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收入增加，收入的持续增长将为消费升级奠定基础。进一步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减少收入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家庭之间的差距，促进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而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将进一步促进投资增长，形成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如果当前仅仅强调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消费增长，忽视投资领域的改革，消费最终将变成无源之水。

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过去的分配体制决定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不断叠加，最终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抑制。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两种效应：国家财富迅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积；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以内需可持续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下，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

受到约束条件变化的影响，既定增长模式下投资成本递增、收益递减，发展形势岌岌可危。（1）传统投资已经成为过去。传统投资高速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加剧。中国钢铁、电解铝等行业出现了严重的过剩。投资增速也导致投资效率和投资的利润率不断下滑。（2）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劳动力供给条件发生转变，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导致传统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下降。（3）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趋向多元化，产品品质趋向精细化。在部分部门和行业，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将会消失，简单模仿的投资回报将逐渐降低。需求扩散要求生产结构调整，从标准化生产向精细化生产、客户定制生产过渡，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4）传统投资导致资源环境的透支加剧，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在监管缺失的条件下，这些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在投资结构方面，基于我国制造业比重相对过高、服务业比重相对过低的情况，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因此，需要实现投资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为了实现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业，因为这类服务业不仅与家庭需求直接相关，而且是过去一段时间内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供给短板”。

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需要后，人们对医疗、教育、健康、保险等服务领域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国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40%，这是很低的水平。在“金砖四国”（指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俄罗斯服务业占GDP的59%，印度为53%，中国是四个国家中最低的。此外，世界各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即便是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如图32所示，一方面，属于服务类的投资在全行业投资占比中的比例并不高；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投资模式的强化，在一些服务类行业，投资占比正在呈现下降趋势。例如教育和公共管理的投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图32 分行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以医疗为例，从医院、卫生院数量来看，31个省（区、市）中有21个都呈总体下降趋势，见图33。只有河南、贵州和新疆增幅超过了5%，新疆增幅最大，为10%，而上海、天津、重庆、河北的降幅分别达到了11%、11%、18%和25%。

图33 1980—2008年全国医院、卫生院数量变化

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旅游业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占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71%左右。从图34中可以看出，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文化娱乐等服务方面，消费支出占相关行业总产出的比重都在50%以上。特别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公共组织等行业，消费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100%左右。从我国家庭的消费行为来看，经过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有形产品的消费相对“饱和”，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服务的潜在需求迅速增长。从消费选择行为来看，在服务性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对有形产品的消费也难以大幅增加。为了实现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必须增加上述服务业的供给。与此相适应，需要推动投资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向公共服务业的转变。

图34 社会服务行业的消费—产出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投入产出表。

为了提高投资效率，重中之重是取消各种限制资本流动的行业准入约束。我国目前存在各种限制资本跨行业自由流动的政策性和体制性约束，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每年的总产出还可以增加11%—16%。因此，需要通过放松政府管制，特别是在放松民间资本投资领域限制的基础上，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引导投资结构的演进。

资本自由流动的实质是发挥市场对投资选择的引导作用，减少政府干预。资本自由流动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投资领域仍然呈现资本流动受限制的状态。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每年的总产出还可以增加11%—16%。表2显示，从实际利率和均等化利率的差异来看，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利用效率不高。在1999年，均等化利率是实际利率的1.5倍，但是在以后的年份中这个差距在逐渐缩小。相应地，实际产出与理想产出之间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这表明，动态来看，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利用效率在改善。联想到国有企业的TFP相对较低，因此潜在产出缺口的减少应该是由于国企TFP的提高所致。

表2 资本在制造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理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