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源寺历史发展

法源寺，又名悯忠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远征高丽的阵亡将士而建的。《春明梦余录》记载：“唐悯忠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太宗悯东征士卒战亡者，收其遗骸，葬幽州城西十余里许，为哀忠墓。又于幽州城内建悯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阁，故但以阁名。唐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唐太宗不顾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高丽。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高丽在汉代已是中国的领土，隋朝多次出兵，均未取胜，我今尚未年老，想借士大夫之余力攻下它，替在那里牺牲的隋朝子弟报仇，也为被杀的高丽君父雪耻。”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派水路500船四万兵从莱州渡海攻打平壤，陆路则发兵六万从东北趋辽东，并亲自到前线督战。陆路上，唐军攻下了一座隋炀帝几次远征未克的重镇——辽阳城，但唐军没有直捣平壤，而是在进攻辽阳城西南重镇——安市城时，被阻两个月而未能突破。考虑到寒冬即将来临，太宗急忙下令撤军，但在归途中还是遭遇大风雪，死亡数千人，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为了悼念远征而死去的将士们，并安抚民心，唐太宗建立了悯忠寺。后来唐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696）才告竣工，并赐名“悯忠寺”。这正是“白骨累累古战场，忠魂耀耀日含芒。巍然一塔天人悯，时有缁流布道场”。

悯忠寺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后期，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角建造了一座十丈高的塔。安禄山的皇帝美梦没做多久，两年后，刚攻陷长安的他就死在儿子安庆绪的手上。至德二年（757），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在悯忠寺的西南角建造“天垢净光宝塔”。据说史思明建塔的目的是为安禄山祈福献媚的，不料安禄山突然被杀，他只好降唐，并赶紧把刻好的碑文磨平重刻，声称此塔是为唐肃宗李亨继位而建造的。不久，史思明降而复叛，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落得一个和安禄山同样的下场。如今二塔皆毁，只剩一块《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碑。这碑是目前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石刻遗存。清人王鸿绪有诗曰：“悯忠古刹读唐碑，将士征辽实可悲。纵有番僧放梵咒，沙场那得骷髅知。”可见悯忠寺在唐代已初具规模。

悯忠寺毁于唐末的一场大火，但是遗存下来的两方石碑不仅记载有寺庙的方位，而且记录了幽州城址和街衢状况，对研究北京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是唐武宗会昌六年（846）采师伦所书的《悯忠寺重藏舍利记》，二是唐景福元年（892）沙门南叙所撰、僧知常所书的《重藏舍利记》。《日下旧闻考》中悯忠寺的碑文记载，北魏时建的智泉寺毗邻悯忠寺，寺内藏有舍利，因寺遭火灾，“智泉寺已毁，遂以舍利归悯忠寺焉！”智泉寺的位置“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子城东门”是四世纪时前燕慕容俊建都时的宫城东门。“东百余步”也就是说“子城东门”往东百余步就是智泉寺和悯忠寺。“大街之北面”，也就是今南横街的北面，与法源寺的位置相合。后一碑文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燕城”即北京城，“康衢”就是今北京的南横街。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代诸皇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辽史·道宗本纪》称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咸雍六年（1070），辽道宗对悯忠寺进行了修缮，并赐名“大悯忠寺”。大安十年（1094），再次对悯忠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把观音阁由两层改成了三层，寺中现存的《辽舍利石函题名》和《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碑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

南宋名臣谢枋得在悯忠寺中绝食而亡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南宋灭亡后，忽必烈广纳天下英才，谢枋得多次被推荐，他都拒绝。魏天佑见忽必烈求才心切，强行将谢枋得从浙江嘉兴带往大都。谢枋得宁死不屈，仅食少量蔬菜、水果，希望死前能到燕京再见被俘的南宋谢太后和恭帝一面。到达燕京后，他已衰弱不堪，奄奄一息，元兵把他安置在法源寺休养，等身体复原后再逼迫他做官。谢枋得在法源寺作《入燕别亲知》:“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谢枋得无意间看到悯忠寺内颂扬东汉孝女的《曹娥碑》，触景生情，哭着说：“曹娥一个小小的女子尚能如此，我岂能不如她！”此后，谢枋得开始绝食，不久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谢枋得以身殉节的壮举受到了后人的崇敬。明景泰年间（1450—1456），韩雍上疏朝廷奏请赐他谥号。明代宗赐“文节”，在他尽节之处建祠祭祀，称“谢文节祠”。道光七年（1827），陈用光购买谢文节祠附近的土地，改建正殿。咸丰二年（1852），谢氏后裔谢增黄写对联一副：“旧寺怆衷魂回，首故乡何处是”。

法源寺经金元战乱之后，遭地震、火灾而倾覆。

元初，住持悯忠寺的是著名高僧隆安善选。《元勅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对他住持并修复悯忠寺有明确记载：“我师伐金，师转徙平滦，军中月无足食，将士或馈荤饌，终却不受，人知其清洁，不复縻系。仅得还燕，悯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厦里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书令耶律楚材署疏请主悯忠寺，寻主崇国寺，则丞相厦里之请也。师告施者，经营缔构，悉复旧观。”可见隆安善选住持悯忠寺是由中书令耶律楚材奉皇命邀请的。原因在于悯忠寺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重修悯忠寺和崇国寺。隆安善选不负厚望，发动信徒，“经营缔构”，恢复了悯忠、崇国二寺“旧观”。

宣德十年（1435）秋，内侍宋文毅（越南人）奉命给京城各寺庙布施佛经。当他来到崇福寺时，住持相瑢向他介绍了寺庙的历史沿革，并表示打算重修寺庙，苦于工程浩大，力不从心。宋文毅听后慨然发愿，并将此事告诉同僚阮民福、黎文遥、杜可隆等，得到他们的响应。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夏四月八日开始，正统三年（1438）二月完成。英宗皇帝听说此事后，敕赐了匾额“崇福寺”。由此可知明代重建并改称崇福寺。《敕赐崇福寺碑记》载，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里里外外焕然一新，成了今天寺院的格局。

正统十年（1445），宋文毅又建大藏经阁，明英宗赐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发法源寺，放在藏经阁中。《明颁赐大藏经典勅谕碑》记载：“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阐福寺，永充供养，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如今这部珍贵的明刊大藏经还保存在法源寺的藏经阁中。

万历初年，崇福寺住持琢山，法名明玉，礼贤好客。四方绅士，来京赶考者，大都投宿崇福寺，中举登高后，来此的达官贵人摩肩接踵。据《重修崇福禅寺碑记》，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玉发愿重修，京城的善男信女们纷纷响应，捐钱助修，万历三十年（1602）完工。“先是住持明玉发愿重修，募诸善信，京师窥左足应者若干人，檀越聂君捐数百金，具插畚，往督厥事，经始于万历辛丑，越岁而工告成。塑像、殿庑、周垣、方丈、悉鼎新焉。鼓钟楼则增修其久废者，规制完美，岿然一方巨丽。”

清世祖顺治皇帝崇尚佛教，他说自己的前世就是个出家的和尚。他曾在崇福寺内设戒坛。康熙帝御赐匾额：“藏经阁”“觉路津梁”和“存诫”。

雍正皇帝不仅敬佛而且深识佛法。据《御制法源寺碑》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他发帑重加修饰，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完工，梵宇崇宏，赐名“法源寺”。此次修缮，工程并不大。他在《御制法源寺碑》中说：“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天月大师奉皇命住持法源寺，开坛演戒，弘扬道法，历时四十余年，八十岁退居。

乾隆皇帝更是崇佛有加。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十日，乾隆帝驾幸法源寺。乾隆年间，了升（号遇隆）继任住持。了升主持期间，一循其旧。寺内的用水一般要到阜成门外取水，三辆车轮流取水，往往不够用。乾隆三十七年（1772），了升把法源寺内西南角菜园里的井渠疏通，供给寺内用水。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拨款对法源寺进行了一次大修，两年后竣工，乾隆皇帝到法源寺瞻礼，并亲赐“法海真源”匾额，这匾至今依然挂在正殿大雄宝殿上。乾隆皇帝赋《法源寺瞻礼诗》:“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难穷。名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甲寅创雍正，戊戌葺乾隆。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躬。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

此后，在京城众多的寺庙中，法源寺成为少有的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

光绪五年（1879），光绪皇帝驾临法源寺，静涵率众僧恭迎圣驾，天颜甚悦。寺庙得以重修，传戒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静涵住持法源寺期间，传戒六次，度弟子1800多人。静涵绘有一幅《虚心图》，静涵的朋友、弟子纷纷赋诗题赞。叶昌炽有《题法源寺僧静涵上人虚心图》:“谈禅曾到赞公房，此是城南古道场。祗树津梁无上义，散花楼阁自然香。石幢松下扪残字，金㲲箱中放宝光。究竟如来真见否，请拈拂子一登堂……”

北京市档案馆藏《内务部关于法源寺僧发元称前住持发践有抵押寺盗卖佛品的情形望查复的训令（一）》记载，雍正乾隆年间，寺内大旺，原有房屋五百余间、地产一万一千余亩，下院七处，古物法器等件亦多。至嘉庆道光年间渐衰，同治光绪年间大败，至宣统元年至三年间则败到极点。原有房屋除年久失修渐次倒塌及不法僧徒盗窃变卖外，总计寺内殿堂配房并前后左右院落禅舍，共存房屋仅百余间，地产除由当时之执事僧人如易乐、易同、易松等盗卖，及有契无地查实明白之地亩外，寺内收租及自种地亩，只存四千余亩，下院只存两处。

宣统元年（1909），志果（智果）法师成为法源寺的新住持。两年后志果退位，并奏请内务府，钦定湖南来京的道阶为住持。1911年道阶出任法源寺住持，道阶字晓钟，俗姓许氏。道阶住持法源寺期间，京城士大夫、十方道众争相来法源寺观瞻，并听其讲经，法源寺也逐渐成为佛学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