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和哲学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不管提出这种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们都是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也不例外。

（一）培根和霍布斯哲学是早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切观念的基础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和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时代和革命时代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体系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根据。

培根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主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认为，知识是存在的反映。他说：“知识就是存在的影像。”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真正具有实验性质的哲学，应当以经验材料为依据，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对自然界进行分析。培根系统地制定了认识论的归纳法。他认为，人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就要对自然界进行科学研究，把自然界变成人的王国。人只有顺从自然，即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认识和征服自然。培根重视经验材料，但不赞成简单地搜集经验事实，而是主张对经验材料进行消化和加工。

理性怎样消化和加工经验材料呢？培根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移到哲学中来，突出地强调了归纳法。他说：“我们的唯一希望就在于一种真正的归纳。”这种归纳法要求从感性材料出发逐步上升到普遍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述培根哲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时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

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培根把国家和人的机体做了比较，认为使国家强大的途径和使人的机体强健的方法是相同的。培根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建立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央集权国家，甚至公然主张建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宣称一个民族只有牺牲别的民族才能繁荣富强。他的这些观点，充分揭露出了英国工商业资本的本性和动机。

霍布斯继承和系统化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在《论物体》（1655）和《论人》（1658）中，霍布斯阐述了唯物主义哲学。在《论公民》（1642）和《利维坦》（1651）中，霍布斯研究了国家和社会制度问题。

霍布斯反对神学，反对经院哲学，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中，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物体。物体是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客观存在的，物体的根本性质是广延，它充满一部分空间。但是，他否定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并把运动仅仅理解为位移。因此，马克思认为，在霍布斯的哲学中，“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

在认识论上，霍布斯和培根一样也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人们从感觉中可以获得一切知识。但是，在他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霍布斯认识到经验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人的知识的特点是根据直接经验来进行推理，可是，他理解的“推理”是感觉经验的加或减。

在社会学说方面，霍布斯提出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概念。他认为，在结成社会或建立国家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人的本性和本质是自私的，人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大家都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这就是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禁令，权利也没有任何保证。“人对人像狼一样”，相互仇视，相互厮杀。私利的冲突，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为了更好地自我保存，人们共同订立契约，结成社会，建立国家。这样，人类便从自然状态过渡到了社会状态或国家状态。霍布斯认为，这种过渡是理性的要求，而理性的要求则是自然规律。第一条自然规律是必须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并缔结社会契约，第二条自然规律是必须遵守社会契约。霍布斯说，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战争等现象，但他用反历史的观点把这一切硬说成人类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他歪曲了国家的性质，把剥削阶级的国家说成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的体现。

霍布斯也曾论述过经济问题，马克思称他是“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接触到了价值、劳动能力等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时，曾在注脚中引用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一句话：“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霍布斯还接触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并强调脑力劳动的产物即科学对技艺的重要意义。关于财富，霍布斯的著名论点是，财富就是权力。

马克思研究了培根、霍布斯的哲学同英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指出：“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

威廉·配第是英国早期经济学家中把培根和霍布斯当做自己的哲学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他遵循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路线，在经济研究中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出发，以大量的经验材料作为立论的根据。

在配第看来，经济研究不应单纯地进行思维的论证，而应研究经验材料，不应考察那些以个人的变化无常的意图、见解、爱好和情绪等为根据的原因，而应考察那些以看得见的事实为根据的原因。同培根和霍布斯一样，配第也认为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有待于进行理性的整理。在《政治算术》中，配第对自己“立论的方法和态度”做了如下的概括：“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做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这里我敢明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做依据）的原因是不能谈得透彻的。”

培根和霍布斯的自然规律的观念也被配第应用到了政治和经济问题中来。在配第看来，人们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支配自然。在《赋税论》中，配第说：“总的说来，我们应该很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就是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抗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因为，Naturam expellas furca licet usque recaurrit（人虽然能一时强胜自然，但自然仍将恢复其威力）。”配第在《赋税论》《货币略论》等著作中都论述了自然法。他反复强调，任何同自然法相抵触的成文法都是行不通的。其实，配第的自然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就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本性产生的法律”。

霍布斯拥护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有权处理臣民的财产。在这一方面，配第也追随霍布斯，主张君主集权，认为君主可以处置人民的一切。

总之，培根和霍布斯的学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者的观念的哲学根据。他们的某些观点，例如霍布斯的财富就是权力的命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亚当·斯密。

（二）洛克哲学是以后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切观念的基础

洛克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配第路线的直接后继者，而在哲学方面则是培根和霍布斯路线的直接后继者。在本体论方面，洛克提出了两种性质的学说。他把一些可由力学和数学加以精确测量的机械的、空间的量的性质，诸如广延、体积、形状、机械运动、静止和数目等，称为“第一性质”；把颜色、声音、滋味等叫做“第二性质”。他认为前者是物体固有的，后者是主观的，是由物体的客观能力所引起的主观感觉。洛克的两种性质的学说把物体的质的多样性归结为纯粹量的不同；把色、声、味等物体的物理、化学特性归结为纯粹主观的东西，这是洛克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认识论方面，洛克继承和发展了培根、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他反驳了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类生而具有的普遍原则，实际上是在后天的意识演进过程中获得的；天赋的道德原则是人们在接受教育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洛克阐述了他自己的经验论原则，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他说：“假定心灵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心灵是怎样得到那些观念的呢？它是从哪里获得由人的忙碌而不受约束的幻想以几乎无限多的花样描画在它上面的那许多东西的呢？它是从哪里得到理性和知识的全部材料的呢？我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个问题：是从经验得来的。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是源于经验的。”洛克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由观念构成的，经验供给理智以观念有两条途径：感觉和反省。他说：“这两种东西，就是作为感觉对象的外界的、物质的东西，和作为反省对象的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内部活动，在我看来乃是产生我们全部观念的仅有的来源。”

洛克肯定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是没有完全坚持反映论原则。在感觉和外物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第一性质的观念是由外物引起而和客观原型一致的；第二性质的观念虽然也是由外物引起的，但与外物根本不相似。

洛克把观念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由感觉和反省得来的观念都是简单观念。复杂观念是由简单观念构成的，是靠人心的能力的积极作用而形成的。心灵靠它自己的能力把几个简单观念改造成一个复杂观念；把两个观念联系在一起获得关系的观念；心灵还能够把这种观念和它们实际存在中的一切其他伴随的观念分开，这叫做抽象，这样就造成了概括的观念。洛克还不能认识到人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逐渐深化的辩证运动，他所谓的人心的能力是把简单观念加以结合、联系和分离，是把简单观念机械地加或减。

洛克受到牛顿力学观点的影响，和培根一样，他也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移到哲学中来。恩格斯在肯定当时的自然科学方法曾在几个世纪中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说：“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政府论》（1690）中，洛克叙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霍布斯相似，洛克也提出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学说。然而，和霍布斯不同，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而是自由和平等的乐土。在自然状态中，人们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和处理自己的事情，大家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自由和平等是这种状态的特征，奴役和压迫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状态中，自由、平等和财产私有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但是，这些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中并不能得到保证，常有受到侵犯的可能。原因是，由于权利平等，人人都有权把自己看做最高主宰，这就会妨碍人们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为了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人们缔结契约，建立政权和国家，在建立和维持政权的必要限度内放弃一部分自由和自然权利。但是，财产私有是不能废除的自然权利。洛克反对君主专制，拥护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学说是他维护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武器。按照洛克的说法，君主不能滥用自己的大权，如果君主违背社会契约，不能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那么人们就可以不服从他，在某些场合，反抗君主的起义是必要的。洛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他的社会政治学说比霍布斯的更加适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

洛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观点。他认为，善和恶不存在天生的区别，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经验的标准是快乐和痛苦。洛克的这种伦理学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当时在反对善恶先天论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

马克思研究了洛克哲学同英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指出：“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 ‘哲学家’。”

洛克以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都按照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问题。同洛克一样，斯密和李嘉图也认为，理论知识只能产生于材料，政治经济学是根据经验材料建立起来的。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斯密在这一点上也追随洛克，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之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就天赋资质来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比猛犬和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小得多。”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斯密无意于简单重复洛克的哲学观点，而是旨在用洛克哲学来研究经济问题。斯密反对天赋才能论，是为了论证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开篇的分工学说。他用洛克的经验论证明，人们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在洛克的经验哲学的影响下，斯密、李嘉图等人重视经济领域的经验材料。从一方面来说，斯密、李嘉图等人正因为重视经验材料，所以才在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得出了符合事实或基本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受到经验论的束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停留在经验材料面前，只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没有反映出客观存在的经济本质。马克思指出，斯密等人“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洛克把自然界质的多样性归结为量的不同，与此相似，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经济问题只是量的问题。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的量的方面，而不注意它们的质的方面。例如，在价值问题上，他们的注意力被价值量的分析所吸引，而把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为什么劳动量表现为价值量的问题看成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似乎这是存在于商品本性之外的东西。在分配问题上，他们的注意力被工资量、利润量、地租量的分析所吸引，被三者的分割比例所吸引，而把为什么劳动创造的价值必须在各阶级之间分配的问题看成无须说明的东西。例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句话就是：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产品——在社会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资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李嘉图接着说，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义下分到的全部土地产品的份额是极不相同的。他宣布：确定调节这个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只重视量的分析而忽视质的分析，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通病。古典经济学家在许多关键性理论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和陷入混乱状态，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差不多都从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学说中汲取营养。斯密关于资本积累以及土地所有权出现以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和资本积累以及土地所有权出现以后的社会状态的学说，实际上就是把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学说从政治领域移植到经济领域中来。斯密还多次直接用社会契约来说明经济问题。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自然规律观念，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深刻的。斯密、李嘉图等人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应用到经济理论中来，认为财富的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所谓自然规律，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就是不受时间影响而且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其实，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但是，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至于其他社会制度，如果有的话，都是违反自然的。在这方面，就像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古典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认为，一切异教都是邪教，都是人们臆造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教才是神的启示。

洛克经典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斯密、李嘉图等人则为洛克表达的这个法权观念做了经典的经济论述。在斯密、李嘉图的著作中，最主要的权利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自由是指商品买卖的自由，平等是指等价交换的平等。恩格斯指出：“李嘉图的价值定义……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资产者——引者）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洛克的“自然自由”的观念，为斯密所接受。从洛克的这一观念出发，斯密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主张建立“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按照斯密的意见，在“自然自由制度”下，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就应任其完全自由，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劳动和资本去同任何别人或阶级进行竞争；在“自然自由制度”下，君主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完全被解除，国家的职能只限于保卫社会、保护个人以及建立和维持那些私人经营时无利可图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这样，洛克的“自然自由”观念在斯密这里就成为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由放任原则的理论依据。

洛克从自己的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快乐和痛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1715—1771）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这一观点，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洛克和爱尔维修的这些观点，成为斯密、李嘉图以及后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伦理信条，并以此来分析人的经济行为。例如，斯密认为，狗和狗之间没有交换的倾向，因而不能通过交换增进它们各自的幸福和福利。和狗不同，或者说，和动物不同，人类有一种交换倾向。人们出于利己心，出于自私自利的打算，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以增进各自的幸福和福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趋乐避苦和自私自利说成抽象的人的本性，实际上，他们恰好道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洛克、爱尔维修以及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理论虽然在当时起过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这毕竟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之上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人的多样化的相互关系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