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研究的焦点及特征

需要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及社会组织变迁进程的独特性，国内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显然有其独特语境，而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及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也有其独特性。在这一意义上，这正是我们管窥国内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并从中提炼本书议题及分析框架的合理性来源。尽管我们可以基于不同框架，对国内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特殊性展开分析，但总体而言，以下几个层面却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语境性议题。

首先，在宏观社会体制及制度环境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这是我们分析技术与组织关系议题所不能回避的首要前提。一方面，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为基本内涵，虽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及认知模式仍然存留，企业组织尤其是国有企业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相杂糅的混合型制度环境（王庆明，2011），企业组织的政治及社会合法性诉求依然强劲（金碚，2010）。但另一方面，国家全能主义统摄下的“单位体制”开始瓦解，企业办社会职能也逐步剥离或弱化，国家依托于单位体制的总体性支配机制已经转变为技术化、分散治理模式（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

其次，在微观的具体组织层面，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单位制组织”面对市场竞争压力和效率诉求，原有的软预算约束和行政指令性生产体制不断弱化，市场法则下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属性日益强化（王庆明，2011）。与此相对应，企业组织之间的行政化、类行政化协调机制也逐步被市场竞争、合作关系替代。然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制度变迁过程（Peng,2003），行政权力、计划经济制度体系仍然制约着企业组织的资源获取、配置及使用方式，并影响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运转。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既是追求市场效率的产物，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邱海雄等，2008）。

最后，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释放了大量的市场空间，也是国外先进技术和外源性制度的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协同创新过程。而国家主导的赶超型、渐进性现代化，往往还表现为技术、组织以及制度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汪和建，1999），它们之间的匹配或失衡关系也就成为国内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的一大热点。相应地，研究者往往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之间的协同创新作为重要分析切入点、分析框架。例如，基于后发型国家的技术引进、新老技术更替这一历史现实，以及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应用，国内研究者就多从这两类技术现象着手，并采用技术转移或组织转型、制度变迁分析视角，探讨技术引进、先进技术应用与组织变迁、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

概括而言，由于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整个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全球一体化等多重过程构成了中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迁与技术创新的基本动力，其组织结构变迁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往往会比较复杂。例如，重要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发展，就常常被纳入国家建设体系之中，并被赋予政治性或社会性目标属性，甚至呈现出“技术民族主义”的一面（Zheng,2007）。基于此我们认为，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政企关系模式变迁以及意识形态变迁，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进步模式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李汉林、渠敬东，2005；阎荣舟，2007）。而这种历史变迁背景无疑也使得国内对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企业外部环境尤其是产业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的分析上（王雪莉，2003）。

与上述背景及独特语境相对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来看，国内研究者对于技术与组织关系的讨论与以下几个主题密切相关。一是新技术尤其是外来引进技术在产业集群或组织间的扩散过程及其后果，尤为关注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技术扩散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分工、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议题，主要从技术扩散与产业格局调整角度，分析我国制造业及相应企业在分工链条中的角色及其影响。二是技术更替、技术进步对产业组织、产业内各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变迁的影响，主要关注新技术应用与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三是技术变迁与组织成员行为模式及利益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建构及利益结构变动角度，分析技术进步对组织参与者行为模式及利益关系的影响，以及组织参与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对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的建构性影响。四是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问题，主要关心外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过程及方式的影响（陈婧，2007），既关注企业的研发机构建设和创新机制问题，也关注技术转让、合资或合作生产等不同技术合作模式对自主技术能力提升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国内研究又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与以上研究焦点相关，在国内的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中，一部分研究者把组织看作“黑箱”，从而在技术进步与组织效率、社会组织变迁之间建立线性关系模型（陈立辉，1998）。另一部分研究者虽然关注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组织条件（卢海东、连燕华、于浩，2007），但主要从宏观制度和技术环境层面展开讨论。例如，林毅夫等就认为，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产业经济结构相吻合，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达到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进而实现持续增长（林毅夫、张鹏飞，2006）。

其次，从分析层次上看，国内相当多的研究者主要是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例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产业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层面，讨论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大致而言，国内对技术在组织中具体应用过程的经验研究还较少，而且，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分析上，对于一般性生产技术的关注较少（赵万里、朱静，2007）。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从行业组织和产业组织层次，研究技术变革与组织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比如，讨论汽车工业技术变迁和汽车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蔡希贤、陈少兵，1996）。

最后，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尤其重视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基本背景着手，讨论我国企业的技术与组织关系问题。这类研究既强调宏观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调整过程的根本性影响，也认为与效率提升幅度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制度逻辑约束下处理制度合法性和效率诉求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主体及层级之间分配技术进步、技术应用收益，实现相关方的普遍受惠（邱泽奇、张茂元，2009）。这在以国有企业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尤为明显，研究者往往基于国有企业的多元属性及多重组织逻辑，分析其技术与组织关系背后的宏观体制背景及制度因素，进而分析企业所有制与生产效率、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些国内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有企业更多被视为政治控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其生产属性和技术系统意义上的分析明显较为薄弱，宏观制度逻辑之下的分析占据主流；而改革开放之后，研究者则更为关注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系统，以及效率逻辑之下的组织属性（王星，2008）。目前看来，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结构变迁，效率解释逻辑的说服力也大打折扣，亟待将制度分析与技术分析相结合。这一点对于本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本书讨论“朝阳轿车”技术进步和部门间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框架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