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解读中国发展奇迹的奥秘

什么是奇迹？托马斯·达奇将奇迹定义为：“一个引起惊叹不已的事实，因为其原因深藏不露。”由此可知，奇迹不仅是令世人惊叹的事实，更是让人捉摸不定、深藏不露的原因。因此解读奇迹的核心是找到破解奇迹发生的一把钥匙，从而才能打开这把“锁”。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实质和任务。

中国已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奇迹。可以说，中国崛起不但是世界上最为令人瞩目的事件，也是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发展“奇迹”之一，对于这一奇迹的解释也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兴奋又最有争议的学术前沿、学术竞争、学术挑战之一。

1978—2011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33年间增加了22.5倍，即便不算上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同样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也是创世界纪录的，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发展奇迹。同时，中国也创造了空前的人类发展的奇迹，1980年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标（HDI）为0.456，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到2010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03，刚刚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组“门槛”，也是世界同期提高幅度最大（提高了0.247）的国家。可以说，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发达国家需要花一百年至二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成就，但是所受益的总人口大大超过了美国（3.1亿人）、欧盟（5.0亿人）、日本（1.27亿人）的总和（9.37亿人）。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但是对于发生奇迹背后的那些深藏不露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有形形色色的解释，其中，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从长期看，中国创造世界纪录的经济发展绩效的源泉也在于中国创新了独一无二的高效率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众所周知，任何经济体制都有优势和劣势，既没有最好的，也没有最理想的，只有最适应的，即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政治文化背景。可以认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最适宜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其中很重要的是学习、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各种比较成熟的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同时也十分注意了解、汲取和避免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劣势，不仅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更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显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所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创新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从一开始设计就是有效地结合了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和看得见的规划之手的作用。中国之所以成为少数成功实现经济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和少数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既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计划至上、全能政府的迷信，又克服了“不假思索地对自由市场的崇拜”，自觉探索、自主创新了一个中国自己的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对中国领导者而言，计划和市场都不是经济目的，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它们都是实现“富民强国”目的的手段。这是“两只手”的基本思路：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如同一个人，两只手比只有一只手好；两只手各得其所，在经济领域，政府从过度干预（越位）到有限干预（定位）；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从缺少干预（缺位）到适度干预（归位）；不仅需要两只手，而且两只手都要硬，建设充满活力的市场和建设具备强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两只手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它们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调节市场，而不是排斥市场、替代市场；“看得见的手”是服务之手，对市场友好，为市场服务；“看得见的手”还是“透明之手”，使市场主体真正能够“看得见”。

“两只手”的确有不同的机制，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作用。市场之手旨在促进经济繁荣，规划之手旨在促进社会和谐；市场之手专用于提供私人产品，规划之手更多地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这“两只手”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共同推动中国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形象地讲，一个人有“两只手”总是比只有“一只手”要好，一个经济体制也是如此。

中国作为一个巨国，不但应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还应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最大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性，使中央地方目标一致、激励相容，既充分发挥高度的自主性，又保证高度的统一性。五年规划之手通过行政管理、经济激励、调整规则、项目动员等方式影响企业的行为，一旦目标制定，就成为大势所趋的潮流，成为全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五年规划之手还是充满智慧之手，前瞻性地、战略性地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使得中国的规划日益切合实际，日益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充分结合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得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收益最大化，既能发挥地方的创造性，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治理绩效不但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同样也大大高于成熟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来源。

五年计划编制与评估是一个不断认识、分析、设计和发展中国的政策循环。从2005年以来，我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评估和设计了多项发展规划，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由我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规划重大课题研究。我所率领的研究团队，本着“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的理念，高效率、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些委托咨询研究，不仅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和充分信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规划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出了“清华声音”，让我们成为了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国家决策思想库的一部分。

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我一直是将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我的教书育人理念是“以学生为本”，而“以学生为本”的实质是“以能力为本”，而能力是综合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我还主张他们上好“两所大学”（指“学术大学”和“社会大学”），写好“两类文章”（指“学术论文”和“国情报告”），走上“两个前沿”（指“理论前沿”和“实践前沿”），打下“两个基础”（指“学术基础”和“咨询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充分利用参与设计国家发展规划的机会，将之作为学生们实践、实战、实干的最好机会，让他们得到锻炼、提高和进步。

诚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鄢一龙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在学期间就担任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展规划项目主任，参与了国家“十五”计划后期评估、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国家“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和目标设计、国家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和目标设计、国家防灾减灾“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和目标设计、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和开发强度研究等研究，作为这些课题的具体协调人、业务骨干和主要执笔人之一出色地完成了课题任务，并和我合作出版了《中国：走向2015》（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一书，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好评，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做出了直接的知识贡献。博士毕业之后，他还作为我的博士后，和我合作出版了《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集思广益型决策——五年规划的出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并通过激烈竞争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开展《中国政府执行力——国家五年规划目标实现机制研究》，他还负责具体协调《国家发展规划方法论》一书的研究和写作。与此同时，他通过不断参与、不断研究、不断写作，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国情研究人员、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发展规划领域的专家，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书源于中国发展规划的实践历史和前沿，又高于中国规划的实践，反过来又可以指导中国发展规划实践。本书的初稿是他的博士论文，2010年12月答辩时，就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肯定，认为该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一项探索性和创新性的成果，论文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又进一步研究、反复修改，“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论是思想性、实证性、可读性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堪称精心之作、精品之作、上乘之作。

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拾（洋）人牙慧”，言必称希腊，而是需要既站在知识伟人的肩膀上，又站在实践伟人的肩膀上。本书发人所未发，提出了“目标治理”的概念，并认为整体知识是提供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而目标治理是产生和运用整体知识更为有效的体制。这对于绵延了数十年的关于计划存在性问题的大论争——国家是否需要计划？为什么需要计划？计划什么？——提供了一个新的回答，这也是中国实践给出的答案。因此，它是基于中国伟大实践借鉴西方理论而产生的重要理论创新和理论探索，既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也突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计划的认识。

本书系统地论证了经济社会运行不但需要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也需要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不但需要自发治理，也需要目标治理，是我们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本书的不同角度的实证有力支撑了作者的观点，关于中央地方目标匹配性计算、计划绩效定量评价等的思想都属首创。中国五年计划数十年大变迁、大转型的跌宕起伏的伟大历史轨迹，在作者笔下条分缕析、本末毕现，既体现了清晰的理论洞察，又寄寓了深沉的历史感慨。

创新从来都是有风险的，更需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可贵勇气。本书也还有许多不尽成熟、不够严谨之处，也会受到很多批评，还留待作者未来的研究加以完善，也留待实践加以进一步检验。

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复兴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也为学术创新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我希望他未来在国情研究、发展规划研究上能够一如既往地专心、专业、专长，也希望他在“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思想创造、学术创新”的道路上做得更多、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胡鞍钢

2013年1月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