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斯芬克斯
1943年11月22日—23日
目之所及，天地相连，这里就是地球上最宁静、最庄严的地方之一。这是最后一道与撒哈拉沙漠相连的悬崖，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夏天里，气温骇人地攀升到110华氏度（约合43摄氏度）之上，斯芬克斯周围沐浴在阳光下的土地被晒得膨胀起来，闪烁着微光。在这里，不知情的游人会迷失方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炎热、干渴与寂静，荒无人烟的沙漠将这一切都冷酷地暴露在人前，令人萎靡，茫然不知前路。阳光炽烈，折射在沙砾上，白耀耀一片，刺得人眼花。甚至天气本身，也和时空玩着花样。3月下旬，可怖的喀新风[1]就要刮起来了，狂风会挟带着沙砾，在吉萨高原扫荡肆虐，让这片土地连着将近五十天都无法住人。多少年来，成群的绵羊湮没在一场场可怕的暴风雪里，也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被沙海吞没。千年沧桑，只有斯芬克斯，这尊世上最古老、最有名的纪念像之一，始终静静躺在这片会流动的沙山漠海之中。
苍穹之下，这里孕育出史上最神秘的文化之一，古迹的魅力与浪漫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法老曾经脚踏这片土地，埃及艳后与恺撒大帝亦如是。古罗马元老院的众议员身着白色的托加，襟袍飘飘，从此地攫取了大量的金银与数不胜数的财富。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神职人员领着这里的子民，沿着尼罗河祈祷，为他们的领袖欢呼，或对征服者发出惊叹。开罗，这座中世纪的古城依从尼罗河两岸绵延而建，亦是世上最宏大的城市之一。阿拉伯的哈里发[2]来过，随后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他们先后征服了它，把开罗变成了自己王国的战利品。拿破仑也曾企图征服这片神秘魔幻的土地，最终却徒劳而返。埃及——这个发祥自沙漠与河岸的古老国家，就和世上许多帝国一样，历经世事起伏，风雨兴衰，终至文明的光环缓缓褪去，没落消亡，甚至连苏伊士运河的出现，也不足以彻底挽救它的命运。直至20世纪，它仍是强权手中的棋子——今时今日来说，则是英法交锋中的战略奖励。
如果说，古埃及的荣光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那么在1943年硝烟弥漫的秋天，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却仍旧存在。这片土地依然色彩迷幻。绚烂的日落与瑰丽的热带风情交织在一起，多姿的花草遍布在金色的田野上。棕榈树在风中摇曳，道上的驴车满载而归。清真寺与宣礼塔聚满了教众信徒，繁华的街上，朴素的咖啡亭与奢华的香料铺杂陈其间，充斥着一串串关于商贸政治的笑谈之声。开罗本身就是一个人山人海的大市场，弄蛇人和苦行者随处可见，埃及公共场合中特有的香气更是四处弥漫。若是把视线挪向市郊，就会发现埃及的过去一直都保留在那里。
往开罗的西南望去，传说中的金字塔就矗立于彼处，仿佛一座座古时的摩天大楼或人造山峰，绵延横亘，占据着长长的地平线。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忘记了这些巨型对称石峰背后的历史，相反，他们绝大多数都笃信一个共通的解释：金字塔是约瑟（Joseph）[3]的粮仓。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历来，不止一个统治者认为，金字塔下埋藏着古代的黄金。有一次，巴格达的哈里发甚至命令他的士兵拆除胡夫金字塔。还有一次，一位统治者颁布法令，下令拆毁这些遗迹。钻探工人和凿石匠花了八个月，每天只能拆下一两块巨石。不出一年，众人索性选择放弃，只留下记史者的一句评价：“完成先驱的遗愿，尚且道途漫漫。”就这样，大部分金字塔得以幸存，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奥斯曼土耳其人决定把手上的埃及帝国送给马穆鲁克贵族（Mameluke）[4]时，这些托管者选择将斯芬克斯神圣尊严的面孔作为试练新枪支的靶子。
世事最是难料，在19世纪的金字塔开掘中，从这里掠走了丰富战利品的人却以西方探险家为主。雕像、木乃伊、画作乃至古时的石头都被打包，成箱地运出埃及的港口，抵达欧洲各国的首都。当青年时期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来到埃及，准备用画笔描绘金字塔时，它们的奥秘早已公之于众，其中的珍宝也一一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廊道里。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之中，唯有粗犷的沙砾在悄然挪动，无垠的苍穹随四季转移，万古不变，永世长存。到了夜里，硕大的星星依旧闪烁，一如往昔，千年如一日。在古埃及的传说中，人们头顶泛着柔光的银河是人为的巧妙手作，银河就是天上的尼罗河。那时候，祭司认为银河中汇聚着一个个路标，指引着死去的法老走向他们的来生。
然而，人们在1943年抬头凝视这条星河的时候，也许并不只会想起这个古老的传说，而是会想起些别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肆虐，天上的这条往生之路大概会变得非常拥挤。每过三秒，世上就有一个人死去。
正值其时，西方人再一次集体抵达开罗。
就在一年前，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带着德国士兵攻克了阿拉曼（El Alamein）[5]，那里离开罗只有150英里。德国人计划从阿拉曼出兵，先控制苏伊士运河，再北上英属巴勒斯坦，直至与从苏联南下的纳粹军队会师。然而，在残酷的阿拉曼战役之后，英国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成功地迫使他们退至相对安全的利比亚和突尼斯。这也是盟军对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二战中第一个切实有形的转折点。不过，现在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埃及。
那是个不寻常的下午，一队黑色车辆呼啸而过，辗转朝着金字塔和斯芬克斯进发。车里坐着盟军的主要领袖：海军将领、陆军将领、学者，还有两个手握未来西方民主命运的男人——温斯顿·丘吉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这一天是11月23日，寒风簌簌，沙海泛起层层涟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大不列颠的首相忙里偷闲，正在开罗会议期间观光游览。这场会议是盟军首脑三次会晤的第一场，也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这趟行程起于丘吉尔的提议。他目光奕奕，沙哑的声音中带着幽默与温情，尽管此时他感冒还没好，浑身仍充满了一贯的热忱。早先某一天，丘吉尔到罗斯福的别墅里茶叙，当他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罗斯福深受震动，竟然力图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很少会如此失态，等到他紧紧抓住扶手，关节都变白时，他才痛苦地意识到他根本做不到。“总统先生，”丘吉尔适时地说道，语气十分坚定，“你一定要来，哪怕只是为了看看斯芬克斯和金字塔，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日落时分，气温降了下来，夜幕下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他们乘车抵达了吉萨高原，东面是三座醒目的几何对称型建筑，西面即王室墓地，埋葬着四千多具木乃伊。他们刚刚才找了一位当地的带导，在附近领路。不过最激起罗斯福和丘吉尔想象的，仍当属斯芬克斯，无论是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还是它那狮身人面的造型。现代的埃及人把它称作“Abu al-Hol”，即“恐怖之父”，但在那些古埃及建造者眼里，斯芬克斯是美好、诙谐与敬畏的不朽象征。此刻，他们二人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座狮身人面像，思索着它神秘的微笑，不见踪迹的鼻子，还有那不可思议的鹰形双翼。他们的视线也不由得顺着它坚定的目光，向荒凉的吉萨高原和远方望去。丘吉尔不由得好奇，它在诉说什么。
日色西斜，余晖渐渐隐在了金字塔的身后。平日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最是风趣健谈，而这一刻，他们都蓦然陷入了奇妙的沉静之中。科普特（Coptic）教徒[6]就曾把高原上搅动的烈风称作“永恒的声音”。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找到了一处可以喘息的地方，远离了欧洲、北非和环太平洋地区的修罗场，隔绝于世，仿佛此时此地都是凝滞的。刚好在这个时刻，他们共同分享了这种感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空沐浴在惬意的晚霞之中，地平线上显出了一道薄薄的粉色，昭示着今天的结束与明天的缓缓来临。丘吉尔的目光掠过罗斯福，脸上带着难掩的欢欣，他的眼里含着泪水，轻声说：“我敬佩这个男人。”
但罗斯福没有泄露任何心绪。他总是魅力无限，此刻只眯眼凝望着落日的余晖。在好些方面，他都和斯芬克斯一样难以捉摸，冷静自持，不露声色。巧的是，历史恰将这次会晤冠以“斯芬克斯会议”之名。在随后的岁月里，罗斯福又将做出一些痛苦至极却十分深远的决策，影响了战争的全局。
* * *
同样是在这个11月的下旬，阳光笼罩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7]。黄昏迫近，英格兰飞行基地的上空传来了一阵阵遥远的、低沉的嗡鸣声。这里距柏林约有600英里，柏林就在基地的西南方向。盟军的战机一一列队排开，一波又一波地起飞，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对讲机噼啪噼啪地响着，那是成百个飞行员在通话。座舱里，他们还在忙着定位自己，检查转速计。机组人员在匆匆检查着坠毁程序，其他人则在研究地图。地勤人员站在外面，抬头看着半黑的天幕，惊叹着上空有多少架飞机。这一晚的突袭还只是昨日行动的延续。最终，空中聚集了764架轰炸机，它们无一不紧紧地按照编队而行，场面震撼，蔚为壮观。
战机起飞，云雾缭绕在机身四周。这是一支无敌的空中舰队，由469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234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和50架斯特林轰炸机组成，另有英国皇家空军的瑰宝——11架绝妙的轻木质蚊式轰炸机护航。机群飞越英吉利海峡，低空飞行，避开德国人的雷达侦测。30分钟不到，它们已掠过荷兰上空，在蹭上哈茨山区的高原梯田前，已深入德国领空的心脏部位。它们早已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11月22日与23日这两天，也是柏林战役的第四晚，机群肩负着第二个作战任务。盟军对纳粹德国的神经中枢进行了16次密集空袭，这次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很快就会证明，连同先前的那个晚上一起，这将是战争中对德国首都最具打击性的突袭轰炸。
柏林本身就像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是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布防最重的城市。它拥有最先进的空防体系，包括三座高射炮塔。即使飞机可以在空中散下无数锋利的弹片，这些高射炮也能给予这些家伙致命的打击，犹如利刃割黄油一般，轻易就能击中机身铝制的腹部。城中还布置着一圈高度精准的88毫米防空高射炮，再加上一座位于柏林动物园内的指挥中心。探照灯绕着柏林，在空中到处搜寻；聒噪的烟雾发生器往外吐着巨浪般的滚滚浓烟，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视线。建筑群之间甚至串起了伪装网，令飞行员、枪手和投弹兵很难认得清每条街道。
然而自7月起，德国人在他们严谨的防御工事里保持的这份镇定自若就被扫荡得所剩无几。当时英美对汉堡实行了一系列粗暴的空袭，炮火风暴般接连席卷了德国北部几个古老的汉萨同盟[8]港口，那是希特勒通向世界的大门，绝大多数房屋都是木制的。贪得无厌的大火吞噬了屋顶和木墙，迅速蔓延了一个又一个街区，所到之处，势不可挡。据一名女性记录，整个地区都被吞没在火海中。她一点也没有夸张。四天之内，约有4.3万名平民丧生，盟军把半个汉堡市变成了废墟，引发了一片混乱。心理受创的幸存者被送往柏林，从那里抵达相对安全的东部。其实这不过都是无用功，因为很快，连柏林人自己都会在盟军的轰炸机飞抵之前，不顾一切地逃离那座城市。
11月18日，盟军的复仇轰炸开始了。
这一次，盟军的轰炸机和护航队在空中排开达数英里，准备集中空袭城市西区。经由欧洲北部的平原南面，他们穿过厄尔巴岛（Elba）沿岸丛林向着东北方向摆荡而上。离柏林只有50英里时，飞行员训练有素地关掉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保持静默，悄悄挑选着轰炸目标，以期给德国人保留几分惊喜。在1万英尺的高空中，氧气明显变得稀薄，空气就像冰一样。兰开斯特机组飞抵柏林市郊，准备在这里投下7000磅炸弹。弹舱打开了，炸弹带着高亢尖锐的呼啸声落向地面，随后是击中目标时传来的一连串轰隆隆的雷鸣声，空中翻腾起一朵接着一朵的蘑菇云。后来，一名飞行员兴高采烈地回忆道，当他驾驶的轰炸机扔下炸弹的时候，他忍不住欢呼了起来：“这儿！就是希特勒的城市！”
飞机下方的城市在摇晃。放眼整个首都，墙壁开裂坍塌；街道上突然满是横飞的砖块和玻璃碎渣；空气被种种噪音撕裂：门从合页上猛然扯开的声音，窗户粉碎的声音，整栋整栋的建筑物像纸袋一样坍塌委地的声音。在空中，爆炸的闪光如此强烈，战机的座舱变成了一个明亮到令人睁不开眼睛的橙黄色光团，仿佛正直接向着太阳飞去。然后一切又都在转瞬间陷入了黑暗。柏林的防空防御系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盟军的飞行员不得不穿过敌人重重的炮火：狂怒的高射炮，地面腾起的爆炸，还有浓密的黑烟。空袭继续的每一分钟里，盟军的损失都在升级。许多机组成员，包括飞行员，或被高射炮击中，或被德国人的机关枪打伤，或被冻得失禁——座舱是不保温的，在战斗的高压和寒冷的高纬度环境下，有的人直接尿在了座椅上。最后，德军的高射炮在空中纵横交错，密集到仿佛可以行走其上，有的战机无处可逃，就这样变成了火球。
但在下方的城市，猛烈的空袭阵势令柏林人都惊呆了。在许多街道上，火光明亮如白昼。淡蓝色的烟雾从被袭建筑物的窗户里盘旋而出，人们开始害怕被活埋，被炸弹击中，甚至尸身都无法找到。有的人还能慌张地朝公共防空洞跑去，但更多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警笛尖啸长鸣，防空炮火照亮了整个夜空。人们争相逃命，在绝望的推搡中相互践踏致死。
柏林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轰炸机还在往这边开，突袭和随后的屠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爆炸在城市中横行时，市民能听见战机与炸弹靠近的步伐，那是不祥的声音。每一声都要比刚才的更近、更响、更剧烈。“所有地方都着火了，”一位幸存者回忆当时的绝望，“废墟一直在坍塌。”恐怕地狱也不过如此。就连纳粹的“宣传喉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本人都承认：“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粉碎。”惊恐的人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奔逃，脸上裹着围巾，一边咳嗽，一边在倒塌的墙根、碎玻璃渣和漫天尘土中辗转穿行。到处都是还在冒着烟的瓦砾土堆、漏水的管子和失事的电车残骸；到处都弥漫着灼人的热浪、呛鼻的浓烟，散落着烧焦了的砖块。
到处，都能在头顶看见盟军的轰炸机。
成片的街区不复存在，连外交使馆都不能幸免于难。火车站严重受损，兵工厂和音乐学院也一样。整个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无论是那些高雅讲究的住宅，还是占地630英亩的公园，包括德国陆军部所在地，都毁于战火。伴着滚滚冲天的浓烟，盟军空袭的目标还包括国家歌剧院、德国剧院、国家美术馆、布里斯托尔酒店、慈善医院、市立医院、妇产医院和历史上著名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甚至，轰炸名单上还有伊朗、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馆，以及波茨坦火车站。最令德国人感到耻辱的是，武器弹药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为那里是纳粹党卫队行政学院和帝国卫队的军营。有的人在恐惧中沉默着看着另一些人歇斯底里地推搡着涌入柏林动物园的地下防空洞，与此同时，在市内轻轨沿线上，更多的市民只能在站台上或车厢里尖叫，或者在震惊中无助地茫然乱走。然而，情况最糟糕的是柏林郊区，那儿断了电，电话也用不了了，随处可见人们被活埋的可怖画面，尸体烧得焦黑，噼啪作响，挛缩得只有幼童那么大，像垃圾一样被轻贱地抛在路上。
一个盖世太保写道，“街道看起来就像是战场”。即使是闻名遐迩的柏林动物园，也变成了废墟。
轰炸还在继续，折磨着地面上的一切。夜间爆炸像一场令人发狂的合唱，噼啪作响的燃爆声与之相和。一场奇异的“雨”贯穿着始终，闪闪发光的铝箔碎片缓缓地从空中飘落到街道上，这是盟军在混淆德军雷达的视听。到了这个时候，连避难所也不总是那么安全了。一个吓坏了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头顶的地堡天花板开始晃动，摇摆，颤巍巍地挺了几分钟，最后突然崩塌。他是在废墟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之一。
一连串的轰炸还在继续，经常是按照八个炸弹一组的频率，威吓着整个城市。柏林人渐渐意识到，原来这是因为每架飞机的弹药舱都装着八枚炸弹。等到盟军的战机终于调头西飞，打道回府时，足足有20分钟的时间，机组仍然能看得见柏林满城灼热的红光照亮天空。
次日清晨，太阳升起，满目皆是疮痍。房子还在燃烧，浓烟如云，人们几乎无法呼吸。他们步履蹒跚，胆战心惊地走在马路上，间或被脚下的碎片和残骸绊倒。一位日记作者记录下这一冷酷的事实，“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在脚下嘎吱作响”。成千上万具遗体展露着生动的细节——在砸得粉碎的枝形吊灯下，在花瓶和水晶器具的碎片中，在成堆的碎瓷片里。与此同时，大火还没烧尽，天空呈现一种肮脏的灰黄色。戈培尔巡视了遍地尚在冒烟的废墟之后说道：“除了残墙断垣，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
一周过去，柏林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近50万人无家可归，约有1万人受伤。逝者的遗体被安放在学校礼堂和体育馆等待认领。仅仅这一周时间里，就有差不多4000人被杀死。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忠诚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纳粹信徒们在整个城市如山的废墟上插上了一面面小党旗和“卐”[9]字徽。
然而，在欧洲还有几百万人被纳粹政权无情地折磨着。对他们来说，盟军在德意志首都的轰炸无异于希望的曙光。而对普通德国人来说，这一场空袭同样也意味着点什么——他们一直坚信这个国家可以保护好自己，但这一刻，这个信仰强烈地动摇了。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这位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和空军总司令，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一颗敌人的炸弹能落在德国神圣的首都。但现在情况正如一名美国将军所吹嘘的，“60秒的时间，就可以摧毁累积了100年的努力”。这场无情的空袭过后，某个柏林人带着不祥的预感描述整座城市此刻的心情。“现在，我们只能任凭敌人摆布了。”他喃喃低语。
而这些，恰恰就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知晓盟军返回相对安全的英国领空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
* * *
其实，这世上还有盟军轰炸机未曾抵达过的地方，而那里的人们绝望地等待着，甚至恳求着这些轰隆隆的战机飞来。他们满怀期冀地仰望天空，想知道盟军什么时候会来。
* * *
仅仅在盟军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一天，在远离柏林战场与开罗外交谋策的地方，500多名荷兰人拖着步子，哆哆嗦嗦地穿过了一座小果园。那里只剩下寥寥几棵果树，他们沿路而下，走下一个斜坡，尽头是一间被土山环绕的屋子。其中有几个人在哭泣，大多数时候能听见的还是人们的低语。他们步履沉重，身心疲惫。大一点的孩子紧紧抓住身旁年龄更小的孩子，或托着他们的屁股往前走，心惊肉跳。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走得很慢，骨头弯得快要贴到地上。走着走着，约有165名波兰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大部分人都很恐惧，可几乎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到底在恐惧什么。
这间屋子冷得异乎寻常，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笨重的屋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
墙上，是一道道模糊不清的刮痕。
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喊：“德国……一定会为我们流的血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死吧，这群野蛮人，纳粹德国的走狗！”几乎是在同时，波兰人都跪倒在地上，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开始祈祷。然后，屋里响起了歌声。他们唱的是《希望之歌》（Hatikvah）[10]，虽然从未有人正式规定过，但这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国歌。“我们的希望还没有破灭，做个自由的人，再次回到我的故乡。”荷兰人这样唱道。很快，波兰人就加入了他们，异口同声，一起唱了起来：“波兰还没有灭亡……”他们唱的也是他们的国歌。在这间孤零零的屋子里，上百个声音越唱越响亮：“我们的希望……也永不会破灭。”
大货车轰隆隆的声音从墙外传来，车上喷着红十字会的标志——救助病人、伤者、流离失所和无依无靠的人的通用标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屋里锁了166个人，浑身脱得精光。孩子们冻得直打颤，歌声却越唱越到高潮，情感难以自抑。看守们站在外面的硬地上，匆匆地从车上往下搬卸罐头。就在这个时候，党卫军士兵平静地打开了门上的窥视孔。
屋顶叮当一响。
毒气一倾而下，屋里传出了尖叫声。
* * *
这就是1943年战争中的西方世界，1944年的前夕。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盟军正设法力挽狂澜，而美、苏、英三巨头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在德黑兰进行了为期三天半的紧张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