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当设计成为悲剧：双子塔的升起与陨落
换句话说，奥萨马，这个本·拉登建筑王朝的忤逆子，不仅袭击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同时也对伊斯兰建筑的文化膨胀之象征进行了抨击，而这种文化膨胀恰恰来自于他家族的助力。这一恶魔般的纠缠甚至超越了任何文学、幻想或者神旨论。谁说建筑已经失去了象征意义？人们更希望它被赋予较少的象征意义。
——奥雷·伯曼[31]【22】
当千利休公然反抗权威，并以鲜血封缄自己独特的信念时，他留给同时代的人们一个关于设计的宣言，并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激励着后人。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设计师们努力取悦他们的客户，在客户不满于他们时，更改自己的设计方案。在我们的城市中，市政及公司的建筑其实很少来自主创者的理念或者共通的设计原则，而更多地诞生于各种不择手段的矢量交集，比如成本问题、利益规划、机构政治、竞争机制以及个人因素。大多数情况下，决策者们得过且过地达成协议，在他们的这种共识下得到的产品，即便无法使人心动，至少是可居住的。而在一些稀少却有教育意义的事例中，设计师们试图以某种过度的独创设计来弥补自己的妥协，我们会发现他们面临的恰恰是爱德华·特纳[32]所说的“无意识后果”。他论述道：“我们身处的世界正呈现出某种趋势，那就是我们利用甚至扭转我们的智慧，反抗我们自身。也许这样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转变，我们便将面临那些机械的、化学的、生物的以及医药创新的无意识后果，这或许可以被称为‘复仇效应’吧。”【23】
试想一下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这个例子。在这个庞大的项目中，财政方面的利益让设计产生扭曲，并最终导致其成为巨大的建筑灾难。世界贸易中心的构想从1946年便开始生根，当时纽约州议会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以应对他们的预测——由于欧洲战后的经济复苏而可能涌来的商业洪流。尽管最初的想法未能付诸实践，但这个世界贸易中心的概念却在1958年重见天日，伴随而来的是更为具体的战略性动机。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发现麾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曼哈顿城区房地产的投资遭遇滑坡，便决定启动一项大规模的商业项目，以巩固城区地产的价值。他咨询了SOM建筑设计事务所[Skidmore,Owings&Merrill]，后者提出了一项方案。某位作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洛克菲勒将报告交给纽约市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Robert F.Wagner]，并立刻将SOM叫来。他对于贸易中心的方案极为赞赏并希望了解更多细节。1960年1月，DLMA[纽约曼哈顿下城商会]得到一份造价2.5亿的贸易中心建筑方案。它将在华尔街最东面近80亩的空地上拔地而起，一幢70层的办公楼，一个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一幢证券交易大楼，一个商场，以及一个大型广场，都将建造于两层楼的平台之上，并由此彻底取代并置换传统的网状街道模式。”【24】
当这个项目决定交由建筑师山崎实完成之前，港务局首先接管了项目，并将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当时的情况是：“这个项目之所以筛选掉数十名美国建筑师，最终选定山崎实负责，原因显而易见：在一块16英亩的土地上，要建起一幢总楼层面积达120万平方英尺的建筑，并且必须为哈德逊隧道及地铁管道等新设施提供相应的空间，而这所有建设只有5亿美元的预算。”【25】山崎审查了一百多个以模型呈现的可行方案，并依此向客户提议建造一个由两幢80层高的塔楼为核心的建筑群。但是，对港务局的李·贾菲[Lee Jaffe]和盖伊·托佐利[Guy Tozzoli]而言，80层楼还是不够：“当时是托佐利对整个项目进行决策，并要求实现1亿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也是托佐利采纳了港务局公共关系部部长李·贾菲的建议，力图将世界贸易中心打造成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他坚持让山崎将提案的80层塔楼扩建为两幢110层楼的双子楼结构，并且各自实现4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26】港务局对于建造世界第一高楼的坚持迫使山崎重新考虑塔楼的风格和结构，最终得出的方案可以说竭尽所能地将摩天大楼的概念延伸至某种经济引擎的作用——在注重节省空间的同时，又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壮观。这个方案预期将220英亩的办公空间堆叠在2英亩的地皮之上。
这个项目的变化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恶劣的。山崎最初设计的80层塔楼原本可以优雅地嵌入曼哈顿下城区的高楼天际线，与华尔街40号川普大楼和美国国际大厦这两幢70层的高楼相比肩。然而，110层高的塔楼组则不但让这些大楼显得矮小，更对另一端的天际线形成某种压制。双子塔，有着相同的高度和宽度，打乱了周边的建筑群规模，并且对于生活在曼哈顿地区的居民而言，就像是投下了一对愤怒的咒语一般。山崎应该对此有诸多抱怨，因为经过这样拙劣的修改，他的塔楼早已不是经过“设计”的，而是由组委会施工建造的[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
在人道主义方面，项目的变化也存在诸多弊病。在2英亩的土地上为成千上万的人创建办公场所本身就意味着拥挤，而拥挤则会导致个人体验的降低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此同时，越高的楼层在灾难来临时会更危险，逃生和援助的机会都将更为有限。显然，对于后者的考量在港务局的管理层看来，实在无足轻重。他们急于增加可租售面积，甚至将每幢楼的紧急逃生线路从六条缩减至三条。
尽管最有可能的紧急情况，比如火灾、核弹攻击或者地震，都会使大楼的电梯系统陷入高风险状态，港务局依然坚持这项决定。这样一个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开场，在2001年9月11日有了戏剧性的结尾。如果港务局保留了六条楼道的结构，他们很有可能在每个楼层的各个角落都设置了逃生楼道，而不是在每个楼层的中央位置将三条楼道并置在一起，这样就没有任何空袭可以堵住所有人群的逃生路线，除非它一下子摧毁了整个楼层。但现实是，“9·11”袭击让电梯瞬间瘫痪，并破坏了北塔94楼以上全部三条楼道，而在南塔78层以上的楼层，三条楼道中的两条被破坏[只有不到20人通过第三条楼道向下逃生]。观察这两架飞机撞击大楼的线路，如果当初建造了六条通道，并在楼层的四个角落各有一条通道，那么两幢大楼都至少有一条通道可以逃生，上百人会因此获救。
港务局的经济利益还决定了另一项重要的设计。山崎的工程师们向管理层提议了筒体结构的建筑计划，这种结构将主要支撑框架集中在楼体的外部。据其中一位工程师，莱斯利·罗伯逊[Leslie Robertson]回忆道：“港务局的主管人非常喜欢这个方案，因为这个结构能够提供畅通无阻的、宽敞的楼层空间。”这样一来，内部支撑物减少了，作为交换，这就相当于有了额外的租售空间。由于楼层横梁使用的是比支撑结构更薄的钢板，因此它们会更快地升温，这成为了火灾发生时的致命弱点。在“9·11”酿成的火灾中，这个“脆弱”的楼层系统坍塌了。【27】
山崎的这个筒体结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窗户面积的大量减少。这种外围支撑系统必然导致让人不适的窄窗设计，从大楼外部看都是镜面却看不到窗户，窗户实际非常少，以至于在大楼里面几乎看不到外面的风景。对于这个设计的批评，山崎巧妙地做出回应，他反驳道，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高层建筑给人们带来的眩晕感，然而这样的反驳是无力的。他自己的工程师罗伯逊直接否认了这个理由，据他说道，山崎之所以选择筒体结构的方案，只是因为这个结构让他想起了竹子，而港务局的决策者们则只是因为最大化的租售面积而赞成了这个方案。这个决策的结果成为了某种具有现代性的悖论，一对巨人在世界上最好的风景胜地高高耸立，但“他们”却是失明的。对政治讽刺家而言，这是对自由公司的经营理念再好不过的象征了。
最后一点，关于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项目将山崎与沙特皇室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奥萨马·本·拉登产生间接的关联。在他接受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委托时，山崎刚刚完成沙特阿拉伯达兰机场的建筑设计，而这项工程则被外包给了本·拉登建筑公司。【28】它的风格混合了伊斯兰教建筑和现代主义建筑。在设计世界贸易中心时，山崎的方案又与这个方案有某些相似性。
山崎将他设计的世界贸易中心广场描述为“一处圣地，让人们能够从华尔街区域狭窄的街道和人行道中得到解脱舒展”。如他所言，山崎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封闭式广场，并用低廊柱的结构隔绝了城市的喧嚣，再加上两座完美的广场塔楼，真正的尖塔，所有这些都复制自麦加圣地的广场模式。山崎的广场模仿了麦加朝圣聚集之所，包括蕴藏着圣石的克尔白，这被认为是夏甲与以实玛利的葬身之所，以及圣泉。他用一种极致的环形模式将数个雕像和喷泉整合在一起，与麦加圣地广场极为相似。
世界贸易中心的“闪亮金属雕饰”是“神圣的印记”，建筑师劳瑞·克尔[Laurie Kerr]引用伊斯兰教学者奥列格·格拉巴[Oleg Grabar]的研究，继续补充说明：
有着复杂几何样式的厚重雕饰暗示着伊斯兰教中更高的精神世界，而有着伊斯兰风格的光泽质感则可以与蒙在麦加克尔白上的黑色绸幔相互联系。在“9·11”袭击过后，格拉巴曾经谈到过这对塔楼是如何与伊斯兰建筑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整个外表都是极具含义的”，并且“大楼的每个部分都同时具备释义和装饰的功能”。很多来自中东的设计师都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将整体的外观描述为巨型的“窗扉”[阿拉伯语：Mashrabiya]，清真寺常见的那种布满窗户的装饰雕花。
凭借这些设计上的元素，山崎可以说在以符号的形式做出阐述，即他显然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向伊斯兰传统致以特别的敬意，并且对普遍意义上人类设计的永续性致敬。可惜的是，他并未能意识到这个阐述可以被解释为另一种含义。正如克尔所总结的那样，对于那些希望伊斯兰教保持纯净并摆脱商业主义的人而言，山崎将清真寺的元素内含于商业建筑的行为将会受到诅咒。而对于本·拉登而言，世界贸易中心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地标建筑，同时也代表着错误的偶像崇拜。【29】
对于一个具备建筑知识的伊斯兰教信奉者而言，山崎的设计触犯了神圣的信息法则。伊斯兰教典禁止未经授权的对神谕的“援引”，即在世俗的事物中运用神圣的寓意。穆斯林教徒可以佩戴包含《古兰经》经文的饰物，但是经文必须被严实地封盖，不能被看见。对于错误使用神谕的行为，惩罚将会非常严厉。萨尔曼·鲁西迪[33]的案例即为其中一例。流行乐歌手马塞尔·哈利法[Marcel Khalife]，因为在自己的歌词中引用了《古兰经》的经文而被逮捕并在黎巴嫩被审讯，尽管那首歌是歌颂伊斯兰教的。距离我们更近的例子，则是一位名叫吉利恩·吉本斯[Gillian Gibbons]的教师。由于他允许自己的学生为一只想象中的小熊取名为“穆罕默德”而在苏丹遭到逮捕。
山崎关于自己这项浩大工程所发表的公开声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对当局者利益最大化的效应、对庸俗的大肆炒作，以及对自己原初设计的纯粹贪心表示遗憾或者不满，但他还是戴上面具，加入这场“游戏”，将这个双子塔形容为人道主义的丰碑而进行宣扬：“世界贸易中心因其重要性，应该成为人道主义信仰的一个具体表现，它包含了对个人尊严的渴求，对人类协作的信任，以及通过这样的协作来发现美好的能力。”【30】
在对建筑进行阐释的历史中，鲜有这样极富争议或者说充满问题的陈述。引入“人道主义”和“个人尊严”的概念无疑表达了一种虚空的观点。我从未听到他人在评价双子塔时，将它与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31】实际上，大家的观点更倾向于对立面，即双子塔给人带来压迫感和恐惧感，并且与曼哈顿下城区原有的天际线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它们简单粗暴地主张公司权益，却[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有损于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忽视了个人的权益。在早期，双子塔还曾被视为来自机构权威的某种威胁。罗杰·科恩[Roger Cohen]在1990年就曾写道：“世界贸易中心项目被广泛地抨击为不负责任的公共权威机构自吹自擂、自我荣显的极致表现。甚至在它建成后的20年里，对于这种过剩表现，徘徊不去的指责怨念都在持续影响着公众对港务局的态度。”【32】
2001年双子塔倒塌后，就算是最悲痛的悼念词也从未赋予它们人道主义的赞誉或者表彰它们对个体精神的主张。即便它们曾经备受喜爱，也绝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是因为它们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受，它们代表性地将纽约市的熙攘、充满活力和力量的感觉表现了出来。正如《亚洲时报》[Asia Times]所言：“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绝不仅仅是两幢楼而已。它们就像是一对活着的见证者，见证着纽约这座城市对其不可限量的命运所抱持的信念。早在30年前，在纽约这座城市还不确定未来何去何从的时代，面对需求疲软的局势，纯粹凭借着信念的力量建造而成的双子塔，不仅重建了人们的信心，更是及时遏制了曼哈顿下城区经济衰退的趋势。傲慢、炫目、高于生活的它们迅速成为了顽强的纽约市的象征，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超级大都市。”“傲慢、炫目、高于生活”？这都没问题。但是，正如许多关于美国文化的批评所指出的，这些元素并不会叠加累积，从而导向人道主义和个人尊严。埃达·路易丝·赫克斯特布尔[34]在1973年便尖锐地评价：“港务局制造了迪士尼神话式的轰动。它们只是通用汽车的哥特式拱顶。”赫克斯特布尔的这番评价经由马丁·菲勒[35]和罗伯特·休斯[36]的赞同而更为确凿无疑。【33】
山崎原本的意图与实际成果之间的差异引发了关于现代设计和现代性本身的一系列有趣的话题。在山崎的方案中，港务局所选取并委派其建造的方案，使得所有其他的考量，例如安全性、天际线、环境、美观、人们的空间等等，都服从于增强商业性这一要素。这样赤裸裸地强调商业也许会让读者倍感其冷血，但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的公司思想，对于政府官员、规划者以及设计者而言，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山崎曾经提出了相对人性化的方案，但是方案一经驳回，他便尽责地在一块邮戳大小的地产上建起了可以容纳威尼斯全部人口的工作空间。也许是急于回应最初的那些批评，又或者自己也震慑于巨大的权力，他莫名地力图将这个商业主义的殿堂浪漫化，视其为人道主义与个体精神的丰碑。
山崎完成的工程，实际上与他所说的相去甚远。在建造双子塔的过程中，他过度使用了某种建筑修辞学，而这种修辞手法曾经长期让摩天大楼免遭诟病。摩天大楼纤细而高耸入天，就像是扮演着类似英雄一样的角色，成为作为个体的我们与不断扩张影响的机器以及人群之间的媒介。它邀请我们凌驾于频繁互动所带来的压迫感之上，并由此成为城市与公司社会化修辞的一部分。卡斯·吉尔伯特[37]设计的新哥特式伍尔沃思大楼[Woolworth Building，1913]，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那装饰艺术风格的RCA大楼[1933]，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现代化的西格拉姆大楼[Seagram Building，1958]，这些建筑毫无疑问充满着艺术气息，足以消解公司化的世界带给个人的影响。唯一的问题在于程度，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抑制住不信任的感觉。但是，山崎却摧毁了我们幻想中愿意付出的信任。他的设计超出了人们能够承受的大众与个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尽管不是有意的，他拉开了修辞的窗帘，让深藏于甜言蜜语的砖石之下的那些不知名的权力完全暴露。美国人能够接受权力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但是他们拒绝时不时地自动向权力低头。这种对权力的厌恶很好地解释了双子塔作为一种建筑学的陈述广泛受到批评的原因。
那个陈述究竟是真相还是谎言？某种程度来说，双子塔绝非谎言：它们所呈现的外观正如其本身一样，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但是，它们从两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建筑学的谎言。
从物质层面来讲，它们所违背的人道主义使命早已被路易斯·沙利文镌刻在砖石之上，并被认为是所有现代商业建筑的核心，即承诺安全、效率，以及便利。然而，即便我们以最仁慈的角度观察港务局启动这一项目的动机，我们也难以找到任何线索来证明他们曾经为了这些使命而做出哪怕是微小的让步。他们的决策带来了中世纪噩梦中的所有困境：不安稳、压抑、丑陋、不安全。
而从符号学层面来看，尽管建筑师宣称世界贸易中心代表着“人类对人道主义的信念”，以及“对个人尊严的需求”，但是混乱的设计语言和具有压迫感的庞大体积都证实这只是个谎言。相反，无论山崎是在向公众撒谎还是仅仅在欺骗自己，这都只是他的传记作者才会关注的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的声明都如同双子塔本身所呈现的那样，典型地与资本大亨告知公众的谎言有着共同的特征，被谎言蒙蔽的公众也因此不会阻碍资本大亨对更多金钱的渴望以及不停息的追求。
当然，我们之中不会有人想要将其拆除。将双子塔摧毁，实际上是为了将它们的倒塌转化成象征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的崩塌，而这种冲动则来自完全不同于美国式的、反权威主义的另一个传统。1957年左右出生于沙特阿拉伯，奥萨马·本·拉登曾经在吉达[Jidda]学习工程学。吉达可以说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温床，在那里本·拉登接触到了一些激进主义的宣言，如瓦伊勒·奥斯曼[Wail Uthman]的《上帝与撒旦的战争》[The Party of God in Struggle with the Party of Satan]，以及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里程碑》[Milestones]。于是，年轻的本·拉登接受了由诸多权力和控制贯穿而成的伊斯兰教模式。
跟山崎一样，本·拉登同样对建筑学有着专业知识，但是对他而言，涉猎建筑业是急切压迫之下的结果。据报道，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协助家族产业修复了两座著名的清真寺，这期间他个人则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而山崎也正是在这期间协助本·拉登的家族企业完成了对沙特阿拉伯的公共建筑西化的进程，当时的他对这个孩子而言犹如黑武士达斯·维达[Darth Vader]，瞬间对他的理想构成威胁并对他握有巨大的权力。
我们可以猜想，本·拉登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被山崎的双子塔所困扰，他很可能早已将它们定性为撒旦式力量的源头和象征。除了它们的资本主义象征之外，它们的偶像崇拜表征以及突兀鲜明的国家主义，都使其成为对伊斯兰的亵渎。这样看来，本·拉登摧毁双子塔的行为诡异地具有个人化倾向，这是他对撒旦力量的正面冲击，同时混杂着对自己早已疏离的家庭的一次侧面撞击。再加上双子塔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和象征意义，很难想象，对极端破坏分子来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类似的目标。
这些冲突和巧合的剪切拼贴把我们带回了本章的标题——“当设计成为悲剧”。黑格尔曾写道，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根据这样的定义，世界贸易中心的故事便是一个具象的悲剧。而这出悲剧的上演则来自于相互错位的、不同的强烈个性。其中便有极富洞察力的赚钱大亨大卫·洛克菲勒，他为商业化进程添柴加火。还有港务局的执政者李·贾菲和盖伊·托佐利，他们挤进经济霸权的赛道，并肩向前。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奥萨马·本·拉登的那些自杀式恐怖分子，他们坚守拥护的是宗教极端主义。身陷其中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山崎，相较而言，他可以说是他们中间最具悲剧性的人。被权力的车轮碾卷，他已失去分析事物的能力，并对自身的艺术完整性做出了妥协。我们看过大量的例子，设计师们[其中包括千利休]的美好设想因为客户的基本利益而遭到背叛，现在我们又获得了某些反面的启迪：一名设计师投入对自身的背叛中。其中还有些悲剧性的讽刺：双子塔的创造者和摧毁者与同一个家族有所牵连；一幢向伊斯兰教设计传统致敬的建筑却被解读为对伊斯兰教的亵渎。而其中堪比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最大讽刺在于，在一个被宣称为先进的，并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这样一出史诗剧般的主要情节则完全出自不合情理的粗暴：奥萨马·本·拉登将神圣与杀戮混为一谈，而港务局的管理者们则坚信越大越好，为获取更多租售空间的利益将数千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这般的愚昧与贪婪却主宰了我们的历史，这便决定了美国无法拥有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