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希腊与基督教：西方文明的两大社会主义传统

社会主义在广义的西方文明体呈现为两大传统（与西方文明内在的结构相应）：一者在希腊，一者在基督教。

就希腊文明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了一种消灭了财产私有制乃至消灭了基于私有制之家庭的类似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理想国》中的这种共同体始终是高度政治性的，对外它是一个城邦国家，对内依然存在阶级与统治关系。与理想国中的阶层划分相应的是四种核心德性（所谓“四枢德”）：对应于一般城邦公民的是明智，对应于保护者阶层的是勇敢andria），对应于城邦统治者的是智慧，三者各得其位、各尽其分的状态对应的是正义。

这种四德说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孟子在《公孙丑上》和《告子上》中提出的“心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于仁、义、礼、智。

将柏拉图的“四枢德”与孟子的“心之四端”相比较，大致而言：勇敢可以对应羞恶之心，盖“知耻近乎勇”；明智可以部分地对应辞让之心／恭敬之心，尽管明智并不等于辞让之心，明智之于礼的差别正如勇敢之于义的差别；智慧可主要对应是非之心，也可以部分地对应辞让之心；作为明智、勇敢、智慧各得其所意义上的正义，可以视作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某种混合形态。

此二者最根本的差别（它进而构成中国乃至东方与希腊乃至西方的文明论差别）在于，被中国人认为最核心、最重要、不假思维而本自具足的恻隐之心，在柏拉图的“四枢德”中进而在希腊哲学的传统中没有真切的对应。

对希腊人而言，如果要为恻隐之心寻找其同类概念，似乎应是“爱”。早期希腊语境中表达爱的词汇有φιλíα（philia）与（eros）。前者源自φíλο（philos），一种亲近—亲密的感觉（作为形容词）和承载—体现这种感觉的朋友（作为名词）。φιλíα所对应的本质上是“友爱”，这种友爱指向相似的出身、阶层、礼俗、习性、品位，因而是高度政治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基础，甚而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了超过正义的重要地位：对于城邦的立法者而言，友谊比正义更高。（《荷马史诗》形式则意味着和身体性欲望相关联的情欲—肉欲之爱。依照赫西俄德《神谱》的记述，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之一，更是不朽诸神中最美的那个（hos kallistos en athana- toisi theosi），在许多情况下，的意象与同样代表着情欲之爱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交织融合为一体。无论是衍生出哲学（φιλοσοφíα／philosophia“爱智慧”）的φιλíα还是构成后来西方色情业之自我指称的，都或明或暗、或直白或隐晦地与某种欲望和激情相关联，都指向某种特殊的、带有排他性的关系，友爱与性爱在这一点上无根本的差别。

恻隐之心对应于仁。仁与义、礼、智不是并列的，而是占据了本体论的优先位置：义、礼、智由仁所生发，也由其统摄，具备此三者尚未足以称仁，而仁者必定具足义、礼、智，否则无以为仁。尽管具有极广大精微的内涵，但有关仁之本质的根本始终在于“爱人”^[1]。恻隐之心所对应的是“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最典型的显现是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中，这种感情是超越社会身份差异，无偏私地由决定人之为人（同时也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本性中自然流出的。这与希腊传统中对爱的理解恰好相反！

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衍化，希腊语中有了与恻隐之心所包含的仁爱之义更接近的词汇（agapē）。尽管这一概念的动词形态与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但作为名词形态的直到公元前280年左右才出现于希伯来《旧约》的古希腊语《七十子译本》中，作为对于希伯来语’aha bāh（爱）一词的翻译。在此后的希腊世界乃至整体基督教世界，被赋予了表达神对人之仁慈怜悯的“圣爱”意味，这种爱包含着自然生发的、无差别的不忍之心，这是它相较于φιλíα和，与恻隐之心在深处更相契者；但它只用于表达神对人的单方面的感情，无法施用于人对神或人与人的关系中。因而，这种爱的自然和无差别的特质，恰源自作为创造—主宰者的神与作为被其所创造—主宰的人类间无可逾越的鸿沟。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中，都有着在理想状态的共同体中取消财产的私人占有，乃至取消体现这种私人占有关系的婚姻—家庭的主张，在此意义上其常被视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先声前驱。但二者的理想社会依然包含着尊卑等差与支配关系，在《理想国》中居于最高地位进行统治的是哲学王，在基督教中这一角色则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