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从“承认的政治”到“觉悟的政治”[2]
在政治领域，平等与觉悟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本质。王绍光教授深刻地指出，要超越把民主等同于选举式民主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早在16世纪，人们就普遍认为，竞争性选举对应的是贵族制而非民主制，与民主制相应的则是抽签。古雅典作为古希腊民主最完善也最深刻的代表，其民主实践最突出的成就在于：（1）在城邦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内部实行直接民主；（2）通过抽签选举的形式形成了一种高度公平的职位—统治轮替制度，进而形成了以政治平等（isonomia，直译为法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理念。在这种以抽选为主要方式的直接民主制下，原先贵族阶层的各种优势被大大限制乃至消解，平民的政治热情与政治主体意识空前高涨。
现代国家高度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导致很难在所有的民主主体之间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在部分领域可以进行直接民主的试点，体现人民主权当下在场的特征。在某些领域（如以社区或彼此相对熟悉的人群为单位的民主活动）中，完全可以加大推行直接民主的力度。相对于雅典时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事实上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推行直接民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马克思曾经提到过，基本经济—社会制度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标志性的生产工具相应的，如手工磨对应于封建制度，蒸汽机对应于资本主义。或许可以说，在同样的意义上，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对应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新的信息交互、提取、分析、集成技术和信息共享平台，为更大规模的直接民主实践提供了物质支撑。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和共享经济本身不是社会主义，但它们可以构成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此外，以抽选作为对代表选举制的补充，能够有效地扩大民主的覆盖人群，化解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突出的“代表性困境”（即选举产生的代表不再能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所以需要由先锋队组织加以引导，在民主主体间进行普遍而富于成效的教育——这种教育正是平等与觉悟的有机统一。通过这种教育，人民学习以富于担当精神的主人翁的态度去观察和对待社会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尝试以决策者的身份思考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认识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彼此矛盾乃至冲突的存在形式，探索如何超越狭隘的利益之争。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素养的熏育，正可与中国的文教传统相结合。在中国的传统中，教育本身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核心、根本的政治。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以学为名、以学贯穿始终，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中最高明深刻的政治文献之一，其核心就在学习，或者说，在学和教的关系之中。
在西方国家兴起、流行并被许多人奉为世界潮流的竞争性选举，本质上对应于将社会视作由原子式个体以类似布朗运动的方式组构而成的空间，将民主视作各类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将个体间—人群间的一切价值取向与特殊性均视作合理，以“尊重差异”之名反对一切有可能伤害、弱化、消解这类独特差异性的政治理念和实践。这种政治可名之为“承认的政治”，它指向对于各种独特性与差异的政治承认，其承认的范围无差别地涵盖阶级、族群、宗教、文化、社会、家庭、婚姻、性别等诸多范畴，将之均视作产生压迫和奴役关系的领域，要求尊重每一领域内“被歧视”的少数之权利。这貌似大大拓宽了个体的自由权，但因对于无数次要矛盾支离破碎的讨论及无限放大，而忽略甚至遗忘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重大、根本的主要矛盾。即便在最理想的状态中，这种“承认的政治”，也只是将一切已存在的各种差异与特殊并行不悖地置于一体，即让差异与特殊只是保持为差异与特殊，却无力也无意改变这种孤立的状态。
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富于觉悟的平等，那么，社会主义政治最根本的特征，则是富于平等的觉悟。相对于以承认差异为核心并满足于此的“承认的政治”，它可被命名为“觉悟的政治”：它不但能体认各种差异与特殊的存在，更能通过激发人民所本具的觉悟，构建一种超越孤立的差异与特殊的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差异与特殊不但体现于其自身，而且包含着自我转化、自我超越而成就的作为统一和普遍的存在。
在“承认的政治”中，核心是特殊权利的归属与认同，是权利始终保持为特殊的“为我而存在”；而在“觉悟的政治”中，核心是特殊权利如何扬弃特殊性而成为普遍的权利，进而不再只作为权利，而是在觉悟于自他根本不二的基础上实现的为他与为己、权利与责任的统一。这种“觉悟的政治”，是人民内在本具的觉悟性从欲望动物式的“经济人”状态中被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国家也管理自己，进而通过管理自己来管理国家的伟大实践。
在这种实践中，作为“觉悟的政治”之起点与归宿、前提与结论、手段与目标、信仰与现实的，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并践行的“为人民服务”。
注释
[1]指白钢。
[2]本篇内容及之前关于师生辩证法的讨论，多处参考了白钢《中国民主的理论体系》（经济导刊，2015（2）：38-47）中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