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货币的本质问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曾经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

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货币分析中的积极因素，各自对货币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探索。

斯图亚特关于货币的本质的看法，同他的价值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斯图亚特对英国古典价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天才猜想。他说：“那种通过自身转移（alienation）而创造出一般等价物（universal equivalent）的劳动，我称之为产业。”斯图亚特称之为“产业”的劳动或“创造一般等价物的劳动”，实际上就是有别于实在劳动的特殊社会劳动，也就是有别于具体劳动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给斯图亚特以极高的评价，指出：“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

斯图亚特正确地把分工和交换价值的生产看做一回事，他感到了价值范畴同商品的物质内容的区别，并力图把价值这一抽象的经济范畴从它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变化不定地采用一些不准确的术语来表示他在经济理论思维中正在形成然而还是动摇不定的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见解。斯图亚特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产品就采取过商品的形式，商品也采取过货币的形式。但是他详细地证明，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才成为基本的和主导的形式。

和这种价值理论相适应，斯图亚特对货币的性质做了如下的规定：“货币……是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在这里，斯图亚特不仅看出货币是“最适当的等价物”，而且看出货币是“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当他说货币是“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时，他实际上是把货币看做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但是，斯图亚特对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这一性质只限于一般议论，而没有对价值形式进行历史的分析。

当斯图亚特提出货币是“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的时候，斯密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

在《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中，斯密就已经对货币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在《演讲》中，斯密先讨论了分工，接着讨论了商品价格，然后讨论了货币。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把叙述货币理论的顺序做了改变：先讨论分工，接着讨论货币，然后讨论商品价格。在讨论了商品价格之后，又在许多章节中进一步讨论了货币问题。那种把斯密的货币理论局限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四章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事实上，斯密关于货币的观点并不仅仅包括在这一章中，甚至主要的观点也并没有都包括在这一章中。在其他若干篇章中，特别是在第一篇第十一章、第二篇第二章，以及第四篇第一章和第六章中，都可以看到斯密的许多有价值的货币观点。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斯密比较明确地认为，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从“许多种类货物”中分离出来作为“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的一种商品。

斯密是这样说货币的出现的。他说，如果进入交换过程的只有三种商品，例如，只有牛、羊和小麦，那么人们便不难记住它们的相对价值。因为在这三种商品中，每一种商品只有两个相对价值。但是，如果进入交换过程的有一百种商品，那么，人们就很难记住它们的相对价值。因为在这一百种商品中，每种都有九十九个相对价值。斯密的这一说明是饶有兴味的。当他说进入交换过程的只有牛、羊和小麦三种商品因而每一种商品只有两个相对价值时，他研究的基本上是简单的价值形式。这时交换还没有成为经常现象，一种商品（例如一头牛）只同一两种商品（例如羊和小麦）相交换，用一两种商品作为表现自己价值的材料。这种价值形式，也就是斯密著名的一只海狸等于两头鹿的简单价值形式。当他说进入交换过程的有一百种商品因而每一种商品都有九十九个相对价值时，他研究的实际上已经是扩大的价值形式。这时社会分工的发展已经使交换成为经常现象，每一种商品都可以同一系列商品相交换，以一系列商品作为表现自己价值的材料。斯密关于相对价值多得难以记住的说法，实际上接触到了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人类劳动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的问题。但是，斯密只是朴素地提出了每个商品只有两个相对价值容易记住，每个商品有九十九个相对价值就难以记住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是简单的价值形式和扩大的价值形式之间的质的区别，更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分析。

在说明有一百种商品进入交换过程时相对价值就会多得令人难以记住之后，斯密便进而说明了“共同价值标准”或“共同衡量标准”产生的必然性。他说：“由于这么多 [相对]价值不容易记忆，人们自然会想到把其中之一作为 ‘共同衡量标准’，通过它来对其他货物进行比较。”斯密的正确之处，在于认识到了“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的出现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他不了解价值形式的发展，因而不懂得他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从扩大的价值形式向一般的价值形式过渡的必然性问题。

斯密还讨论了从“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过渡到“最准确标准”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从一般的价值形式向货币形式过渡的问题。斯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个过程，他说：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的增多，为了克服交换的困难或为了便于交换，人们在各种商品中确定了一种商品作为“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被人们先后想到并用过的物品可能有种种”，而“首先选做这种标准的自然是人们最熟悉的货物”。根据文献和传说，斯密确认了不少商品充当过“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的历史事实。他说，在“牧人时代”，牛和羊曾被人们用做“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例如，在古希腊，黑牛是“共同价值标准”。在意大利，一切商品都同羊比较，因为当时羊是意大利的主要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盐、贝壳、烟草、干鱼丁、糖、兽皮以至铁钉等，都曾经被人们用做“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但是，这些商品有的不易分割，有的在分割后不易复原，有的不易长期保存，因而都不理想。“由于需要这样的一般标准，使得同一的数量具有同一的价值，所以金属似乎最适合这个条件。”后来，“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这样，金属便成为“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最后，由于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共同衡量标准”或“共同价值标准”必须是一种“最准确标准”，因此金银成了货币。“在各种金属中，金银的价值最易确定。钢的品质不能精密地加以确定，但金银中含有多少贱金属成分，却能够准确地化验出来。因此，人们把金银规定为比较各种货物的最准确标准。”金银最后充当货币的原因，除了“价值最易确定”外，还在于金银不会损耗，不会损坏，有耐久性，能被任意分割和还原，便于携带，以及色泽美观等。

斯图亚特和斯密都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这是他们在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关键。他们关于货币的商品性质的观点，是同他们的价值理论中的科学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斯图亚特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叫做创造一般等价物的劳动，把货币叫做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斯密说明了货币的商品性质，并进而认为：“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斯密还认为：“金银价值对其他货物价值的比例……取决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对一定数量他种货物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比例。”斯密在坚持货币的商品性质时，看出了交换关系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看出了金银作为一般商品能同一切特殊商品相交换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有价值，看出了一定数量的金银能同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原因在于它们包含了同等的劳动量。

马克思指出：“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斯图亚特和斯密对于货币的商品性质的分析，为克服这一主要困难做了有益的努力。但是，马克思后来又指出：“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由于斯图亚特和斯密没有深入地分析商品的矛盾，没有看到价值的货币形式同商品的矛盾的内在联系，没有能力从商品的矛盾和交换过程的矛盾对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进行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而只是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来说明货币出现的原因，因而未能真正克服货币分析上的困难。斯图亚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要没有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即使区分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也不可能认识到货币是这一矛盾展开的结果。斯密的例子则告诉我们，只要没有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即使实际上接触到了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和一般的价值形式，也不可能真正意识到它们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