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

在拉动GDP增长的需求力量中，家庭消费的内在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出口的内在稳定性较低。所以，随着家庭消费占比的下降、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的上升，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不断下降。在总需求结构失衡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在应对外需冲击时变得更加脆弱。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

第一，伴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内在稳定性下降。

伴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作为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强弱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家庭消费的拉动率是3.97个百分点，投资的拉动率是3.9个百分点。家庭消费的拉动率超过投资；2000年之后，投资超过家庭消费，成为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和家庭消费的拉动率分别为5.2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净出口的拉动力量也有所增强，从20世纪90年代的0.6个百分点增至2000年以后的0.69个百分点。详见图7。

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基于已有的理论判断和经验证据，家庭消费行为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图8中给出了我国投资和家庭消费的增长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家庭消费增长的波动性小于投资增长的波动性。1980年至2010年，家庭消费增长率的标准差为7.1%，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为0.5；投资增长率的标准差为11.1%，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为0.6。净出口增长率的波动性更大，标准差以及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高达5007.4%和-5.3。

作为总需求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波动性，必然转变为所拉动的GDP增长的波动性。用标准差衡量，20世纪90年代，投资、净出口和家庭消费拉动率的波动性分别为3.1%、2.6%和1.8%;2000年以后分别为1.6%、1.7%和0.5%。以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来衡量，20世纪90年代分别是0.8、4.4和0.5;2000年以后分别为0.3、2.4和0.2，详见图9。总之，家庭消费是拉动GDP增长最稳定的力量。

从我国GDP增长率的动态轨迹来看，1994年至2000年之间，GDP季度增长率对趋势项的偏离程度不断缩小；2001年之后，偏离程度则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详见图10。

从GDP季度增长率的波动性来看，同样呈现出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下降和2000年以后逐步上升的趋势。详见图11。在图11和图12中，GDP季度增长率的移动标准差以及移动标准差与移动均值的比率在2002年四季度达到最低点。在这个转折点以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此之后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使用的是后向移动方法，也就是说，1994年四季度的数据是1992年一季度至1994年四季度的十二个季度移动标准差和移动均值，然后不断进行前向移动，直至2011年四季度。因此，GDP增长率波动性由降到升的转折点应该发生在2001—2002年。

从GDP增长率的波动性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伴随着家庭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比的下降，我国GDP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由此导致我国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轨迹中，波动性“由降转升”的转折点与家庭消费占比从“稳中有升”阶段到“急剧下降”阶段的转折点相互契合。

第二，伴随总需求结构变化，宏观经济在应对外需冲击时变得更加脆弱。

在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

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提高。GDP增长率的波动性指标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处于0.1以下，次贷危机爆发后最高升至0.2以上。分行业或分产业部门的增长率数据同样显示外需冲击导致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上升。但是对比不同行业或产业部门的波动性变化，可以看出，投资和出口依赖性越高的行业在外需冲击下波动性上升得越大。相对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和出口依赖性，在外需冲击下，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2左右，第三产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1左右。在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中，重工业比轻工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和出口依赖性。在次贷危机带来的外需冲击下，重工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3以上，轻工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1左右（见图12、图13和图14）。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成本不断增加。

GDP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并不必然意味着GDP增长率波动性提高，因为政府会采取各种政策手段抑制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但是，随着GDP增长内在稳定性的下降，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在货币层面，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的负面影响，货币增长速度大幅提高，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2008年一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货币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平均差额达到13%左右（见图15）。在财政层面，投资支出大幅增长。2008年至2009年，在全社会固定投资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资金的平均月度同比增长率达到52%（见图16）。

虽然在政策层面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措施，但是在外需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呈现明显下降。2008年至2009年，我国GDP平均季度增长率为9.3%，相对于2000年以来的其他年份下降了1个百分点（见图17）。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政策刺激的作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危机应对政策，我国GDP增长速度可能要下降更多。但是另一方面，在此之后我国物价水平的波动幅度大幅增加，CPI、PPI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通胀指标的大起大落（见图18），都预示我国宏观经济调整的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