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纪念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

赫治清

2014年，是著名清史学家王思治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我愿借此机会，表达对思治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先生是我一生中最敬仰的史学家之一。虽然他比我年长10岁，但由于我们同出徐中舒、蒙文通、缪钺教授师门，30多年来，我一直亲切地叫他大师兄。其实，不仅我这样叫他，和他年龄相近的刘永成、周远廉先生等，都叫他大师兄。这个称呼，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年长，更多的是他为人正派、和蔼可亲的高尚品德、学术风范，以及突出的学术成就，他因此特别受到我们20世纪50、60年代川大学子的尊敬。

很多同志会讲思治先生在中国史特别是清史研究领域的成就。这里，我主要回忆和先生直接交往的一些点滴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和清史所罗明、杜文凯、鲁素等老师合编《清史论文目录索引》，和李鸿彬教授筹备、编辑《清史研究》前身——《清史研究通讯》杂志，我常去铁一号（铁狮子胡同一号）大院。凡去这个大院，几乎每次必到王先生家，有时在大院直接碰到他，就聊上三四十分钟。1982年，我去铁一号找李鸿彬教授。鸿彬告诉我：“您大师兄刚来找您。”工作结束，我便到先生家，他把所写的《宗族制度浅论》一文交给我，让我帮他看看，能不能在《清史论丛》上发表。当时，《清史论丛》主要由何龄修、郭松义先生具体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负责转送，肯定会采用。先生让我先看看，挑挑毛病，特别是不要在理论上出问题。当时，先生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大家，但很谦虚，总希望别人对他的著作多提意见，使之完善。这篇文章很长，用了一定篇幅追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充分显示了先生深厚的中国古代史学功底。文章着重论述了清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认为清代普遍存在于全国城乡的宗族组织，是自宋明以来才发展起来的。在清代，宗族组织早已成为牢固的族权，成为当时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大约在雍正年间，族权又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从而直接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宗族制度在清代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都对族人强行约束；同时，又以“义田”等作为“恤族”的经济手段，给宗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普遍存在，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宗法地主的特征。先生认为，阐明宗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揭示我国封建制度历史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文章在当年《清史论丛》上发表了。正式发表前，我曾把文章主要论点和我的看法向当时正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先生透露过。叶显恩先生说，你这位大师兄视野开阔，善于宏观把握，擅长阶级分析，这是他的强项。确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长于理性思维，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突出亮点，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众所周知，思治先生在有关清朝历史地位，特别是清朝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方面的历史功绩，有过重要论述，也是先生在清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他最早发表这方面文章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的一些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文中某些论述持有不同看法。有一次，我到铁一号去对先生说，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对清朝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我们都赞成。但是，讲清朝统一时，还得划分历史阶段，不能给人造成错觉，似乎顺治年间战争都是统一战争。当时，清朝统治者不惜用野蛮武力手段强迫汉族人民改变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推行以“剃发”、“易服”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屠城、圈地、缉拿“逃人”等弊政，满汉民族矛盾因此急剧激化，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是正义的。当时清朝统治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明清易代的斗争，不能笼统地算成统一战争。这和后来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治理西藏、平准、平回有区别。否则，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和混乱。如果简单地把17世纪中叶明清易代和国家统一趋势联系起来，势必要把分裂的帽子加在坚持反抗清朝暴政的广大人民头上，把清初江南人民进行的正义的可歌可泣抗清斗争给否定掉。这里，有个逻辑问题、理论问题，思治先生最有发言权把它论述清楚。我们亲切交谈，他认真听取了我和当时历史研究所清史室类似的意见。后来，王先生完善了他的论点。而且，明确表示，他并不赞成把吴三桂说成顺应历史潮流的英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谦虚谨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虚怀若谷的清史大家的风范。

1989年春天，我从东城区礼士胡同搬到西城区官园附近居住之后，离先生家远了，加之《清史研究通讯》杂志已转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主办，我去先生家的次数就少了，但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一些会议上见面时，我们总要聊很久。2003年秋，我到国家清史编委会工作后，见面又多了起来。最初，我在典志组工作。初来乍到，我对组内一些同志不熟悉，他向我详细介绍，特别是组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专家情况，提醒我注意事项，教我如何相处，搞好关系。2007年6月，我转到清史编委会传记组工作。那时，先生已从传记组调到编审组，但仍然兼做传记组一些工作。我们经常就如何写好新修《清史》“传记”交换意见。他说，别人总以为做传记项目容易，其实不然。做好典志项目，更多的是专题研究基础。而传记项目，人物多，特别分散，千人千面，涉及面广，叙述传主的事迹，要突出重点，不能记流水账，不好写，尤其是皇帝传难写。他说，他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写的康熙皇帝传，就和现在的体例不大符合，究竟怎么写，还要深入研究。2008年7月，传记组在大连召开“清代皇帝传记撰写研讨会”。会前，我约思治先生在会上作个发言，他谦逊地说，自己是来学习的，没有想好，还是请承担皇帝传项目的主持人发言，他们有亲身体会，先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扭住他不放，我们大连会怎么开才好，请他出点子，并请他务必准备发言。结果，他给我写了一个纸条，并在会上做了发言。会议结束后，我在《“清代皇帝传记撰写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写道：“王思治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帝王传记应首先对其在有清一代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给予历史的定位，以‘用人行政’为纲，总揽一朝之大事，以其关乎历史进程为主，‘事以类聚，依时叙事’，切忌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应从今天历史研究的高度对每朝历史之史实出发，融会皇帝对重大军国重务之决断与决策，写出传主行政、用人之轨迹，区别于一朝之史事平铺直叙而冠以皇帝名。”先生的发言，既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清代皇帝传记应该包括的主要内容、重点及其写法，又坚持唯物史观，牢记清史研究的历史借鉴功能，旗帜鲜明地强调，撰写皇帝传记应从今天历史研究的高度出发。先生上述见解言简意赅，直到今天，对清史纂修乃至整个清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思治先生不仅是功底深厚、学问精深的大学者，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重视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不少清史学英才。他对研究生精心指导，因材施教，对青年教师积极扶持，勤于指点。对王门弟子更是关怀备至。我到清史编委会工作后，每周见面时，他总是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弟子最近情况怎样。有一次，我对先生讲，清史学界占主流的意见，都说乾隆皇帝闭关锁国，错失了走向近代化的良机。他的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更有过人之处，提出疑问：学术界是不是对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家独立与对外交流的能力做了过高估计？在对外开放、发展中英贸易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清朝统治者面临两难抉择。清朝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为了国家安全，选择了后者，这是不难理解的。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使团的全部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既指出闭关自守政策的消极面，又实事求是分析其历史必然性。我对先生讲，这个论点很早就提出了，很难得，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开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先生说，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呀！先生提携后学、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创新，深得年轻学者的尊敬。他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受到学界同人的高度评价。

思治先生学问好，做人更好，道德文章，堪称楷模！

2014年1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