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里讨论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是指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和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所形成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和环境危机的根源。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是盲目和过度生产活动的第一推动力。而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使自然史上长期形成的生态系统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严重恶化。

生态和环境恶化有种种表现：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短缺、土壤侵蚀和土地沙漠化、气候异常、森林面积大量减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天然湿地干涸、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质量恶化等。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和环境日渐恶化，公害不断。美国1934年5月席卷大部分国土、刮走3亿多吨肥沃土壤的黑色风暴事件，英国1952年伦敦雾霾造成1.2万人死亡事件，日本1956年水俣病事件等，都是闻名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和环境危机的重大公害事件。

在西方发达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危机、生态和环境危机也被全球化了。西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不仅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而且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和环境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将制造污染源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等，是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段。其目的是改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和环境，把污染带给发展中国家，让巨额利润流回西方发达国家。就发展中国家自身而言，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是加剧本国生态和环境危机的重要因素。

在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概念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生态学的不同学派，各派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持有不同的观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自然存在的生态体系内的关系，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从新的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在推进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研究了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

生态和环境危机是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一些学者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危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从“目前生态环境的理解认识方面”重新认识马克思，有的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方面重新认识马克思，有的从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预测”方面重新认识马克思。

以上分别考察了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爆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生态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在这场系统性危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起了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而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又反过来加深了经济危机。

由上述分析可见，西方学者除了普遍注意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外，一些学者对危机的认识还有自己的独特的视角，他们有的注意到社会危机，有的注意到政治危机，有的注意到意识形态危机，有的注意到生态和环境危机。在多种危机的关系的问题上，有少数西方学者甚至意识到这场危机是“系统性风险”或“系统性危机”；但是，他们存在共同的局限性，就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一批教授于2009年7月25日联名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书所陈述的那样，“都没有将系统性风险视做一个整体”。

这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危机，是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