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逻辑和历史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逻辑认识过程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问题。历史是实在事物自身的运动过程，逻辑是人们的头脑对实在事物的运动过程的理论反映。因此，一般说来，逻辑和历史应当是一致的，历史应当是逻辑的基础，逻辑的东西应当是排除了历史形式的偶然性的历史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除了个别例外，逻辑和历史往往不相一致。古典经济学家由于阶级利益的限制，多数都不能正确地处理逻辑和历史的关系。

这里说的个别例外主要是指斯图亚特。他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由于出身贵族，特别是由于游历欧洲大陆时留心考察了没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因而比较多地站在历史的基础上，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自己的理论前辈和后辈在逻辑和历史的关系上所产生的混乱。

斯图亚特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他以自己特有的历史感来研究社会劳动分别在资本主义生产、封建制生产和奴隶制生产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历史形式。通过比较，斯图亚特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自由的生产者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同以强制劳动或不自由劳动为特征的经济具有根本的区别。

斯图亚特认真研究了社会劳动从在封建制生产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历史形式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历史形式的过渡，觉察出生产条件和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考察了这个分离过程本身。在这一方面，斯图亚特远远高出了斯密和李嘉图。即使有某种历史感的亚当·斯密，也不过是把生产条件和劳动力分离过程的完成作为既定的前提，而没有研究过这个分离过程。至于缺乏历史感的李嘉图，甚至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种分离。

就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而论，他们在逻辑上考察的是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的历史形式，然而他们都普遍地把这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说成绝对的、自然的形式。在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的自然规律观念的支配下，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关系当做历史上最初的经济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和产物，可是李嘉图却把它看做历史上最初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现代社会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个事实也看成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这是一种误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规律时都陷入这种误解，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律是 ‘自然规律’，因而也表现为历史上最初的东西。”

最有典型意义的逻辑和历史的不一致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单个的、孤立的经济人的观念。在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孤立的个人被当做出发点。在那里，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捕鹿的人和捕海狸的人。他们各自按照自己捕鹿和捕海狸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劳动产品的交换比例，由此引出了斯密体系的全部理论问题。同样，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被当做出发点的也是孤立的个人。李嘉图讲的也是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的故事。李嘉图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是从孤立的个人的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马克思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斯密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是受了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影响。而李嘉图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则是直接受了斯密的影响。启蒙学派用人的本性来论证自己的唯理论。与此相似，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用人的本性来论证自己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按照启蒙学派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合乎自然的个人是一种理想。这样的个人是自然造成的，而不是历史产生的。这样的个人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产物。与此相似，古典经济学家也把自己的理论中的孤立个人看做自然产生的，看做历史的起点。

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是他们的时代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的表现，可是他们却像启蒙学派的学者那样认为其理论是同人的本性相符合的理性的表现。古典经济学家所发现的经济规律是历史地规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可是他们却像启蒙学派的学者那样认为其是同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启蒙学派没有超出时代所给予的限制，其所说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其所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化的王国。与此相似，古典经济学家也没有超出时代所给予的限制。斯密在18世纪所说的个人，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斯密所说的人的本性，实际上不过是那时在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从事生产和交换的资产者的本性。而李嘉图在19世纪初期所说的个人，则是已经从中等市民演变而来的资产者。

事实上，被启蒙学派的学者和古典经济学家看做历史的起点的孤立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历史的产物：“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生产是社会个人的生产，而不是孤立个人的生产。孤立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不可思议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中，进行生产的个人都明显地附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中，进行生产的社会个人才表现为摆脱旧时代那种联系的单个的、孤立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个人的生产，才具有孤立个人的生产的外观。这就是启蒙学派的学者和古典经济学家形成关于合乎自然的孤立个人的观念或错觉的时代的和历史的原因。

多少有些历史感的亚当·斯密觉察到价值规律和生产规律有矛盾，因而认为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之间的交换关系只存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他感觉到人类社会有一条重要的历史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界标是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正是这样的界标把人类社会历史分成了两大阶段：一个阶段是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前的社会状态，另一个阶段是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后的文明商业社会。由于有这种历史感，所以斯密感到有必要回答他发现的自然规律究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阶段。斯密所感觉的历史阶段的区别，实际上是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斯密的历史感压过了他的逻辑性。他从自己的历史感出发，认为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价值规律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历史阶段，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阶段。他维护历史感，却牺牲了逻辑。

和斯密不同，李嘉图完全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焦点上，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感。他偶尔提到过斯密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但是他根本没有感到有什么历史界标的存在。他偶尔提到过欧文理想的公有制社会，但是他根本不认为在这类乌托邦背后隐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向。李嘉图的阶级成见，使他自己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只是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认为这种生产形式是唯一可能的生产形式，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这样，缺乏历史感的李嘉图硬让原始的猎人和渔夫直接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李嘉图断言，这些猎人和渔夫捕猎的“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对于李嘉图的这种非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在这里他犯了时代的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于这一年——引者）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资产阶级视野限制了斯密，更限制了李嘉图。由于李嘉图把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误认为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所以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一开始就让原始猎人和原始渔夫扮演了资本主义商品所有者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李嘉图比斯密更接近于启蒙学派。在启蒙学派那里，原始人的思考和行动从来都是同18世纪的启蒙学派的学者一模一样的。

如果说，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那么这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是正确的，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唯一的生产方式，则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观点，正是李嘉图的资产阶级成见的表现。李嘉图的逻辑性强于历史感，他批判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的观点，坚持劳动价值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从斯密的思想混乱中挽救了逻辑，然而却牺牲了斯密的历史感。

可见，逻辑和历史的方法不一致，逻辑性和历史感相互排斥，这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方法的一个共同点。不同的只是各自有各自的偏颇。

有意思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是看做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看做它的自然形式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己的分析进程中却为消除这种见解开辟了道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拉姆赛和琼斯，不再像李嘉图等人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唯一的、绝对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生产形式，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历史地看待这种生产方式。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理解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绝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而只是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拉姆赛和琼斯的观点，并指出：“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和他们的阶级立场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人的方法和立场并非始终是绝对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内在的联系。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采取比较正确的研究方法的时候，他们在价值、货币、资本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自己的科学成果。然而，资产阶级的立场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自觉地、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