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卿大夫章第四——高官之孝,言行服饰合礼法
【原文】
非先王之法服[1],不敢服[2]。非先王之法言[3],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4],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5],身无择行[6];言满天下无口过[7],行满天下无怨恶[8]。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9],以事一人[10]。”
【注释】
[1]法服:按照礼法制定的服装。
[2]服:穿戴。
[3]法言:合乎礼法的言论。
[4]德行: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
[5]口无择言:因为所说的话都合乎礼法,用不着斟酌选择。
[6]身无择行:因为。
[7]口过:言语的过失。
[8]怨恶:怨恨,憎恶。
[9]夙夜匪懈:从早到晚,毫无懈怠。夙:早。匪:非,不。懈:松懈,懈怠。
[10]一人:指天子。
【译文】
不合乎先代圣王礼法所规定的服装,不敢穿在身上;不合乎先代圣王礼法的言语,不敢说出口;不合乎先代圣王规定的道德行为,不敢去做。
因此,不合乎礼法的话不说,不合乎道义的事不做;所说的话都合乎礼法不必要斟酌,所做的事都合乎道义用不着选择;所说的话天下皆知也不会有什么过失,所做的事传遍天下也不会有人怨恨憎恶。衣饰、语言、行为这三点都能做到符合礼法道德,然后才能长久地保住自家的宗庙。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诗经·大雅·烝民》中说:“卿大夫要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专心侍奉天子。”
【简析】
本章讲的是卿大夫的孝行。卿是王朝和诸侯国中的高级官员,又称“上大夫”,地位比大夫略高。卿大夫作为天子或为诸侯的辅佐官员,在服饰、言论、行动都必须要合乎先王所制定的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才能够保全宗庙祭祀,以事奉君上。
纵观历史,许多位处高官、身居高层的人物,初则红极一时,而终则难以全节,甚至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用《孝经》的观念来看,他们都是愧对父母的不孝之子,因为都辱没了父母与先祖。如果我们也能用《孝经》的这一理念来教育那些“卿大夫”级别的人物,也许很能刺激他们的灵魂深处,因为这是触及了人性的根本处。或许通过这样的教化,让他们也能从这一根本上去反思警醒。
有很多功成名就的人,因为不能够慎言谨行而导致身败名裂。一个人的成功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有时候仅仅一句话或一个不当的做法,就可以让人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所以,不管什么人都得懂得谨言慎行。
【解读】
大公无私堪忠臣
孝为友之先,德为官之首。中华民族自古至今,都把孝道放在品行之首。上到君主,下到百姓,无不把孝道放在首位,素有“莫交不孝之友,拒选不孝之官,勿择不孝之偶”之说。因为一个人如果把孝道做到极致,那么他不仅对君主忠诚,对待别人也会真诚。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正是这个道理。
春秋时,晋平公有一次问祁黄羊说:“南阳县缺个县长,现在需要有人上任,你看看周围的人,应该派谁去当比较合适呢?这个县长一定要称职才行啊!”祁黄羊没有过多思考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他最合适了。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的!他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晋平公非常惊奇,因为他知道解狐与祁黄羊是仇人,他们非常的不合,怎么会建议他去呢?于是好奇地问他:“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们一向水火不容的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这个机会你应该推荐给别人或自己啊!”
祁黄羊说:“可是你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当这个县长,你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这是两个问题,所以你问了哪个问题我就回答哪个问题。”平公听了直点头。
于是,平公就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了。解狐到任后,替那里的人办了不少好事,大家都称颂他,说他是一个好的地方官,平公很满意。
过了一些日子,平公又问祁黄羊说:“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这个职位呢?这个人也一定要有本事的啊!”祁黄羊说:“祁午能够胜任的。”平公又奇怪起来了,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推荐你的儿子,不怕别人讲闲话吗?不怕别人说你不公正吗?”祁黄羊不慌不忙地说:“你只问我谁可以胜任,所以我推荐了他,你并没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这同样是两个问题,你问我哪一个我就回答哪一个!”
平公又点点头,于是平公就派了祁午去做法官。祁午当上了法官后,替人们办了许多好事,很受人们的欢迎与爱戴,平公又很满意。
孔子听到这两件事,十分称赞祁黄羊。孔子说:“祁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拿才能做标准,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心存偏见,便不推荐他;也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怕人议论,便不推荐。像黄祁羊这样的人,才够得上说大公无私啊!”
孝子,是道德的楷模,他们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所以,我们作为百姓要爱国,作为父母官更要做爱民的模范,而且要成为孝顺的楷模。
心忧天下亦为孝
孝,其实就是完成一种责任。尽职尽责,是孝的本义。提倡家孝就是提示子女要承担对父母的责任。正所谓小家才能铸成大家,只有一个个小的家孝,才能铸成一个大孝国家。为民者遵纪守法,为官者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却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他一生功绩卓著,成绩斐然,做了很多为民众所称颂的好事,深受百姓的爱戴。他重视教育,无论到哪里为官,他都十分热心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范仲淹两岁时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没有依靠,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长大后,知道出身家世,哭着辞别母亲到南都,进入学堂。不分日夜刻苦学习,五年不曾解开衣服好好睡觉,常常发昏疲倦,就用冷水冲头洗脸,经常连顿稀粥都吃不饱,每天要到太阳过午才开始吃饭。范仲淹博通《六经》的要领,对天下有慷慨抱负。他经常对自己说:“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经过五年“人所不堪”“自刻益苦”的生活,大中祥府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了进士,这年他二十六岁,做官后,他清正廉洁,办事公正。
范仲淹考中进士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没有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参决权,意志得不到发挥,才能得不到展示,于是他在乾兴元年(1022年)也就是他三十四岁时,向当时的枢密副使张知白毛遂自荐,以图大展宏图,实现自己的强国富民之梦。
当时,泰州西溪一带的海堤严重损坏,多年没修,秋天大风暴雨,潮水涌入,原来的沃土渐渐变成了盐碱地,五谷不收,老百姓逃荒要饭,远走他乡的就有三千多户,范仲淹见此惨状,非常痛心,便建议修复海堤,为民解忧。此事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于是他便带领广大灾民开始了盐仓治水工程,经过一番艰难困苦的治水大战,全长一百五十多里的海堤修成了,逃亡的灾民也陆续返回了家园,范公关心灾民疾苦的这一举动,深得广大灾民的好评。
范仲淹大胆直言,抨击时弊,几度遭贬。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升任秘阁校理,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曾几次大胆直言批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带来的弊端,因此而被贬为通判;章献太后去世后,仲淹又被召入京,任左司谏,但不到一年,又因批评仁宗皇帝废除皇后,被贬知睦州。景祐二年(1035年),又晋升为国子监,因批评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再次被贬知饶州,可以说是“三出京城”三起三落。
一次,他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到岳州当官。此处有一名胜,叫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到了宋代已经破败不堪。滕子京到达此处后,重新修复了岳阳楼,范仲淹受他所托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来记颂这件事。
范仲淹在文章中写道:“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曾经探求古代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的表现与被贬官的人和失意的文人的态度不同,是什么原因呢?不因为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里做高官就为百姓担忧,不在朝廷上做官就为君主担忧。这样看来是在朝廷做官也担忧,不在朝廷做官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经58岁,被贬谪多次。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都没有懈怠“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使命。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经典和核心内容,具有历史价值、现代价值和永恒价值。
现在有太多的人把关注点总是集中在个人利益上,忘记了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忘记了对国家尽孝。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成为我们真正实践的目标。
【典例】
魏征家国皆尽孝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人(一说在今河北省巨鹿县,一说在今河北省馆陶县),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魏征办事很英明,也敢于说实话。有一次,唐太宗赏赐了他一顿豪华宴,魏征吃了几口就放下了。太宗问他:“你怎么不吃了,是不合胃口吗?”
魏征说:“这很好吃,我只是想到家中的母亲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于是想恳请皇上允许我带回家给母亲尝一尝。”唐太宗没有想到魏征这样关心自己的母亲,于是就说:“你快吃吧,你母亲有这样的好儿子,她教子有方啊,我也要赏赐她老人家这样的筵席。”就这样,魏征的母亲也被赏赐了美食。
魏征敢于进谏天下闻名,他是一个有胆量、有谋略,善于挽回君王所做的不恰当决定的人。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皇帝不对,魏征一定会毫不留情地、苦苦地劝谏。纵然惹得皇帝非常生气,魏征仍然是不肯停止。
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很好的鹞(yào)子,非常喜爱,经常把鹞子放在自己的手臂上把玩。有一次,看到魏征来了,怕他看见,说他因此误了朝政,就赶紧把鹞子藏在怀里。魏征心里有数,向太宗奏事的时候,就故意拖延时间,鹞子因此而闷死在唐太宗的怀里。这是因为魏征不想唐太宗玩物丧志、有损君威的缘故,就用这种方法劝谏。
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对皇后思念不已,就在御花园里建造了一层楼,以便眺望皇后的陵墓。唐太宗还请魏征和他一起登楼,也让魏征眺望皇后的陵墓。魏征仔细地看了半天说:“陛下!我老了,眼睛花,看不到啊!”唐太宗就用手指给他看。魏征说:“我以为陛下若是能够望祖宗的献陵,和望皇后的昭陵一样,那么我就能够把皇后的昭陵看清楚些了!”唐太宗听了之后,感动得留下了眼泪,就把这座层楼拆掉,也不再去登楼眺望昭陵了。在劝谏唐太宗撤掉层楼时,魏征用的是在当时人们以孝为重的观念。
魏征劝太宗偃武修文,停止军事的发展,加强文化教育,这样,国内安定,四方的夷人自然就会归顺臣服,用不着武力去征服他们。太宗采纳魏征的建议,果然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从上面故事可以看出,魏征为了维护唐太宗的威严,怕唐太宗玩物丧志,处处劝谏太宗皇帝,为的是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历史也证明唐太宗确实是个明君。
为官更应尽孝道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当官者,都要以孝为主,因为只有爱父母,才能更好地爱百姓。下面的几个例子便是古代名臣对于“孝”的生动诠释。
吴隐之(?—414年),字处默,晋代濮阳甄城人,东晋末年著名的清官廉吏。
吴隐之从小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不管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他都让父母先吃、先用,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是个孝顺的孩子。
在他十几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悲痛的哭声让听到的人无不心酸流泪,哪怕只是路过的行人。在父亲过世之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更是孝顺,在母亲去世后,他哀伤得不能自已,由于家里贫穷,请不起人为他哭悼母亲奏哀乐,这时候总有两只仙鹤过来哀叫,更是增添了哀伤之情;而每当他祭祀母亲的傍晚,一群大雁总会在他家附近聚集。
大家都说吴隐之的孝顺感动了天地,因此上天派仙鹤和大雁给他助哀。他的孝心不但感动了天地,还感动了很多人,由于他家就住在掌管国家祭祀礼乐的太常韩伯康家隔壁,每当吴隐之哭泣的时候,韩母就难过得吃不下饭,她对儿子说,像吴隐之这样的孝子实在是太难得了,以后你要是做了官,一定要举荐这样的人呀。
后来,韩伯康做吏部尚书的时候,就引荐吴隐之做了辅国功曹。
狄仁杰(630-700年),唐朝太原人,字怀英。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经两次出任宰相。
在狄仁杰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经常教导他做人要正直、善良,长大以后要保家卫国。在做宰相期间,他从来不敢忘记父母的教导,一直清正廉明,最让人称道的是,凡是经过他手审理的案子,鲜有诉冤者,因此,狄仁杰深受百姓爱戴。
有一次,他的一位同僚被武则天派往边疆出使,临行之际,母亲却得了重病,这个人心中十分悲痛,很想在母亲身边侍候。狄仁杰听说了这件事,就特地奏请皇帝改派别人,让这个人能够在此时尽孝。
狄仁杰很愿意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孝心,但他为了更好地为国家效力,为百姓办事,不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却很少有时间回家探亲,因此思念起父母来,常有怅然之情。
有一次,他出外巡视,途中正好经过太行山,他登上山顶,望着天上的白云,指着家乡的方向,对他的随从伤感地说:“我的亲人就住在白云底下。”说着还流下了思亲的泪水。一直望了好久,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随从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后来有人写诗这样赞颂狄仁杰:“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望母泪流频;身居相国犹怀孝,不愧奉臣不愧民。”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安徽合肥)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于是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修水)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因此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后来,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二十岁时司马光考中了进士甲科,后来被任命为奉礼郎。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其父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在居丧3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在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并州,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罢免。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后来,67岁高龄的司马光担任了宰相一职。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他的画像“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
为官者更要孝顺,因为他们是百姓学习的典范。如果当官者都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去教化自己的百姓呢?
李密痛上《陈情表》
李密(224-287年),字令伯,一名虔,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
在他刚满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因病早逝。母亲何氏既要抚养李密,又要侍奉婆母,生活艰苦。在李密四岁的时候,他舅父逼迫妹妹何氏改嫁。母亲拗不过舅父,只好含泪嫁人。从此,李密便成了一个孤儿。家里就只剩他与祖母了,抚养他的重担就落到祖母的肩上。
李密很小就失去了母爱,曾一度体弱多病,九岁时才能自己走路。但他非常聪明,读书能过目不忘。他和祖母相依为命,从小就知道心疼祖母,听祖母的话,从不惹祖母生气。他和祖母形影不离,还常常逗祖母发笑,用笑声去安慰祖母。自己能干活了,就帮祖母多干些家务活,尽量减轻祖母的负担。他勤恳劳动,用心读书,处处事事都让祖母宽心。有一次,祖母病了,他无微不至地侍候祖母,晚上不脱衣裳睡在祖母身旁。给祖母吃药、喂饭、喂水时,都是自己先尝一下冷热,然后才喂祖母。给祖母洗脸、更衣、端屎、倒尿,一刻也不离左右。在李密的精心护理扶持下,祖母的病终于治好了,李密十分高兴。祖母逢人就夸自己的孙子孝顺,说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李密44岁那年,祖母已96岁。这时,晋武帝征用他当侍奉太子的东宫洗马,并命令地方官催他上任。李密想到祖母享受人伦之乐的时光已经不多,自己自幼就在祖母的身边,一旦相别,对年事已高的祖母肯定是一次严重打击,老人肯定会病倒的。于是他写了一篇《陈情表》给晋武帝,诉说他的处境,说明不能到任就职的原因。《陈情表》全文大意如下:
“我因为命运不好,幼年时就遭到不幸,生下来只有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长到四岁的时候,舅父强迫我的母亲改嫁。祖母刘氏怜惜我孤单弱小,亲自加以抚养。我小时候经常生病,九岁还不能走路,孤独无靠,直到长大成人。既没有叔叔伯伯,也没有哥哥弟弟,门庭衰微,很晚才有儿子。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家里没有照管门户的僮仆。孤单无靠地独立生活,只有和自己的影子相互作伴。而祖母刘氏很早就为疾病所纠缠,经常卧病在床,我侍奉饮食医药,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到了晋朝建立,我沐浴在清明政治的教化之中。前些时候太守逵推举我为孝廉,后来刺史荣又推举我为秀才。我因为没有人能照料祖母,就辞谢掉了,没有遵命。朝廷又特地颁下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洗马。以我这样卑微低贱的人去侍奉太子,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捐躯所能够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辞谢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回避怠慢;郡县长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官登门督促,比星火还要急。我很想奉命为国奔走效力,但是祖母刘氏的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想姑且迁就自己的私情,但是报告申诉又得不到准许。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处境狼狈不堪。”
“我想圣朝是以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故旧老人,尚且受到怜惜抚育,何况我的孤苦尤其严重呢。再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郎官,本来希望能够得到更为显达的官职,并不自以为清高。我现在是卑贱的亡国之俘,实在微不足道,承蒙得到提拔,而且恩命十分优厚,怎敢徘徊观望而有什么另外的企求呢!只因为祖母刘氏已是像太阳将要下山的人,生命不可能维持太长的时间,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我如果没有祖母抚养,就不可能活到今天,如果祖母没有我的照顾,也不能够安度她的晚年,我们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正是由于这种出自内心的感情使我不能弃养而远离。我今年四十四岁,祖母刘氏今年九十六岁,因此我效忠于陛下的日子还很长,而报答祖母刘氏的日子已很短了。我怀着像乌鸦反哺一样的私情上表,希望能够准许我对祖母养老送终的请求。”
“我的苦衷,不仅蜀地的人和益州、梁州的长官所亲眼目睹,连天地神明也都看得到,祈望陛下能怜惜我愚昧至诚的心意,同意我这点微小的愿望,使祖母刘氏能够侥幸保全她的余年。我活着愿意献出生命,死后愿意结草来报答陛下的恩惠。我怀着像牛马一样不胜恐惧的心情,谨此上表禀告。”
李密孝敬祖母的真心诚意,深深地打动了晋武帝,赞叹李密“不空有名也”,不仅同意暂不赴诏,还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郡县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晋武帝不但没加怪罪,而且批准了他的请求。祖母病故后,直到为祖母服丧期满,李密才应召出来上任做官。
《晋书·孝友传》将李密名列首位,誉之“以孝瑾闻”。他身体力行做到了孝,他的文章中,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情深理切,动人心弦,催人泪下。
郑板桥弘扬孝道
郑板桥(1693-1765年),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
郑家本是书香门第,但到郑板桥父亲这一辈的时候,家道中落。郑父虽然有些学识,但只考得个廪生,在破败的家中开设了一个小型学堂,教几个幼童读书,生活相当清苦。郑板桥出生时,郑家由于祖上积累的家资早已耗尽,生活十分拮据。板桥三岁时,生母就去世了,他便由继母抚养。板桥的继母贤惠而有爱心,可惜体弱,禁不住饥寒的煎熬,在板桥十四岁时也去世了,对未成年的他来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板桥只好依靠乳娘费氏抚养,这位乳娘是他祖母的侍婢,为感谢主人多年对她的恩情,一直与郑家共患难。乳母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每日清晨,她都带着瘦弱的板桥,到市上做小贩,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先买个烧饼给板桥充饥。乳娘费氏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料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少年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
长大后的郑板桥一直牢记继母和乳娘无私的养育之恩,无奈她们都已过世,自己没机会向她们再尽孝道。他便决心以在世间传播孝道为己任,身体力行大力弘扬孝道,使人们都孝敬自己的父母亲人,促进家庭和睦。
郑板桥是康熙年间的秀才,雍正时的举人,到乾隆时期终于考中进士,官至潍县县令。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时,喜欢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有一天,他领着一名书童走到城南一个村庄,见一民宅门上贴着一副新对联:
家有万金不算富
命中五子还是孤
郑板桥感到很奇怪,现在不是过年过节,这家贴对联干什么?而且对联写得又十分含蓄古怪。他便叩门进宅,见家中有一位老人。老人强颜欢笑将郑板桥让进屋内。郑板桥见老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便问道:“老先生贵姓?今日有何事?”老人唉声叹气说:“我姓王,今天是老夫的生日,便写了一副对联自娱,让先生见笑了。”郑板桥似有所悟,向老王头说了几句贺寿的话,便告辞了。
郑板桥一回县衙,便命差役将南村王老汉的十个女婿叫到衙门来。书童纳闷,便问道:“老爷,您怎知那老汉有十个女婿?”郑板桥给他解释说:“看他写的对联便知:小姐乃‘千金’,他‘家有万金’,不是有十个女儿吗?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他‘命中五子’,正是十个女婿。”书童一听,恍然大悟。
老汉的十个女婿到齐后,郑板桥不仅给他们讲了孝敬老人的道理,还规定十个女婿要轮流侍奉岳父,让他安度晚年。最后又严肃地说:“你们中如果有哪个不善待岳父,本县肯定要治你们的不孝之罪!”第二天,十个女儿和女婿都上门看望老人,并带来了不少衣服、食品。王老汉对女婿们一下子变得如此孝顺,有点莫名其妙,一问女儿、女婿,方知昨日来的是郑大人,心中不禁感激万分,连连称赞郑大人是个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