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简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以及政府公共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研究成果已比较丰富。已有研究成果形成的理论、实证结果对本研究的启示和所忽略的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已有文献对本研究的启示

第一，从现有的国内外城镇化研究文献来看，区位理论、二元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以及相关研究成果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城镇化发展规律、模式及其动力机制，内容较为丰富；并且国内外文献还针对政府公共投资内涵和范围的界定、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及其效率、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经验和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获得了经济增长理论、帕累托效率与福利经济学理论、公共支出理论、产权与公共产品理论和博弈论等一系列理论和成果（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其中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5）的《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三版）中的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和思路来源。

第二，凯恩斯主义认为，非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本身不能自行解决矛盾，必须政府干预，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来刺激消费，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Aschauer（1989）则开创性地考察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激发了人们对探究公共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兴趣，很多后续研究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Munnell（1990）, Finn（1993）, Fernald（1993）, Easterly&Rebelo（1993）, Paul Evans&Georgios Karras（1994）等。但Barro（1991）对跨国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同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几乎无关。近年国内外研究表明（Mittnik, Neumann,2001; Voss,2002; Perotti, 2004；刘国亮，2002；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郭庆旺、贾俊雪，2006；杨大楷、孙敏，2009；王红岩、张宏霞，2011），对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未达成一个广泛接受的结论。总体而言，上述研究为本研究理解我国的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参考。

第三，基于二元结构、制度变迁等理论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国内外城镇化推进模式，多数认为我国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显著，即使农村就地城镇化，也多由基层政府推进，如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及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基于公共支出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就是通过积极的行政手段、政策引导及政府的公共投资对城镇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控。政府公共投资的投资乘数效应，将对宏微观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组成和市场资源配置产生深刻影响，并对私人投资和社会资本产生挤入、挤出效应；基于博弈论，从公共品供给角度，分析得出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绩考核和晋升激励机制成为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动力，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和效用。上述研究为本研究理解我国的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行为及其效用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第四，已有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表明，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政府公共投资不是一个简单的外生变量，而是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持久影响的内生变量。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产出，但公共部门通过外部性作用也能够影响私人部门产出并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在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不但要分析私人部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也应分析公共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包括形成基础设施等公共物质资本的投资，以及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投资。

第五，已有的研究在城镇化发展战略及其目标、政府公共投资效率指标、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实证研究方法上通过微观化、定量化为本研究的实证计量模型建立、数据选取、分析和处理、指标测定、影响因素选择、实证结果解释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选择和理论工具。如李治国和唐国兴（2006）运用1978—2000年的数据计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名义K/Y，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反映投资效率受政策因素的影响，据此分析造成指标波动的原因；又如王红岩、张宏霞（2011）利用1978—2009年的时间系列数据实证分析出政府公共投资效率和地方政府投资确实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第六，已有学者研究表明，转型期的中国财政体制仍然是“建设型财政”，政府的公共支出存在强烈的经济增长偏好，竞争性行业一直是我国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2003年以来我国一直维持40%以上的高投资率，这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范辉，2011）。刘国亮（2004）的经验分析也表明，在消费性支出（或称社会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之间，政府表现出对后者的强烈偏好。地方政府由于政绩考核的压力和晋升激励机制的动力，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追求“短平快”的项目，通过政府公共投资这个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转变（胡志平，2012）。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的我国转型期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矛盾和效率问题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本研究的思路来源之一。

二、已有研究所忽略的问题

第一，上述文献资料分别对城镇化模式、动力机制和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及其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围绕统筹城乡，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针对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公共投资的行为及其效率的研究则较少，这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第二，现有的国内外城镇化研究大多侧重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如经济效应）的相关性研究，却较少关注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一些情形下是可以交换使用的，但较常见的是将两者区分开，“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经济变量的数量扩张，“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可量化因素的数量扩张，而且包括支配经济运行的制度、组织和文化等非量化因素变化的过程（速水佑次郎，1997）。因此，围绕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搭建研究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显得十分必要。

第三，速水佑次郎（1997）通过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辩证的社会发展模型，不仅较好地探讨和诠释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困和不发展的原因，而且基于公共产品的“政治市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为什么由社会需求引起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旨在使不同利益集团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的政治过程决定的。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较少发现在我国城镇化公共投资领域有针对上述两大模型的研究。

第四，二元经济模型（Lewis-Ranis-Fei,1961,1964等）阐述了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试图靠强行把资源从农业配置转换到工业来发展经济现代化，就有可能掉入“李嘉图陷阱”（详见第三章第一节二元结构理论）——工业化也是危险的，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结论（David Ricardo,1817; T. W. Schulz,1953; Dale W. Jorgenson,1960，速水佑次郎，1997）。同时，已有学者（Solow,1956; Cass;1956; Schutz,1962;Nelson,1966; Lucas,1988; Chow,1993,2002; Young,2003；贾庆旺、贾俊雪，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邱晓华，2006；郑玉歆，2007；李治国、唐国兴，2006；李宾、曾志雄，2009）大量地分析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等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看到，分析政府公共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作用及其内在的影响因素，必须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背景出发，选择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全方位动态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和考察。

第五，尽管理论上公共投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得到较为一致的支持，但对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经验研究在国外并未达成一致结论。总体而言，中国的公共支出结构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较确定的，但现有的研究存在难以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缺陷，即依据现有的研究，尚不足以得出哪些支出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哪些支出则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

为此，本研究认为从全方位的动态视角，研究在城镇化进程中，结构转型目标（政策、政府制度及其行为）、政府公共投资与宏微观经济增长及结构效应三位一体关系及其传导机制，深入分析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背景下，探讨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的政策和途径，促进城镇化结构转型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