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全球化简史
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东西方贸易联系极大加强，这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19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全球化的第一个高潮。二战后，首先有受制于冷战格局的“局部”的全球化，然后是“真正”的全球化。始于1980年代、在冷战结束后逐渐达到顶峰的一轮全球化浪潮就规模和影响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我称之为“强势全球化”。这轮全球化浪潮在空前的范围内和程度上改善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竞争，提高了经济福利，但其收益的分配却很不均衡。借助国际贸易、投资和生产能力转移方面的空前机遇，中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此轮全球化的大赢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等事件的影响则意味着“逆全球化”势头的逐渐增强。
全球化的动力源
“经济全球化”概念是对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过程在全球层面的描述。它在国家层面表现为经济开放和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越来越深入的方式进行国际经济交流，也反映在商品、资本、人员、信息在国家间流量和流速的提升。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国家经济的国际化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就前者而言，全球范围内国际经济活动的总量与全世界经济总产出（各国GDP总和）之比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就后者而言，一国的国际经济活动量与本国GDP之比则反映了其经济国际化的程度。
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国际贸易，主要涉及商品和服务在国际间的有偿转移（从广义上讲，也包括技术贸易，而后者涉及知识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在国际间流动）；第二，国际金融和投资，主要是通过信贷等金融业务的跨境提供和国际投资实现的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第一方面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全球化，第二方面则反映了金融的全球化。国际投资又分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两类：前者伴随资本国际流动的还有人才、技术、管理经验、国际市场等资源，实际上也是实体经济全球化的反映；后者则往往是纯金融性质的。国际经济往来的以上几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时界限并不明晰。我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上升到“全球化”的高度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跨国经济活动从贸易向金融、直接投资的扩展；二是地理范围上从区域（跨境）到全球范围（跨洲）的扩展。
在西方历史中的“现代”阶段（以1500年为始）到来之前，小规模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是国际交流的主要形式，国际贸易在地理范围上往往局限于邻近国家之间，远距离国际贸易则局限于高价值商品——这仅是“全球化”的萌芽阶段。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以大规模海上贸易（特别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上贸易）为纽带的国际经济循环得以初步形成——这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隆庆开放”后民间海上贸易极大发展，使得明王朝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积累了巨额财富。18世纪以后，在西方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推动下，国际贸易规模空前膨胀，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海外资产规模非常庞大，从而在19世纪末形成了全球化的第一个高潮，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爆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波折，经济全球化在战后进入新的阶段，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高潮。总体上，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全球化高潮都是在西方主导下发生的，也是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前者是一种殖民体系，后者则以基于国际法的金融贸易体制为基础。在这两个全球化高潮中，国力羸弱的中国沦为“弃儿”。
在国家层面，全球化体现在主要经济体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而不断增长的跨境经济活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绝对量和相对水平（占GDP的比重）的提高是其主要表现。如果说贸易是国家之间经济相互联系的纽带，投资则是国家间经济相互融合的途径。国际贸易伴随人类的历史很早就存在，而具备一定规模的国际金融和投资活动的出现则晚得多，这意味着全球化的滥觞。企业层面，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是进出口，然后是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寻求海外扩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早期意义的跨国公司具有殖民统治的政治、军事职能，但同时也通过垄断国际贸易、设立贸易据点的方式推动着国际经济交流，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1]直到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企业的诞生，跨国公司开始成为推动全球化乃至主导世界经济的支配性力量。
全球化的推动力包括很多方面。技术因素通过决定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成本影响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管理成本，进而“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运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应用和影响广泛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例如，轮船和电报的发明和推广在19世纪第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喷气式飞机、集装箱运输（包括船只和港口运营两方面）、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则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浪潮。与之相关的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航运成本的影响，如1869年建成的苏伊士运河和1914年建成的巴拿马运河。
制度因素在贸易方面决定了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则决定了行业的准入水平和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在这两方面“拉动”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总体上，政府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开放政策是关键，而开放的政府政策的思想基础则是自由主义思潮。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之后，自由主义思潮在整个19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第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思想基础。同样，在20世纪后半叶，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秩序，还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经济秩序，其主导思想同样是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主张私有化，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自1980年代初开始席卷世界，并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在1990—2000年代达到顶峰。
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浪潮以冷战结束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阶段：前期主要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局部全球化”；后期则是覆盖全球的“强势全球化”。二战结束后，东西方分野的世界经济大格局形成。以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和国际实行分工贸易为特征，苏联领导的国家阵营以其独特的低效经济机制运行。与此同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格局在西方世界建立起来，并推动国际经济高效运转。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的贸易政策是这种格局的制度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代之前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是被动和封闭的：它们奉行“出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并视西方跨国公司为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与之相反，东亚经济体奉行“出口推动”的贸易政策，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华约集团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缺位呈现局部化的特征。真正的分水岭是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意味着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相对于苏东集团计划经济模式的完胜，也意味着以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为特征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因此兴起，重构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纵观世界经济史，全球化的首要推动者从殖民时代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转变为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霸主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个全球化高潮对国际分工总体格局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造就了发达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基本格局，后者则实现了工业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趋势既反映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互动，又反映了后者的独立循环。从国际货币制度看，全球化的金融制度环境依次经历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再到“金汇兑本位”和所谓“美元本位”的演变。虽然“美元霸权”一直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支配地位是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微观层面，跨国公司一直是推动全球化的支配性力量，特别是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空前膨胀和价值链的广泛延伸成为强势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席卷世界的“强势全球化”浪潮
强势全球化浪潮萌芽于1980年代，兴起于1990年代，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高潮——这反映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在总量和相对水平两方面的增长。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贸易（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开始出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并且一直持续到2008年。相应地，国际贸易总量从1985年的2.4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4.3万亿美元，2000年达到8.0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20.1万亿美元。从相对水平看，国际贸易总量与世界经济总产出（各国GDP总和）之比从1985年的18.2％提高到2008年的32.7％。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和国际银行借款三方面）也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并在1990年代初短暂下降后于1990年代中期开始了令人震惊的超高速增长。相应地，国际资本流动总量从1990年代中期的约1万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12万亿美元；其与世界经济总产出（各国GDP总和）之比从约5％提高到了21％以上（见图2.1）。
强势全球化浪潮同样在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实现。技术方面，若干通用技术领域（特别是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这使得一些原来不具备技术可能性和经济可行性的跨境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乃至在竞争压力下成为必需。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数据的储存、运算和传输的成本急剧下降；信息、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发展使得信息国际转移的方式和效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例如，1990年代海底光缆大发展，使通信频率在10年间增长了上千倍，极大地促进了跨国乃至跨洲的信息流动，降低了国际管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进步也促进了价值链各环节的切割和细分，从而为其国际转移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使一种全球化的制造模式得以诞生，也促进了价值链生产环节的“离岸”浪潮。
图2.1 全球化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的量度和比较：1980—2015
数据来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制度方面，冷战结束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政策实践催生了全球化的沃土，紧密的国际经济关联开始由西方国家内部向全球延伸。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的转型经济体纷纷采取自由化和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政策变化降低了贸易和投资壁垒，也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制度距离”（instutional distance），便利了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和运营。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区域层面，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成立；更重要的是，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主要是在双边层面）的完善对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有效的保护，并推动了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开放和市场准入。贸易方面，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于1986年启动，经过7年多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关税大幅削减了约40％；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成立并取而代之。投资领域，自1980年初期各国间开始大量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从而为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国际投资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思想是制度变革的基础：与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一样，自由主义思潮也是强势全球化浪潮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其政策主要表现在对内私有化和对外自由化，特别是金融开放。在1970年代应对滞胀过程中美、英等国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1980年代初开始产生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直至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该思潮及其政策实践逐渐席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自由化倾向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的改革浪潮形成合力，并开始主导国际经济政策议程。无疑，这一轮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的，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则使其成为空前的强势全球化浪潮。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进口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则在全球化浪潮中一马当先。除此之外，美国在强势全球化时代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不战而胜”的美国在冷战后拥有极强的政治领导力和号召力，这为其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强大的全球商业利益的存在和广泛的经济影响力推动了美国经济理念和政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再次，美国也通过主导国际层面的规则制定将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理念制度化，而对国际治理体系中核心机构的影响力使这些机构成为推广美国理念的工具。
此轮全球化浪潮的影响是空前的，使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得以重绘。主要新兴经济国家陆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这些国家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并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而将数十亿人口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经济全球化的范围空前扩展。无论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还是在国际信贷、证券投资等金融领域，这一轮全球化在广度、深度和影响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企业层面，跨国公司和银行的业务高速国际化，并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成为全球化浪潮的推动者；在个人层面，无论是消费者、劳动者，还是企业家、银行家，其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被全球化所深深影响。
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业生产的国际化以及相应的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的大规模转移。这包括存量转移，但更主要的还是增量上的转移，具体是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和制造外包两个主要途径实现的——从宏观上看，这一过程被称作“离岸生产”。1980年代以来供应链的国际化推动了生产活动的分割和转移，乃至产业布局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构。不同行业情况差别很大；电子行业作为现代工业中规模最大也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在这方面走在了最前面。发达国家电子行业大规模的制造外包在1980年代起步，1990年代加速，21世纪的前十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从消费电子产品，到PC机和笔记本电脑，再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外包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提高使全球价值链呈现新的形态，生产网络和出口基地实现了向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高度集中。[2]制造外包的重要性随着亚洲合同制造商（contract manufacturer）的日益崛起而不断提升。相应地，工业领域也出现了所谓“制造服务化”的倾向：部分企业不再自己生产，而是完全依赖合同制造商提供的“制造服务”。
伴随着强势全球化浪潮，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和全球金融体系建立了起来。资本的力量畅行无阻，推动着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相应地，合作扩大，竞争加剧，绩效提升，全球经济的“蛋糕”也随之迅速做大。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中获益，全球化也为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空前的机遇。然而，由于竞争的存在和扩大，全球化“蛋糕”的分配并不均衡——国家间如此，国家内部亦然。实际上，全球竞争既有赢家，也有输家；与全球化伴随的是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既可能在国家间出现，也可能在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出现。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的再分配影响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关于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传统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贸易的再分配效应。从投资和产能转移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在向低收入国家输出资本和制造能力的同时，不同部门和阶层从全球化中的受益程度出现分化，部分民众（特别是相对低技能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全球化扩大了后发优势的范围和实现的可能性，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最终结果看，部分发展中国家借助国际分工变局和增量资源流入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相当多的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中持续边缘化，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全球化的挫折与未来
全球化包括实体经济与金融两方面。两者可能发生背离，这主要表现在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自身循环，自我强化。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其力度超过国际贸易增长。两者的明显背离则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国际化的程度都迅速提高，但后者的力度和速度远远高于前者（见图2.1）。国际资本流动呈现高度波动的特征，其“大起大落”与实体经济国际化程度的相对稳定提高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世界经济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强势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过度的金融全球化，而实体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相背离也成为全球失衡的一个主要表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是高度失衡的全球经济所进行的一个硬着陆式的调整。危机是金融市场的危机，也是金融、经济和债务的全面危机。因此，必须贯通金融与实体经济才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有深入的认识。很明显，美国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是危机的内因，是“因”；而全球经济失衡则是危机的外因，是“缘”——因缘具足，危机才得以爆发。前者的问题主要是金融市场过度杠杆化造成的信用膨胀，而后者的问题主要是生产和消费以及储蓄和投资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危机后，随着经济“再平衡”和金融“去杠杆”的推进，全球化经济和经济全球化都开始经历重大的调整。从金融全球化角度看，危机爆发后国际资本流动在总量和相对程度两方面出现了大幅衰减。急剧降温有多方面的原因，总体上涉及国家内部“去杠杆”和国家之间“去国际化”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及其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挫折。如果说之前技术和制度因素共同推动着强势全球化进程的话，那么危机后来自后者的推力已明显减弱。相应地，全球化动能由强转弱：这首先表现在骤减的全球金融资本流动上，也表现在乏力的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上。同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表现在部分国家国内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政策上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倾向，还表现在“逆向”资源流动，包括生产能力和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流。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从欧洲内部看意味着一体化进程的倒退，而从世界范围看则具有很强的孤立主义色彩和反全球化意味。显然，发达国家的政治新动向意味着制度因素对于全球化的反向作用明显加强。
总体上，从实体经济领域的相对指标看，全球化在金融危机后由强转弱，也开始出现“逆全球化”苗头（见图2.1）。另外，全球化也呈现了一些新趋势。第一，金融全球化在危机中遭受重挫，而实体经济全球化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两者间的平衡发生了根本转变；同时，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努力的推动下，生产能力出现了从“离岸”到“回岸”的倾向。第二，国际经济的制度安排方面，以双边、区域和诸边安排为特征的“新区域主义”的崛起及其受挫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第三，服务行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有望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程度基本同步，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量之比一直保持在4∶1左右。但由于货物贸易规模远高于服务贸易规模，可以说前者是强势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动力。展望未来，随着国际贸易对象、方式和制度安排的演变，服务贸易有望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服务国际化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第四，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日益交融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体系演进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方面，世界电子贸易平台等构想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推出，新兴发展融资机构设立，中国开始为相对弱化的全球化进程注入全新的动力。展望未来，新的强势全球化浪潮何时到来，取决于宏观层面世界经济的复苏和产业、企业层面国际化动力的恢复，特别是在投资方面。中美两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对美国而言，是否愿意重新担纲重启强势全球化的领导者角色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民众的政治意愿；对中国而言，是否愿意领衔新一轮强势全球化将取决于其经济崛起的进程和领导力的建立。2016年11月大选结果显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占了上风，世界经济开始面临“逆全球化”的实质性风险。反观中国，进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一带一路”驱动的对外投资、产业准入领域的自主开放都意味着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始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