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更多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文化竞争力的各个方面进行测量。
从定量研究成果方面来看，倪鹏飞（2002）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曲线分析方法，从狭义的视角构造城市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指数，其中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包含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精神风貌两个方面，共设立了6个主观指标，具体包括：价值取向指数、劳动观念指数、交往操守指数、创新精神指数、竞争意识指数、兼容心理指数。李凡、黄耀丽、叶敏思（2008）从传统文化、都市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交流、文化环境、文化素质和文化消费五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并应用GIS方法绘制城市文化竞争力地图，分析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空间结构和差异。叶皓（2008）以基础竞争力、公共文化服务竞争力、传媒竞争力、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竞争力、人力资源与文化创新竞争力、文化消费与生活质量为主要指标，构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南京置于“全国副省级城市”和“江苏省内城市”两个参照系内，对南京的文化竞争力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谭志云（2009）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法，对西部地区12省区市文化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陈明三（2013）从文化企业战略、文化生产要素、文化相关产业、文化市场需求和政府相关政策等几个方面，对福建9个地级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文化竞争力进行量化比较分析。雷鸣等（2009）通过对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测评体系和方法的研究，建立了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的计算方程，并运用计算方程对广东省江门市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文化竞争力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我国对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以城市为视角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竞争力比较研究更不多见。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范式，对文化竞争力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研究城市文化竞争力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定性描述阶段，缺乏相应的实证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在分析、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立足城市的研究视角，通过确定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构建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借助一定的统计和计量方法，对世界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进行理论探讨和数量研究，从而为我国建设世界文化中心城市提供一定的数量参考。
（四）文化发展指数相关研究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基于综合指数思想和方法对文化发展现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不多且不成熟。胡攀、张凤琦（2014）基于国际视角，通过对现有的欧洲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中国文化现代化指数和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的构建问题，研究指出，文化发展指数是衡量文化发展状况的定量描述和分析比较工具，构建中国文化发展指数应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注意关键性指标的识别和选取，同时考虑指标数据的权威性和可获得性，选取适用于研究对象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发展指数进行测度。湖南省文化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2010）基于湖南文化发展特色，构建了由人文存量聚集度、思想伦理建构、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品牌影响5个分类指数构成的文化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45个具体指标，并应用动态综合法对湖南省及其14个市（州）的文化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以此揭示湖南省文化发展的特征和状况。浙江省文化发展指数（CDI）评价体系包含了文化资源支撑力、文化价值引领力、公共文化服务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区域文化创新力、社会公众评价等6大领域、36项评价指标。
也有一些学者更倾向于研究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其中对发展指数的界定及评价指标的选取、测算方法的运用等，对本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如唐守廉、朱虹（2014）从资源投入、成果产出和环境支持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创意资本、政府投入、政府政策、文化创意成果、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和文化创意产业规模等8个二级指标、22个具体指标的文化创意产业评价体系，并选取定权累加法计算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数”。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以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选取测度变量，构建了包含产业生产力、产业影响力、产业驱动力三个一级要素、48个具体指标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体系”，从投入、产出、发展环境三个层面测度各省区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张协嵩、庄能红（2014）通过总结与评价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构建经验，从指数构建的前提、核心内容和测算方法三个方面，提出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应注意科学把握导向、设置合理指标体系、运用简便测算方法。武星、郭宏、索贵彬（2016）从文化投入、文化产出和外界驱动三个要素层面出发，构建了包含文化资源、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经济产出、社会成果、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等7个二级指标、22个具体数量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选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进行数量测度及综合评价分析。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目前，文化发展指数研究并不多，而针对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研究成果相对多些，已有研究多以理论阐释和探讨为主，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在城市层面的文化发展指数研究更为少见，城市文化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十分不成熟，研究体系仍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