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史观的生态命运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这样，在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们自然绕不过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西方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等形式提出这一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看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当中，自然包含着对唯物史观与生态文明关系的看法。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误解

由于受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否具有生态意识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存在着诸多的误解甚至是曲解。因此，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构生态文明，必须首先廓清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地平线。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有：

1．空白论

一些论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一个生态学的“空场”。在他们看来，不需要为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进行辩护，不必判断马克思是否是一个生态学家，也不需要隐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的距离。然而，现在并非简单地随意地指责马克思，批评者通常采用如下紧密相连的论据：

（1）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旁白”而抛弃。

（2）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则较少出现。

（3）马克思最终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技术的、反生态的）观点。

（4）作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论据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

（5）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此他并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

（6）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其实，之所以会出现“空白论”的看法，是与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发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仅仅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关，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辩证法的。这样，不仅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了，而且导致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肢解。因此，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就种植下了马克思主义缺乏自然思想的种子。

2．过时论

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是在19世纪进行自己的研究的，而这是一个前原子能、前印刷电路板、前氟氯碳化物和前DDT的时代，而且，他从未在其著作中使用过“生态学”一词。因此，在生态学意义上对马克思著作的任何讨论都成为一个耗费一百多年进行生态学思考的案例，因为马克思已经死亡而我们把它置于“马克思脚下”。

3．灾祸论

一些论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造成全球性问题的罪魁祸首，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责难。

（1）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观点的责难。在人学问题上，西方某些人认为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紧张关系。在他们看来，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简化为社会性，认为唯物史观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对人的自然性关注不够。这样，在唯物史观那里就没有对人的必要的约束，最终导致了紧张关系，并给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生活带来实际后果。在这些论者看来，这种紧张关系与那种认为人类从唯我主义出发去渴求自由的自由主义观点导致的紧张关系同样严重。这样，对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唯物史观来说，各种各样的人类意志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就拥有一种绝对的特权。有的论者根据这种看法认为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实，社会关系是一个总体性范畴，社会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2）对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责难。在生产力理论方面，西方某些人认为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强调用各种方式改变世界，而现在的事情是要避免更多的失误。在此基础上，有的论者进一步对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概念主要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关于生产力的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包含着人们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二是关于生产力的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马克思倾向于把他对社会劳动即劳动分工的讨论从文化和自然中抽象出来。在马克思或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是不可能找到将社会的文化和自然系统这两者都包含在内的某种内涵丰富的、成熟的社会劳动概念的。”显然，这种看法根本没有考虑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思想所具有的生态学意义。

（3）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的责难。在阶级理论方面，一些论者认为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造成了严重的损耗而毫无成效，对唯物史观的阶级理论也提出了怀疑。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理论对于文化或环境运动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实际内容的评论，或者认为阶级斗争在造成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同时也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或者认为在转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已经极大地降低。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唯物史观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进行了责难。例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自然观与生态学相去甚远……由于其人类中心论、对待自然的工具论、通过技术统治而获得解放等思想，使他在超越西方传统的致命的反生态的二元论方面是失败的。最终，他的成功只在于，在上述这些与前生态时代相符合的人本主义、启蒙理性和革命性变革的意识形态中强化了这种二元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启蒙理性和革命性变革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引发了生态危机。更有甚者，一些论者将马克思看作物种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强调人的解放取决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尽管也有的论者表明赞成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情的论断，但是，他们否认这种解放在本质上也会带来妇女解放或能够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显然，这些论调都没有看到阶级剥削和阶级支配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影响。

正是根据这些考虑，有的论者抛出了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一般结构、智力结构以及提出的关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被抛弃；为了真的有用，必须彻底重新检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每个方面”。可见，在生态文明问题上是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斗争的。

4．补充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生态学的空白，应该用生态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一方面，生产一味以追求利润为动机，技术规模越来越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也越来越集中，这样，就产生了过度生产。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这种需求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样，就产生了过度消费。在实际过程中，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这样，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异化，最终使生态危机取代了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危机，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主要的社会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宣称，“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这样，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之外去寻求可导致我们所期望的有组织的阶级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基础”。显然，只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读者就可以发现，上述这些看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在总体上，面对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对“红色”（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生态思潮）批评，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对此做出实事求是的回应。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发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入人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的再度抬头，在认真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发现”了一个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也开始得以“澄明”。

1．在新的语境中，西方学者开始了一些新的研究

主要标志是：

（1）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除了像《每月评论》、《新左派评论》这样的左翼杂志不时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之外，一些杂志还出版了这方面的专刊。例如，《科学与社会》杂志的1996年秋季号专门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主要有：桑德拉拉杰的《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伯克特的《价值、资本和自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含意》，等。尤其是像《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0年开始）这样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专门杂志开始发行。前几年，在该杂志的讨论中，有许多论者就马克思可能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基础性的贡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著作。一方面，在一些生态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环境社会学的著作中，专门有章节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学科关系的文章。例如，在《价值、冲突和环境》这样的环境伦理学著作中，专门有章节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一批专著问世。除了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国内学者对之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2．在哲学的层面上，西方学者进一步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文明意蕴，从整体上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维度（生态哲学）

（1）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来源。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站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开始自己的理论征程的，对伊壁鸠鲁的了解为理解马克思在自然哲学领域中的深度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哲学不仅影响到马克思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也影响到了恩格斯。在总体上，由于受伊壁鸠鲁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是进化和突显，并且在起点上使自然脱离了神灵的左右。

（2）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立场。现在，通过阅读和诠释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哲学文本，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生态哲学意义。例如，在编入《马克思主义的绿化》（1996年）论文集中的题为《马克思和生态学：本尼迪克特教的而非圣芳济会的》论文中，瓦廉康特专门挑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作为研究的对象。他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问题上的“差异”，但是，最终还是承认马克思鼓励和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现在，大家对《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的认同度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其中的几个关键段落被反复引证，认为该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生态学观点。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同样能够成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如西方学者所言，人类之所以难免于这个过程，是由物质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开创的工作值得我们理解和构建的原因。我们不能离开自然界，因为我们自身是由物质组成的；我们把物质转变成商品所用的能量最终会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所有的过程都是相互交织的辩证过程。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辩证和唯物的理解认识到了人类与其创造的环境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环境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些学者将实践唯物主义表述为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

（3）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含义。在上述提及的论文中，桑德拉拉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的含义问题。她强调“形成中的自然”和“形成了的自然”之间的区别，并且把概念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例如，自然的人化采取了两种形式：“形成了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类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性的影响上的，而“形成中的自然”把自然法则看作富有意义的秩序。在她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承认这两个概念的辩证统一，如同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关于自然的非生产性的观点一样。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为给马克思主义贴上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标签的做法画上了一个休止符。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主张自然主义和人文（人道）主义的统一的。

此外，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异化、解放等概念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也进行了科学诠释。这些努力就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廓清了哲学地平线。

过去，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生态学不相融的，甚至是冲突的，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问题至少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附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有关问题。但是，他们从总体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现在，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一门科学”的思想：“在敏锐洞察某些实在的因果过程方面，马克思显然是一个‘科学先知’。实际上他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的形式描绘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称之为‘哲学’）这种严格的二分法最终在如下情形下会显示出不足：‘自然’正在逐渐为‘人类’所影响。马克思认为，最终会出现一种专门的科学描述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显然，这一看法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这其实就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通过这些努力，西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遮蔽”，并开始从科学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维度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事实上，社会理论领域出现的意义深远的转折点通常是对扭转社会危机的回应，日益增长的全球生态灾难的威胁正在迅速传播并形成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