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多变的时代

第一节 政治局势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盛衰转变的枢纽。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不仅给中原广大地区带来深重灾难，而且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也由此一蹶不振。郑晰在《开天传信记》中描写开元盛世的情形：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校。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

安史乱后，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以及关内等几个素称农桑富庶的地区，由于久罹兵祸，在叛军与唐军彼此攻防进退的反复践踏之下，变得满目疮痍。对此，唐朝平叛名将郭子仪在上书朝廷时指出：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安史乱后的一段时期，历史上曾有过“中兴”的美誉，其实那不过是战火连年、民不聊生的大乱之后，得到暂时苟安的一种满足。尽管社会表面承平，但早已是败絮其中了。不可否认，代宗、德宗、顺宗等人即位之初，也有过重振朝纲、中兴王室的抱负和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削藩、平边、抑制宦官等；一些进步的改革家也曾励精图治，希望拯民于水火。但这一切很快就都随着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朋党倾轧、边患四起而偃旗息鼓了。

中唐时期朝政腐败的状况，我们只需看一下当时人的言论就十分清楚了。宪宗元和初年，皇甫湜在《制策》中，分别从帝王、士大夫、宦官、将领，以及刑法、理财、选举等重要方面历数时弊：宦官们“掌王命、握兵权，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将帅“知兵者亦寡”，而“怙众以固权位，行贿以结恩泽”；至于“朝廷之号令，有朝出而夕改者；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更有甚者，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致使“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悉是编户”；朝政之黑暗腐败，乃至“谏诤之臣备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交养，为亲戚计迁除领簿而已”；总而言之，是“法未修明”，“政未光大”。文宗太和二年（828），刘在贤良方正科考试对策中，指陈朝政，尤为痛切。撮其大要，第一，指斥宦官专权：宦官“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致使“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第二，指斥方镇跋扈：“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第三，揭露当时“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执政者“任人唯亲”，这是“自取其灭亡也”；第四，揭露当时剥削残酷，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国家有“土崩之势，忧在旦夕”。

中唐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应地，文化领域就势必随之出现新的特点。研究这些新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准确地把握中唐诗变的原因、性质和方向。

由于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人们的生活、思想以及整个社会风尚，与盛唐时代相比，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盛唐人那种积极、浪漫、热情、进取的豪情，早已随着安史之乱的战火而烟消云散了。人们由于安史之乱带来的心灵创伤尚未愈合，却又呼吸着令人窒息的污浊而又沉闷的政治空气；加之由于生产经济的衰落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贫乏，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在心灵与肉体上同样遭受摧残与折磨。在这种局面下，那些传统的道德、纯朴的风尚、高尚的人格，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形成一种反常变态的社会心理。钱起“浮俗渐浇淳，斯人谁继妙”的诗句，便初步透露出社会心态转变的信息。元结《寄源休》诗云：“时多尚矫诈，进退多欺贰。纵有一直方，则上似奸智。谁为明信者，能辨此劳畏。”上文引皇甫湜在元和初年写的《制策》中，曾对腐败的政治统治作了全面的揭露，并认为由于这种沉闷的政治空气，进而造成了“谬戾”、“浇薄”的社会风气：

自中代以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近；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为非，而抵冒常不息。

大乱之后，“百遭荒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大批的以自耕农为主的课户与课口，纷纷逃散四方，摆脱了户籍的控制。两税法的推行，曾一度保证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但广大人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了。“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宪宗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当时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然而其中申户口、纳赋税者，仅“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注1天下兵仰给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元和六年（811）六月，李吉甫又奏称：“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计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可以想见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何等沉重！然而，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却并不能“遵俭约”，而是搜括民脂民膏，大肆聚敛私财。《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载：“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以眼前的私利弥补昔日的缺憾，完全是一种反常的补偿心理。于是广收“日进”、“月进”、“进奉”、“羡余”，且开“宫市”夺民财物。从奸佞小人，到藩镇节度使，乃至幕僚，为了邀上宠幸，无不刻剥下民，或坐盗国库以事进奉，从而造成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代宗李豫，已肇其端：“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德宗朝，变本加厉，风气日炽，如：“（裴）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余以为己功”；“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李）锜刻剥以事进奉，上由是悦之”。至宪宗朝，进奉之弊已泛滥成风，如：“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进奉之风的大盛，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朝政的腐败，而且也造成了“侈物常贵”的不良社会风气。尤其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上层的文人们，“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仆马豪华，宴游崇侈”；“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车马宴游取代了兵车弓刀的征战，浅斟低唱代替了致君尧舜的深切呼唤。这种与时代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极不相称的宴游豪侈，也正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反常的自我补偿的心态和得到暂时苟安的自我满足。

注1：《资治通鉴》注：“宋白曰：《国计簿》比较数：天宝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见管总二百九十五，比较天宝应供税州郡计少九十七；天宝户总八百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见在户总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比较天宝数税户通计少百九十四万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宝租税、庸、调每年计钱、粟、绢、布、丝、绵约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元和两税、榷酒、斛、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收入赋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

党争不断，朋党林立，是中唐社会政治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心理因素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关于唐代的党争，史学家言之甚详。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时间问题上，规模较大，斗争激烈、影响深远的党争，是从安史乱后开始出现的。安史乱前，也存在党争，如玄宗朝就曾发生过张说、张九龄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但这种党争并没有超越玄宗的控制势力范围。《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很快就被平息，影响并不大。第二，在性质问题上，唐代的党争，基本上是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集团与依凭门第的士族集团之间的斗争，即归根结蒂是由科举制度本身带来的后果。

自安史乱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突出，因而出现了朋党林立、党争不断的局面。肃宗朝朋党已自大树，且往往直接威胁皇权，所以肃宗对朋党的打击还是较果断而严厉的。如《全唐文》卷四十二所载肃宗的制、诏文：

《贬第五琦忠州长史制》：“……凡所进拔，悉收瑕衅，又与贺兰进明并居权要，潜结往来，尝夜会于私第，归必淹于永漏，殊乖宪典，足表异端，颇招党比之嫌，甚失弼谐之望……。”

《流第五琦夷州制》：“……率情每违于直道，交惟党比，用匪忠良，颇乖秉钧之体……。”

《贬房琯刘秩严武诏》：“（房琯）……又与前国学祭酒刘秩、前京兆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言，违臣子奉上之体……。”

大历以后，党争日渐加剧，其中规模较大、斗争激烈的如有：

1. 代宗、德宗时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这两个统治阶级内部的集团斗争。《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谓：“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党争竟能波及甚至策动藩镇“兵连祸结，天下不平”，足见其影响及危害之大。简言之，这次党争是以等级制度和赋税制度为焦点而出现的政治斗争。

2. 顺宗时“永贞革新”中的党争，则是更为直接的政治斗争。尽管革新派在短期内就告失败，但它所波及的范围及对世道人心与封建统治政权的震撼和影响却极为深远。

3. 从宪宗元和初年开始，直到宣宗即位后方告结束的牛李党争，是围绕着对待科举制度和藩镇割据的态度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关于这次党争对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夫两派既势不并立，自然各就其气类所近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期之久长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此点为研究唐代中晚际士大夫身世之最要关键，甚不可忽略者也。”这次党争触及面之广，是十分惊人的。中唐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都与牛李党争有关，正如傅璇琮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脱离牛李党争的现实，元、白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可见它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何等深刻。

除了这些规模较大、斗争激烈的党争之外，以各种形式、各种面目出现的朋党，更是林立朝野，为各自的利益而倾轧斗争。其矛盾之错综复杂，甚至皇帝也叹息：“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党争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及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甚深。唐文宗在《除朋党禁诏》中，就曾指出：

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顷者，或台辅乖弼亮之道，而具僚扇朋付之风，翕然相从，实斁彝宪。致使薰莸共器，贤不肖并驰。退迹者成后时之夫，登门者有迎吠之客，缪盭之气，堙郁和平。……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比之徒，整饬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

整个社会风俗，都因之而变得浇薄缪戾。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朋比党附之风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隔膜与疏远。《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元和十年（815）载：“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德宗所小心防范的，就是党附朋比之奸，不过这种心态也过分敏感了些。到后来以致忠奸不辨，贤不肖并驰。且看宪宗与大臣的两次对话：

上问宰相：“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上常语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李绛、裴度之言，并非虚论，乃有实指。奸佞之徒朋比为奸，反诬忠直之士为朋党，以谗毁陷害，这在当时亦司空贝惯。如《资治通鉴》所载：元和十一年（816），“中书侍郎韦贯之，性高简，好甄别流品，又数请罢用兵；左补阙张宿毁之于上，云其朋党，八月，壬寅，贯之罢为吏部侍郎”；“丙子，以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犹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韦顗，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皆为远州刺史，张宿谗之，以为贯之之党也”。张宿，本布衣，以口辩得幸，宪宗欲用为谏议大夫。时李逢吉、崔群、王涯等以张宿小人而固谏，结果，不仅罢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为东川节度使，而且“宿由是怨执政及端方之士，与皇甫相表里，潜去之”。至元和十三年（818），皇甫与程异数进羡余，由是得宠，又以厚赂勾结宦官吐突承璀，因此二人并同平章事。裴度、崔群极陈其不可，言、异皆“佞巧小人”，然而“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后又借故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为湖南观察使。是非不分，曲直不辨，完全颠倒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人际关系如何，很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心理因素。在盛唐时代，人际关系可以说是比较宽松和谐的。人们萍水相逢，亦可携手同游，饮酒赋诗，情同手足。贺知章“金龟换酒”的那片厚意，汪伦对待朋友的那份深情，李白、杜甫、高适等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那种惬意，处处使人感到温暖、和谐；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心胸何等开阔！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又是何等的乐观豪爽；而杜甫《忆昔》诗中所说“天下朋友皆胶漆”，正是对盛唐时代人际关系的总体印象。而到了中唐时期，由于社会风气的“浇薄”、“谬戾”使得世道险恶，人情淡薄，人际关系显得紧张，且虚伪、虞诈。因而交友之事，便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大事，迫使人们不断地去苦苦思索。如孟郊诗中，就有《审交》、《劝友》、《伤时》、《求友》、《结交》、《择友》、《答友人》等数十首诗，反复表达他的交友观：“种树须择地，恶土变木根。结交若失人，中道生谤言。君子芳桂性，春荣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蹑冬冰坚，中有潜浪翻。唯当金石交，可以贤达论”；“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欲知求友心，先把黄金炼”；“结交远小人，小人难姑息。铸镜图鉴微，结交图相依。凡铜不可照，小人多是非”。孟郊还以辛辣的笔调对当时种种浇薄、险恶的世俗之态进行讽刺与批判，如《择友》一诗：

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

其《伤时》诗亦云：“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传统的美德已不复存在。甚至亲邻之好，也因他应试落第，即以白眼相加，使他发出了“三年失意归，四向相识疏”的慨叹。中唐时期反映这方面内容的诗歌很多，如顾况《行路难》三首其一：“一生肝胆向人尽，相识不如不相识。”就是如此。而刘禹锡的“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最具有代表性。至于卢仝与马异那种怪诞式的结交，则正是一种扭曲、变态的心理表现。

确实，中唐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社会的险恶、世风的谬戾和人情的淡薄，因而完全形成了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很多人不仅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甚至对前途、理想也丧失了信心。在这种现实环境与心理状态下，许多人就不得不在另一个天地里寻求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寄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