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

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变

陈广汉 杨柱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珠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阐述了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经济发展向东部倾斜、东西部地区发展转向不平衡，并形成了大珠三角区域内的发展轴线的状况，还阐述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并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重点分析了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辐射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未来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格局进行了展望，指出随着港珠澳大桥等建设完成珠三角西部地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横琴、前海、南沙等重点发展平台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将继续推进，并形成新的现代产业集群。

关键词：珠三角；经济发展格局；新经济地理学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珠三角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如果将珠三角区域分为中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肇庆）、西部地区（包括珠海、中山和江门）和东部地区（包括深圳、东莞和惠州），那么从经济和人口集聚的角度看，珠三角区域格局相对地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东部地区的崛起和西部地区的相对衰落。伴随着经济增长，珠三角的经济重心逐渐移向东部地区，形成了广州—佛山（南海、禅城、顺德）—东莞—深圳—香港的“S”形经济发展轴线和以广佛都市圈与深港都市圈为区域中心的两极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产业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分工。这种经济格局的演变并非偶然，而是受到了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通过加深对其中经济规律的理解和认识，可以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更加合理地规划珠三角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路径和特点，探讨了这一进程发生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并以此展望未来珠三角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

一、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区域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典型事实是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最初的平衡转向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通过两类指标来反映，一是总量指标，反映的是珠三角东西部地区各个城市总体规模的大小，这样做实际上忽略了土地面积的影响；二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情况，通过经济密度来衡量，可以修正土地面积的影响。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珠三角的经济重心东移，深圳发展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在中部和东部城市之间形成了珠三角的发展轴线。除此之外，产业的发展与分工也属于经济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三角的产业发展、转型路径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初步形成了区域内的产业分工体系，并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以专业镇为主要形式的产业集群。

（一）珠三角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首先考察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总量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GDP）指标衡量产出规模，以人口数衡量人口规模。表1、表2分别列出了东部和西部城市在1985—2012年间GDP和人口的变化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GDP呈不平衡增长的态势。1985年东西部的GDP差距不大，西部的GDP总量还略高于东部；到1990年，东部的GDP总量已经超过西部，随着时间的增长，两者的差距在不断扩大。1990年东部的GDP是西部的1.4倍，2000年东部的GDP变为西部的2.92倍，到2012年该数字上升为3.49。从增长速度来看，从1990年到2012年，东部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2.15%，西部的则为17.19%，亦存在明显差距。

由表2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口向东部地区聚集。1985年，东部的人口数仅为西部的79%，人口差距为100万人左右；到1990年东部人口仍少于西部，但人口差距已缩小到91万人左右；从1995年开始，东部人口已经超过西部。由于1995年之前缺乏常住人口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了户籍人口代替，统计口径的不同对数据的可比性有一定的影响，有理由怀疑东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在1990年或更早就已经超过西部；从长期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部，1995年东部人口是西部人口的1.39倍，到2012年该数字已经上升为2.55，可见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差距在不断扩大。

从城市发展来看，各个城市之间存在差异，珠三角东部地区的深圳发展得尤其好，可谓一枝独秀。1995年深圳的GDP就超过了西部三个城市之和，到2012年深圳的GDP（12950.06亿元）几乎等于东部和西部其余五个城市的GDP之和（13202.91亿元），深圳已然成为该区域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增长点；人口规模方面深圳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并没有GDP那么大，但这反倒说明深圳的人均GDP较高。惠州初期经济基础较差，1985年其生产总值在珠三角东西部六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但在随后的年份中其经济增长势头良好，2012年惠州在东部城市中GDP规模最小，但已然和西部城市中GDP规模最大的中山相差无几。珠三角西部各个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广东“四小虎”之一的中山发展态势最好，而江门的发展相对较慢。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江门的生产总值在东西部六市中居于首位，即便是到了1995年，也仅次于深圳，排名第二，这表明其原本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但到2012年，江门的GDP在六市中仅排名倒数第二，这表明改革开放之后，江门的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和西部其他城市。

为了更好地衡量经济活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情况，本文采用经济集聚的相关指标来衡量经济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经济密度是衡量经济集中程度的常用方法，经济密度包括产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前者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出（GDP），后者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城镇人口数量。表3和表4分别显示了1985—2012年东部和西部各个城市的产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

表3和表4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在珠三角东部集中的态势愈发明显。1985年无论是产出密度还是城镇人口密度，东部地区都低于西部地区，但到了2012年，东部的产出密度和人口密度分别是西部的2.87倍和2.46倍，这表明东部的经济集中程度远高于西部。从各个城市的情况来看，经济密度最高的地方是深圳，尤其是产出密度，从1985年开始深圳就是东部和西部地区产出密度最高的地方，到2012年，深圳的产出密度已经是排名第二的东莞的三倍多，人口密度上深圳也高于东部和西部其他城市，可以说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经济向东部集中，而在东部各城市之间经济又进一步向深圳集中。其他城市当中，东莞和中山的产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在各个年份均较高；惠州在1985年产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均是六市当中最低的，其产出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在1985年仅分别约为江门的五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但到了2012年惠州该两项指标均与江门相仿，这表明各项指标原本在东部和西部均排名最末的惠州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赶上了原本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江门。

城市是企业的主要聚集地，Brülhart和Sbergami（2009）认为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集聚情况的良好指标。表5列出了1985—2012年东部和西部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由表5可知，1985年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化水平基本相同，但到了2012年，东部的城市化水平比西部高出接近13个百分点，与经济密度指标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即东部的经济集中程度高于西部。从各个城市来看，深圳自1985年开始就有最高的城市化水平，2005年及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100%；珠海在1985年的城市化水平仅次于深圳，到2012年其与东莞、中山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不大；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是惠州和江门，它们与东西部其他城市相比离珠江口更远，经济集聚程度较低。

（二）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与发展轴线

珠三角东部地区的迅速崛起给整个区域的发展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东部的快速发展不仅拉大了其与西部的差距，东部与中部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如表6所示，1990年珠三角中部地区的GDP和人口在整个珠三角中的比重均超过50%，而东部地区分别为25.84%和17.99%，与中部地区相差甚远，其人口比重还低于西部地区；到2000年，中部GDP和人口的比重分别降到了45.03%和43.51%，而东部的这两个数字已经上升为40.93%和38.88%，两项比重与中部的差距均只有约5个百分点；到2012年，中部的GDP和人口的比重与2000年相比变化不大，但东部的比重则进一步上升，其中GDP比重为42.54%，与中部的差距不到3%，人口比重为41.38%，与中部的差距只有约1%。与此同时，珠三角西部无论GDP还是人口比重均在不断下降，与东部的差距不断扩大。这说明珠三角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过去珠三角中部地区尤其是广州和佛山是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省的经济重心所在，随着珠三角东部的崛起，经济重心向东部倾斜，但东部地区并未取代中部地区的功能和地位，深圳发展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原有的中心城市广州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东部和中部经济实力基本相当，形成了一条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轴线。

珠三角东部地区迅速发展的重要结果是深圳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如表7所示，珠三角共包括九个地级市，而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2012年的GDP之和在珠三角的比重超过50%，人口之和在珠三角的比重超过40%，深圳各方面指标略逊于广州，但差距不大，可见两者在珠三角中均具有中心城市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产业GDP上，广、深合计占珠三角的比重达到了64.03%，这与中心城市须更多地发挥提供第三产业的配套和支持措施的功能定位相吻合。

表8列出了2012年珠三角九个地级市的GDP、人均GDP以及排名，在GDP排名前四位的城市当中，广州和佛山属于珠三角中部，深圳和东莞属于珠三角东部，而且容易看出它们同时也是珠三角人口最多的四个城市；位于珠三角边缘地带的城市GDP均较少，如惠州、江门和肇庆，而位于珠三角东部的惠州较江门和肇庆要好。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广州和深圳仍然占据前两位，而佛山和东莞分列第四位和第六位（珠三角西部的珠海和中山分列第三位和第五位），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个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尤其是东莞），因此人均GDP反而不如GDP规模较低的珠海和中山，而惠州、江门和肇庆在人均GDP方面仍然排名靠后。总的来说，目前珠三角中部的广州、佛山和东部的东莞、深圳之间形成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轴线；如果把视角扩展到整个大珠三角地区，则在地图上广州—佛山—东莞—深圳—香港会形成一条“S”形的经济发展轴线，如图1所示；考虑到广州、佛山之间以及深圳、香港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说大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以广佛都市圈与深港都市圈为区域中心的两极发展格局。

（三）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产业分工

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优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饮料、食品加工和纺织业等非耐用消费品工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珠三角通过“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的形式吸收港澳的资金，开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加工制造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珠三角地区根据市场的需求积极引进外部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发展家电产业、建材产业、机械设备等；与此同时，电子信息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在早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基础之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前后，珠三角地区诞生了一批以通信设备、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现代信息产业。2000年之后，通过与日本汽车厂商合作，珠三角地区汽车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广州成为国内小汽车生产的重要基地。从上述简要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从非耐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珠三角产业发展的历程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目前珠三角正积极推动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步伐，从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转向充分发挥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作用，发展现代制造业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分工体系。东部的深圳、东莞和惠州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基地；西部的珠海、中山和江门，再加上佛山的顺德则形成了家庭耐用与非耐用消费品，如家电、五金等的产业带；中部的广州、佛山和肇庆则以传统的电器机械、钢铁、汽车、纺织、化工等产业为主。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珠三角出现了以专业镇为主要形式的产业集群，这方面尤以中山、顺德、南海等地较为突出，每个专业镇专注于生产一类产品，又被称为“一镇一品”，通过聚集生产同类产品的大量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广州和深圳作为珠三角的两个中心城市，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服务业，广州是华南地区的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和商品集散中心，深圳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远洋港口；除了贸易、物流等传统服务业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专业服务业等亦是重点发展对象，广州和深圳均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而深圳证券交易所是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

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与分工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外向型特征更为明显，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其制造的产品大量销往世界各地，东莞甚至被称为“世界工厂”，这是一种类似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路径；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家电、五金等产业更注重内地市场的需求，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之后亦会走向国际市场，是一种更偏向于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发展。

二、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形成机制分析

一个区域当中各个部分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各城市之间会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会形成复杂的经济系统。在这样一个经济系统当中，中心城市对整个区域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通过聚集效应吸引来自中心城市以外的生产要素、企业、消费者等，获得规模经济以及社会分工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它则通过辐射和扩散作用带动区域内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种扩散既包括有形的资本、人才、技术、商品等，也包括无形的知识、信息、服务等。从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来看，对于珠三角内的城市而言，中心城市的扩散作用占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之前，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广州；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门的敞开，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对珠三角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在整个大珠三角区域内，中心城市为广州和香港（澳门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作用较弱）。尽管由于经济制度差异、通关不便等因素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性不如广州，但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使香港成为比广州更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香港对珠三角的经济扩散是多方面的，来自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香港长期以来是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而伴随着投资的进行，香港日渐衰落的制造业也转移到珠三角地区；投资也带来了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和溢出，而这些生产要素恰恰是珠三角地区所缺乏的。在改革开放中期，香港还起到了联结内地与世界市场的枢纽作用，国外大量的资本、货物、人员等均通过香港中转进入内地，而毗邻香港的珠三角地区则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为了更好地分析香港对珠三角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扩散的差异，有必要对大珠三角的地理特点和各城市的分布做简要描述。大珠三角地区被珠江出海口分为东西两侧，广州位于珠江口北缘，香港处于珠江口东侧的最南端，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的最南端，三个城市的连线形成一个三角形，东部的东莞、深圳大体上在广州与香港的连线上，西部的中山、珠海在广州与澳门的连线上，而港澳之间的连线则是宽阔的伶仃洋。单就直线距离而言，珠海和澳门到香港的距离不比东莞和惠州远，然而除非乘船，否则香港到西部地区的陆路交通只能从东莞和广州方向绕道，1997年虎门大桥通车后人们可从广州和东莞的南部跨越珠江，这已大大缩减了绕道路程，但仍比直线距离远不少。因此，由于珠江口的阻隔，香港到珠海的陆路距离与到广州相仿，西部地区总体而言到香港的陆路距离比东部地区远不少。

在大珠三角东部和西部之间，水运对陆运的替代作用有限，运输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陆路交通的距离，因此总体而言香港到东部地区的运输成本要低于到西部地区的运输成本，尤其是与香港陆地相连的深圳，其与香港之间的运输成本最小。直观上而言，与香港越靠近，运输成本越低，受到香港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越强，经济越容易得到发展，因此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西部地区好。经济理论则对此有更为系统的分析和阐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而经济集聚的形成受到运输成本（这里指广义的运输成本，既包括交通运输成本，也包括贸易壁垒等因素）、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三个因素的影响，克鲁格曼（Krugman,1991）指出，在这三个因素中运输成本与另外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经济集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企业和消费者会自发向某一区域集聚，企业的集聚使得生产者获得规模经济报酬、降低成本，消费者的集聚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和对产品的需求，从而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向该区域集聚，形成经济集聚的“向心力”。但这种集聚存在一定的限度，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会降低企业的利润，而企业和人口的集聚会使得区域内土地价格上升、基础设施负担加重，最终会导致规模不经济，一部分企业会从集聚地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区域，这就形成了经济集聚的“离心力”。运输成本的变化会对经济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改变这两种力量的强弱对比，区域内的空间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壁垒（即广义的运输成本）降低，香港的制造业大量向珠三角地区转移。转移到珠三角的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其主要的市场在国外而非内地，并且大多经香港出口，为了减少运输成本，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最佳选择。珠三角东部因而获得了大量来自香港的投资，本身亦积极承接来自香港的产业转移，这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投资既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其带来了技术、知识、管理等较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增强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向心力，使其又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进入，也使该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城市规模迅速增长。其中，深圳凭借着自己是经济特区并且毗邻香港两大优势，在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它也积极发展自身的高科技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今它已成为大珠三角地区的新兴中心城市。相比之下，西部获得的港资投资和产业转移规模不如东部，经济集聚的向心力较弱，经济规模落后于东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征也不如东部明显。因此，东部和西部在吸收港资和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各自与香港的相对位置和运输成本的影响，更接近香港的东部地区显然受到香港的经济辐射作用更大，经济集聚的作用更强，这使得珠三角的经济重心向东部倾斜，形成了当前东部经济强于西部的经济发展格局。

在珠三角经济格局的演变过程中，作为中心城市的广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部的惠州之所以经济发展不如东莞，除了因为改革开放时其本身经济基础较差以外，惠州的地理区位不如东莞优越也是重要原因。惠州位于深圳东北部，珠三角地区的边缘，而东莞临近广州，位于广州与深圳、香港的连线之上，同时受到穗港两大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其区位优势更为明显。佛山到香港的陆路距离与中山相仿，但因更接近广州的缘故，其经济发展优于中山。佛山与广州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两者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广州在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佛山的发展，事实上，2012年佛山的GDP总量在珠三角仅次于广州、深圳，高于更接近香港的东莞。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大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之下受到广州、香港两大中心城市的影响，其中香港的经济辐射作用尤为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间其对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起到了主要作用。尽管随着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香港对珠三角的经济影响力在下降，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物流、专业服务中心，对珠三角未来的经济发展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未来变化趋势

作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珠三角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珠三角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将呈现新的特点。首先，未来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的建设，将直接沟通西部地区与香港、深圳的联系，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交通将更为便捷、运输成本将会下降，西部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其次，横琴、前海和南沙作为粤港澳合作重点平台，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将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他经济新区通过合理规划、提供优良环境吸引和发展现代产业，也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珠三角地区内生产要素成本将持续上升，过去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赖以生存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产业转型升级仍将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其主要任务将是发展现代产业集群。

（一）港珠澳大桥建设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发展机遇和优势

过去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是两地与香港的运输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东部与香港交通更为便捷，西部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与香港的交通较为不便。目前珠三角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陆路交通往来主要依靠虎门大桥，珠江口两岸的交通网络呈现“A”字形。

随着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的建设，未来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届时珠三角地区的公路网络将更加完善。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珠海、澳门与香港的跨海大桥，东联香港，西接珠海、澳门，全长约50公里，建成之后珠海与香港之间的陆路交通时长将缩短到一小时以内，比原本绕道虎门大桥将近三个小时的车程减少了约三分之二，珠海将进入香港一小时生活圈内；其对于珠海以西的中山、江门也能起到节约时间和运输成本的作用。深中通道是连接深圳和中山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建成后深圳、中山两地来往时间将由目前的将近两个小时缩短到一个小时以内，这对于沟通珠三角东部和西部城市有着重要意义。

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将产生“时空压缩”效应，降低区域间的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对各个区位的经济向心力和离心力产生不同影响。西部与香港之间运输距离的缩短，将提高西部的投资吸引力，据“投资距离弹性”测算，珠三角城市与香港的距离每减少1%，制造业、服务业中外资投入金额会分别增加0.2%～0.7%（吴志才、陈蕾，2004）；贸易、旅游、人员往来方面也将大幅受益，西部与香港的交流往来将更加频繁，受到香港更多和更为直接的经济辐射。而相对于西部而言，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将受到削弱，其经济向心力会减弱、离心力会上升，获得香港的投资和经济辐射会趋于减少，其自身的部分产业也有可能转移到西部地区。

过去的不平衡发展使东部形成了较大的经济规模，然而，东部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张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其土地资源日趋紧张，部分地区出现了产业过度集聚的现象。随着一个区域内经济规模、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将趋于下降，企业和人口的高度集中会带来规模不经济、降低企业利润和经济效率，这会削弱东部地区的经济向心力、增强经济离心力。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的土地资源较为充裕，土地使用成本较低，并且西部虽然经济规模与东部相去甚远，但经济发展条件并不差，2012年西部的珠海、中山的人均GDP均高于东部的东莞和惠州，这表明珠海和中山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低，有较好的经济增长潜力。

因此，随着大珠三角东部和西部空间联系的打通，在多种经济力量的综合作用之下，未来珠三角西部将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通过经济集聚效应，有可能在西部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从而缩小西部与东部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差距。整个珠三角的经济格局将有可能呈现广州、深圳与西部新兴经济增长中心三足鼎立的态势，经济发展轴线也将由中部与东部城市的单一轴线转变为中部同时与东部和西部城市连通的双轴线发展模式。

（二）横琴、前海和南沙——打造区域合作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平台

未来粤港澳合作仍将是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的重点，其中横琴、前海和南沙是粤港澳合作的三大平台，并有望成为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平台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构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了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推动了与港澳的制度对接和产业合作进程，提高了粤港澳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横琴、前海和南沙也是珠三角的重点发展平台、制度创新平台，它们通过发展各自的特色产业引领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在珠三角经济发展当中发挥重要作用。横琴、前海和南沙各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功能定位，它们的概况和特点如下。

横琴新区位于珠海南部，澳门西部，面积为106.46平方公里，约是澳门的3倍。横琴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区，促进珠江口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平台。横琴的发展目标是把横琴建设成为连通港澳、区域共建的“开放岛”，经济繁荣、宜居宜业的“活力岛”，知识密集、信息发达的“智能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岛”。横琴的主导产业为旅游休闲、商务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中医保健、高科教研发和高技术产业。

前海全称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位于深圳西南部，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临近深圳机场和香港机场。前海的战略定位为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前海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基础设施完备、国际一流的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具备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和法律环境，形成结构合理、国际化程度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聚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在全球现代服务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世界服务贸易重要基地。前海的主导产业为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

南沙新区是六个国家级新区之一，位于广州南部，面积约为803平方公里，是珠三角地区的几何中心，周围60公里半径内有14个大中城市。南沙的战略定位为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南沙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南沙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重大跨越，基础设施体系更趋完善，建成以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高地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创新中心，营商环境与国际和港澳全面接轨，民生福利水平和宜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研发人员、高级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成为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南沙的主导产业为科技创新产业、商业服务产业、教育培训产业、先进制造业等。

（三）中新知识城、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翠亨新区和大广海湾经济区

除横琴、前海和南沙外，珠三角未来仍将重点发展多个经济新区，这些经济新区尽管区位优势和发展战略地位不如横琴、前海和南沙，但各自有明确的定位，并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重点发展产业，从而避免产业同构和功能重叠，这些经济新区将对珠三角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新知识城位于广州东北部，其战略定位是立足珠三角，辐射华南，面向全球，服务全国，影响东南亚，努力建设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先行区、知识经济的高地、推动珠江三角洲产业转型的强大引擎、中国—东盟区域性创新中心和生态宜居的新城区。中新知识城重点发展研发服务、创意产业、生命健康、教育培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先进制造八大支柱产业。

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位于佛山，临近广州西南部，其战略定位为辐射亚太地区的现代金融产业后援服务基地，广东产业金融中心。金融高新区坚持金融后台特色，重点发展金融产品研发中心、清算结算中心、金融信息咨询中心、理财服务中心等智力密集型高端金融后台产业。

翠亨新区位于中山东部，其战略定位为海内外华人共有精神家园探索区，珠三角转型升级重要引领区，岭南理想城市先行区，科学用海试验区。翠亨新区重点发展文化服务、科技创新、旅游休闲、健康医药、风电产业和游艇产业等。

大广海湾经济区位于江门南部沿海区域，其战略定位为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珠三角实现大跨越发展的新增长极，珠三角辐射粤西及大西南的枢纽型节点，珠江西岸粤港澳合作重大平台，传承华侨文化的生态宜居湾区。重点发展临港先进制造业、海洋新兴产业、现代生产服务业、现代生活服务业和生态农渔业。

（四）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珠三角产业发展的重点。改革开放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然而长期以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近年来珠三角土地、能源使用成本趋于上升。与此同时，土地的稀缺、人口密度上升等带来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使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劳动力的使用成本也随之上升。珠三角的产业本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为主，多种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挤压了本就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迫使这部分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广东省正在推行的“双转移”战略，就是希望通过把珠三角的落后产业转移出去，为发展现代产业腾出空间，促进珠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未来珠三角的产业发展仍将继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淘汰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引入技术含量较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产业。

产业集群化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在政府的规划、引导和经济集聚的作用之下，珠三角地区将形成若干新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将主要由现代服务业或现代制造业集聚而成，通过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能提高经济效益，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将主要围绕广州、深圳形成产业集群，如金融业将在广州、深圳等地聚集，商务服务将在前海、横琴和南沙等地聚集，科技创新和研发服务将聚集于中新知识城、前海、翠亨新区等地，服务外包、软件研发将在广州和深圳形成产业基地等。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分布更为广泛，如高新技术产业将在广州（中新知识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地进一步聚集，造船、机械设备等临港先进制造业将于珠海、南沙、大广海湾经济区等地聚集，LED产业将在佛山、江门、中山等地形成产业集群。此外，原有的产业集群，如东莞的服装和电子设备、佛山的建材和家电、中山的灯饰等，也有望通过提高设计、研发和创新能力，进行技术和工艺的更新换代，扩展产业链条到高附加值的两端，增强产品的品牌效应，形成更加现代化的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集群的质量和实力。

四、小结

近三十多年来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向东部地区倾斜，东部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西部，与中部经济实力相仿；东部的深圳发展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大珠三角区域内形成了广州—佛山—东莞—深圳—香港“S”形的经济发展轴线，以及以广佛都市圈与深港都市圈为区域中心的两极发展格局。这种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与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和经济辐射有很大关系，更靠近香港的东部地区，获得来自香港更多的投资和产业转移，通过经济集聚的作用，其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相比之下，西部与香港之间受珠江出海口阻隔，交通不如东部便捷，受到香港的经济辐射影响较低，其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未来随着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等沟通大珠三角东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与香港、深圳等地的陆路运输距离将会缩小，运输成本将会下降，西部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并有望形成新的区域增长点。在此过程中，粤港澳合作仍将是区域合作的重点，横琴、前海和南沙三大平台将继续发挥粤港澳合作重点平台的作用，提高与港澳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珠三角地区将继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大平台与珠三角其他经济新区将共同发挥引领现代产业发展、吸引现代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带动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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