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代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衍和沈曾植，曾指出我国诗歌发展中的三次巨变，即所谓“三元”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沈曾植则易开元为刘宋之元嘉。
二人识见不尽相同，但对“中元元和”都十分重视。“三元”说的提出，固然与同光体诗人“不专宗盛唐”并在艺术上模仿江西诗派的作风有关；但以创新求变为突出特征的中唐诗歌，特别是元和诗歌，不甘落盛唐之窠臼，另辟蹊径，体现出“中唐之再盛”的繁荣局面。
宋代赵孟坚《凌愚谷诗集序》云：“文章至唐而体备，其情态宛委，肌理丰泽，腴而密，婉而丽，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贞元、元和而上，李、杜、韩、柳以至乎长庆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大中以降，琐涩滋过，固一病也，而又浸淫于以俗为雅之流，代号作者或不免是，况浸淫于末流者乎！”显然，在赵氏看来，贞元、元和以至长庆，均处于繁盛之中。宋代的理学家杨时，更加推尊以元和为主的中唐诗：“诗自河梁以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明代胡应麟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唐诗人之盛的局面：“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今人概以中、晚束之高阁。若根脚坚牢，眼目精利，泛取读之，亦足充扩襟灵，赞助笔力。”又：“东野之古，浪仙之律，长吉乐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过人。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清人叶燮对中唐诗的价值和意义作了更高的提炼，他在《唐百家诗序》中说：“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断。”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唐诗人及诗歌在后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中唐诗人的新创造，不仅直接开启晚唐，而且从北宋的江西诗派直到清末近代的同光体诗歌，都多少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对中唐诗歌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能为我们进一步把握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一些具体可靠的依据，而且能进一步发掘和丰富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为当今和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盛唐诗歌的成就，以见中唐诗人所面临的“极盛难继”的困境。唐代社会经过了近百年的和平安定与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诗歌也达到全面繁荣的地步。好像是一个奇迹，在短短的五十余年间，涌现出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各不相同的风格，投入了诗歌创作的高潮。正如李白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昌盛的经济文化，强大的国力，不仅开拓了他们的视野，陶冶了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豪爽的性情，而且也滋长了冲破传统追求解放的精神。可以说盛唐一代诗人，怀着宏伟的理想，以蓬勃热烈的情感、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讴歌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盛唐诗人很少有低沉、纤弱和颓废的情绪，尽管他们也写离愁别绪，也写失意悲慨，也写山水田园，也写纵酒狎妓，但总有一种壮大的气魄。林庚先生曾指出，他们“无论是快乐或是痛苦，都是爽朗的、健康的，永远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光明的展望”，“这些就是所谓真正的盛唐之音了”。那种追求进步政治的理想、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以及傲视王侯、反抗权贵的精神，乃是盛唐诗歌的主流。“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积极乐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昂扬奋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之壮怀激烈，均代表了盛唐的时代精神。即使像孟浩然也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类气势磅礴之作。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正说明了这一点。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又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也。”这段话准确地指出盛唐诗歌阔大、明朗、玲珑、自然之美。
盛唐诗人既有统一的昂扬的基调，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若王湾、贺知章、张旭、张说、张九龄之洒脱自然，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崔国辅、常建、丘为、裴迪之宁静明秀，崔颢、王昌龄、李颀、薛据、崔曙之清刚峻爽，王翰、王之涣、高适、岑参、祖咏之壮大雄浑等，皆情思浓烈，韵味深厚，境界壮阔，骨气峻爽。李白诗的飘逸之气，凝聚了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兼有豪壮雄浑与清新明秀二者之美。杜甫之诗，“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盛唐之诗诸体悉备，皆臻妙境。王维众体兼长，孟浩然五言最美，储光羲工于五古，高适、岑参尤以七言歌行为佳，王之涣擅长绝句，李颀长于七古，王昌龄有七绝圣手之称，李白长于乐府、绝句，妙绝古今，杜甫众体兼长，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无不运用自如，而于七律贡献尤为卓著。杜甫还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为诗歌反映现实开辟了一条方便的途径。
短短的五十年间的盛唐诗坛，名家辈出，各展风采，杰作如林，光华闪烁；题材丰富，内容充实，风骨峻爽，情思浓烈，气象雄浑，境界壮阔，韵味悠远；诸种诗体臻于完善，艺术技巧达于圆熟，尤其是诗歌意境的创造，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充分展示出盛唐诗歌所特有的美学风貌。盛唐诗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已经达到诗国辉煌的巅峰。然而这一切，毕竟是盛唐人的骄傲。这对于继踵其后的诗人们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极盛难继”的局面，使中唐诗人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通变，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既要对前人有所继承，又要有新的创造与发展，这才能保持文学艺术健旺的生命力。如果“通”而不“变”，则是纯粹的复古，势必窒息艺术的生命。因此，皎然《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谓：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玉璞，岂知周客
而笑哉？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忧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太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宜其戒之哉。
皎然所反复强调的，关键就在一个“变”字。盛唐过后的大历诗人中，就不乏效盛唐诗人之声吻、情性乃至字句者，然其结果却是“诗道初丧”，“气骨顿衰”。皎然在当时提出“复忌太过”和“变若造微，不忌太过”的主张，正是看到了当时不得不变的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开、天以后的诗人来说，言“变”谈何容易！他们不得不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寻找一条适于自己时代的诗歌发展的新途径。叶燮《原诗·内篇》曾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说：“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诗歌发展的盛衰更替，也是符合于一般规律的。历开、天巅峰之后，诗歌创作势必会出现一个相对而“衰”的趋势。而如何走出低谷，由衰而转盛，攀登另一个新的高峰，达到唐诗之“再盛”，这正是摆在中唐诗人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欲另辟蹊径，转衰为盛，就势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叶燮《原诗·内篇》亦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不付出艰辛巨大的努力，就难以改弦更张，转衰为盛。
面对困境，中唐诗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他们的诗歌带有奇变的色彩，但毕竟在盛唐诗歌之后开辟出新的途径，创造出新的美学风貌，呈现出“中唐之再盛”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