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孟二冬博士是和我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一位青年学者。1981年，他从安徽负笈北上，以进修教师的身份踏入北京大学的校门，跟我研修唐诗。当时我并不了解他，只觉得他沉默寡言，笃实好学。寒假前，他交来一份关于韩愈古文的读书报告，我很赞赏他能拈出“文气”二字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范畴进行探讨。当时我正有兴趣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结合起来，文气论作为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便约请他和我一起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就是以韩愈为中心，溯本追源，从“气”的本义开始考察，对历代有关“文气”的原始资料，一一加以搜集整理，以期找到文气论的发展脉络。他当时并没有对我的想法表现出十分的兴趣。想不到两个月之后，他送来一份数百页的资料长编，不仅包括了文学，而且涉及哲学、音乐、书法、绘画、医学等领域。一个人在承诺一件事情的时候，话是如此之轻，以至不敢确定他是否真的想做；而在做的时候却肯于花如此多的气力，以至深怕他过于劳累，这样的人太值得信任了。我们在这份资料长编的基础上，拟定了文章的框架，由他写出六万余字的初稿，经过我两次增删修改，提炼出几个重要的结论，终于完成了一篇将近四万字的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来北大访问，恰好和我讨论文气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有一篇长文快要完成，以后会寄给他，向他请教。他对我们的论点和论文的写法很感兴趣。遗憾的是，当这篇文章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发表的时候，刘若愚先生已经溘然长逝。我之所以在这里不惜笔墨重提此事，是想重申：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也许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孟二冬博士的研究基础。此后，我一再告诉他，一个学者至少要有两块园地，研究文学史的人如果能够兼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出入于两者之间，所做出来的学问将会达到一个新的境地。

1985年，二冬第二次跨进北大的校门，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当第三年确定论文题目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选定了韩孟诗派。他的硕士论文——《论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得到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他的答辩胸有成竹，十分流利，和平时的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这篇论文很快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1986年第6期），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占据了学术前沿的优秀论文。特别应当提出来的是，这篇论文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文学与哲学、艺术学、心理学互相打通，是我在1979年提倡过的那种研究方法的成功实践。

二冬取得硕士学位后，到由北大支援的烟台大学工作了三年。1991年，他以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三进北大，那年他已经三十四岁，和十年以前初进北大相比，已经成熟多了。他仍然以韩愈为中心，进而将研究的范围扩展为整个中唐，对中唐七八十年间诗坛的面貌、诗人的心态以及社会的风貌做了多方面的考察，终于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唐诗歌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论点。论文几经修改，定稿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掩卷沉思，感到这位青年学者在十几年内跨出的步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唐诗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关于这篇论文的具体论点和精彩之处，已见于此书的提要和结论，无需我再赘述。我想说的有两点：一是将文学与其它邻近学科互相打通，进行综合研究，这种方法是富有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的。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需要有广泛的文化素养，既站在文学的本位，又要有哲学的思维、艺术的感受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实在是不容易驾驭的。第二，注意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且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作为研究对象，这是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动向。这也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将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文学家们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考察，既注意他们的时代共性，也注意他们的个性差异，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得出新颖的结论。孟二冬博士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反映了目前学术研究的两个新的趋向。任何一篇论文所提出的论点，都不一定能得到学术界所有人的赞同，但是二冬在以上两方面的开拓，是无论谁也不能忽视的。

二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也一直鼓励他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结合起来，在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点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21世纪的学术之路将更加艰难，任何一点进展都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二冬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我自己有太多想做而一时还做不完的事，能够寄希望于他，感到很大的欣慰。

袁行霈

1997年8月16日

于密云水库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