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文
19450707，YD00001 外交部关于中国现状以及英美对华政策的备忘录（节译）[1]
（1945年7月7日）
（F 4171/186/10）
极机密，外交部
Ⅰ 中国最近的形势
1944年11月的军事危机
1.中国战场在过去六七个月来一直处于不平常的多事之秋。1944年夏，日本再次变得咄咄逼人，到11月间，日军迅速侵占了湖南和广西两省以及在这些地区的重要的美军机场。桂林（是自由中国比较重要的六座城市之一）于11月10日沦陷。此后，日军继续向贵州省境推进，途中仅遇少量抵抗甚至未遇抵抗，并于当月底逼近贵阳。由于贵阳是重庆和昆明之间主要通道的要冲，日军一旦占领此地，便可对重庆和昆明两城市构成极大威胁。但是，在12月初，日军忽然主动停止进军，不久后便撤出了贵州省境。
2.日本人的进军几乎未受阻挡，这使得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非常失望和耻辱。同盟国中只有中国自己仍然要面对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很明显国外的舆论现在只提及“三强”，而没有像从前那样的“四强”提法了。而且，美国媒体不再把中国当作宠儿，报道中充斥着讽刺、揭露的材料，猛烈抨击这个“垂死的、反动的政权”。可能由于中国人很强的自尊心，相较于国内的批评，中国当权者更看重来自国外的批评。在1944年末，国内外的批评都很强烈。
重整旗鼓
（a）部长的变动，以及宋子文再度上台
3.面对困局，中国政府的反应还算成功。首先，蒋委员长渴望保持美国人对他的好感，因而改组了行政机构，以此表明那些曾被称为反动分子的部长们已被清除。何应钦将军、孔祥熙博士以及陈立夫先生分别被免除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教育部长的职务（然而，他们每个人或保留了或被给予有影响的职务。何将军现在是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孔博士暂时保留了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陈立夫得到了党内重要职务）。然而，最重要的变动是宋子文重新上台，他在12月份成为行政院代理院长，这一职位类似于总理。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委员长，此前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长。宋博士长期在野，在一年前他虽是外交部长（他现在仍保留了这一职务），但与蒋委员长的关系并不好。宋博士才能出众，对西方以及别的中国公众人物均有很好的了解。
（b）美国的援助
4.另外，通过（1）建立战时生产局和战时运输局，以及（2）中美合作改革中国军队，中国政府比以往更大程度上将自身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战时生产局和战时运输局
5.战时生产局于［1944年］11月16日建立，其职责为监管企业生产、物资进口、劳动力分配以及管理军用物品生产资金。唐纳德·纳尔逊先生[2]于1944年夏访问重庆时建议成立该局，另外有些美国顾问也在局中任职。战时运输局于1945年1月1日成立，在运输方面，尤其是公路运输方面，对战时生产局在经济领域所掌握的资源加以调配。战时运输局的成立，即使不是直接源于美国建议，也是受到了美国启发。一位美国将军担任该局副局长，其他不同部门副职也均由美国人担任。
中国军队的改革
6.中美联合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虽然由新任国防部长陈诚发起，但是真正激发改革的却是魏德迈少将[3]，他是史迪威将军的继任者，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兼任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该计划的主要特点是：裁汰冗员；使其他中国军队齐装满员；增发所有中国军队的军饷和口粮；为每支中国部队配备一支美军骨干小组，建立一个大型训练中心，采用美式训练方法，并由美国人担任教官；由一位美国将军来管理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门，并且有几位美军军官来协助他，以确保中国军队得到更好的口粮、军装和器械。
利多公路[4]
7.这里也要提到利多公路在1月份通车了。将利多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的尝试意味着这么一种倾向，即利多公路完全是中美合作的成果，而英国军队在缅甸的作用以及该公路穿过了英国领地这一事实被无视。
近期内阁变动
8.最近，由于宋子文博士担任了行政院院长并掌握实权，并且由经济部长、战时生产局局长翁文灏博士取代孔祥熙博士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国民政府得以进一步加强、进一步自由化了。翁博士是无党派人士，是一位能干且积极进取的管理者。宋博士刚从美国返华，他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助于中国恢复国际地位，也可能会提升宋博士在国内的地位。他于6月底又出访莫斯科，讨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重要问题。
近期军事发展情况
9.今年4月，日军开始了新一轮攻势，其目标明显是要占领位于湖南西部芷江的美国空军基地。中国的援军（包括有空中补给的、美式训练的部队）及时赶到，抵挡住了日军的攻击，并使日军败退。中国人对于军事实力的增长感到兴奋，这与去年秋天令人耻辱的大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5月，日军开始从中国各地撤退。与福摩萨[5]隔海相望的福州，在这个月回到中国人手中。6月，中国军队收复了更北面的温州，此时日军退守杭州湾，明显是为了准备防御美军从上海长江口的登陆。日军同样在广西撤退，中国人于6月底收复了美国在柳州的重要空军基地，此外还收复了南宁，它靠近印度支那边境，是日军联通广西和印度支那交通线上的重镇。日军的这些败退事实上表明，它们的目标是缩短在中国过度拉长的战线，并要在沿海以及其他一些战略要地集中兵力，以防备美军的登陆。
当前的形势
（a）通货膨胀
10.总体来说，形势比去年12月有了重大改观，但是还有两个顽疾，即通货膨胀和国共之间的僵局。生活品的价格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让人感到经济情况同去年11月份的军事状况一样糟糕。如果把1937年的指数当成100，那么［今年］2月份重庆公开市场零售价格指数则是惊人的94547。1月份到3月份，这3个月里的生活品价格翻了一番还多。从1月1日到5月底的物价增长率是150%，而相比较来说，整个1944年的物价增长率是288%。宋博士正努力通过两项举措来战胜通货膨胀。第一，在6个月内，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官方价格向公众出卖黄金，以吸收闲置的货币。为了达到该目的，美国正向中国提供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第二，进口一定的商品。通过进口的作用来展示它是清理通货、防止囤积、打击投机的可能手段。初始阶段良好，大量的制服以及3400吨棉布和纱线进口到了中国，并且中国获取了英国在印度的出口信贷。美国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希望今年能够制造22000吨棉纺织品，其中的7300吨棉纺织品已经明确指定是来自墨西哥、巴西和美国的产品。此外，宋博士还得到了英王陛下政府同意，自1944年起由英国提供5000万英镑的信贷以从印度购买3000吨短绒原棉和20万袋大米，现在这些物资正被空运到中国。宋博士进一步要求，作为反通货膨胀斗争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该能够购买各种消费品回来销售，这一要求得到了英、美两国的积极回应。
（b）共产主义的僵局
11.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又一次停滞，而且以陕西省为大本营的共产党仍然掌握了中国很大一部分不受中央控制的地盘。蒋委员长在3月1日的讲话中拒绝了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认为那只会引起分裂和混乱。然而，他再次保证明年11月份将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民主政府将会取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对此的回应是，将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将会是“民主的笑柄”，只会造成国民党的永久统治。政府做了一个明智之举，就是将董必武先生纳入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这样做可以应付这样的指责，即一个分裂的中国来参加会议。然而除此之外，国共关系完全处于僵持状态，而且最近共产党宣称他们将会抵制7月7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将要召开的国民大会的相关事务。比宪法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或许是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问题。蒋介石在3月1日的讲话中让人们了解到，他已经计划和共产党达成妥协，让共产党的军队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受美国将军的直接指挥。然而，共产党不同意该方案，他们不准备将军队交给国民党控制的政府，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在宪法危机中唯一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武器。在这一点上使人焦虑不安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和非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占领了日军撤退后留下的一些真空地区，有报道称，共产党和重庆政府的军队在这些地区发生了一两次冲突。
未来展望
12.虽然1944年底对中国即时的威胁已经逐渐消失，但长远的前景不容乐观。自由中国分裂为两个武装的阵营，而且一旦来自日本的压力解除，届时（即便不是更早的话）内战爆发的危险将会成为事实（如果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并且愿意与沿海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合作并提供武器，一个特别微妙的形势就有可能产生）。至于通货膨胀问题，现在实施的补救方法很可能只是暂缓了危机；如果通货膨胀继续维持现在的比率，没有人能预计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对共产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态度
13.美国人不仅于去年秋天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刻给予援救，努力重建中国的战争能力，还对中国国内的两个重大问题给予了较大的帮助。去年11月，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6]来到共产党首府延安，当他返回时，安排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与蒋委员长的会面。然而，就如预计的那样，外部的调解对于这样的争端起到的效果甚微，而且当赫尔利最近回到华盛顿后，他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关于另一个主要麻烦——通货膨胀问题，前美国价格管理办公室主任利昂·亨德森在宋博士特别邀请下访问了重庆，并且他们俩后来一起去了旧金山。
俄国
14.一个关于中国形势的概要报告如果没有包含俄国因素的话，将是不全面的。在中国政府的成员中，孙科博士因亲近苏联的态度而知名，只有他公开支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总的来说，中国政府无疑担心，苏联可能会以要求获得满洲或者其他地区的特权来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能够比满洲更能让整个中国反应强烈了。对他们来说，收复满洲是远东和平协议的必要条件。宋子文博士对莫斯科的访问反映了中国对中苏关系的担忧。[7]除了满洲问题之外，影响中苏关系的其他重要因素还有中国共产党问题以及外蒙古、新疆的中苏接壤地区的形势。到目前为止，俄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趣甚微，但是一旦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发生公开的冲突，那么苏联不太可能满足于只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事实上，国共之间的问题看来可能会成为与苏联和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国际问题，我们最终也会逐渐卷入其中）。1924年，中国对于外蒙古的主权要求得到苏联的承认。但事实上，外蒙古仍然独立于中国之外而实际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新疆处于苏联的实际控制之下，1937年至1942年，中国的中央政府利用苏联在西方的困难重申了对新疆省的主权，并且迫使苏联的力量完全从该省中撤出。新疆现在挣扎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主要是由于与俄国的贸易中断了。靠近苏联的伊犁河谷也爆发了哈萨克人的叛乱。很多中国人担心苏联可能会利用这些困难因素来重新获得在新疆的影响力。
Ⅱ 美国和英国的地位
两国的对比
15.当前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美国在中国居于优势地位。新近离职的埃里克·泰克曼爵士[8]1943年记录的一段文字对比了英国和美国的地位。
比较一下中国1943年的外交政策和中国此前十年的态度，最明显的事情就是中国依赖并且接受美国的领导。像在文化、外交、经济、财政和军事领域，这方面的表现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主要指望美国而不是英国，来打败日本，给予它物资和军费的支持，在战争胜利之后帮助自己建设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就我们来说，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没有其他的选择，因而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已占据了一百多年的领导地位……我们在给中国人提供财政、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方面赶不上美国；在外交方面，十年之前我们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但现在我们正在焦虑地等着看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比起1943年，上面这段话描述的情景更符合今天的形势。
美国的战略责任
16.考虑到英帝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泛义务，以及其在西方所遇到的直接威胁，出现上述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或许那正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果。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陈纳德将军的美籍空军志愿大队就在中国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单独同德国和意大利作战并且在远东地区没有防卫，所以我们被迫小心谨慎地对日本保持中立态度，乃至不得不暂时禁止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战争物资。珍珠港事件后，我们不得不在远东地区扮演纯粹防卫角色，1942年3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很明显……必须将中国置于美国的战略影响范围内”。位于昆明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为美国人赢得了声誉。从1941年3月到1945年4月底，美国人根据租借法案已经［向中国］提供了价值4.58874亿美元的战争物资，而且他们正在考虑提供大约5亿到6亿美元的进一步援助的计划。美国人能够提供如此大规模的援助以及上面所引述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决定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美国可以在华盛顿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竞标到向中国提供弹药和原材料，因而对中国负有直接援助的主要责任。
英国的贡献
17.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虽然有限，但不应被忽视。这些援助包括：英王陛下政府预付或者担保支付的用来稳定中国货币的1000万英镑；1939年和1940年两笔近800万英镑的出口信贷；对中国驻印度军队提供价值超过600万英镑的给养和服务；主要从澳大利亚运来的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的补给物资；1944年提供的5000万英镑的战争贷款，以及英王政府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军队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武器、军需品和军事装备。此外，英国过去三年对华提供的其他援助如下：
（a）英国皇家空军为位于成都的中国空军军士学校提供一个小规模的训练小组；
（b）提供一个负责训练游击战、敌后破坏等任务的英国军事小组；
（c）在重庆，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负责的英国文化委员会科技办公室在技术教育领域提供帮助；
（d）由隶属于英王陛下政府驻华使馆的盟国补给执委会的代表们向中国国内工业供给领域所提供的援助；
（e）英国教友会派来一个救护和运输分队，该分队每年由英王政府给予财政补贴；
（f）（总计超过150万英镑）英国联合援华会；
（g）英国红十字会提供了100万英镑的援助，目前为止在中国已花费了60万英镑；
（h）中国海军：除了两艘内河炮艇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转交给中国，以及训练了一小批中国海军干部之外，英王陛下政府现在已经答应在租借法案条目之下把一艘巡洋舰、两艘潜艇、八艘海岸艇和一艘驱逐舰交给中国，同时帮助训练必要的船员；
（i）中国空军：根据租借法案，英王政府最近已同意将两个训练学校的设备、补给品和装备转交给印度[9]。
18.以上这些贡献本身虽然很有价值，但与美国提供的巨大援助比起来，就无足轻重了，因而在心理上所能起到的效果也就很小。实际上，我们经常受到中美双方的诟病，它们说我们对中国缺乏兴趣，对中国的事业表现出不温不火的态度。[10]我们经常被说成不想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出现在战后。克兰伯恩勋爵1月25日在上院演说中指出英王政府希望看到中国强大、统一、繁荣，这有助于驱散上面那种印象，[11]但是我们真实的利益，不能从我们的言论而总是要靠我们与中国关系上的实际行动来判定。
Ⅲ 美国和英国的地位所包含的意义
英国在华利益
19.由于我们在中国有重大的利益，因此很明显不能对现在美国的优势地位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等闲视之。1931年，英国在中国的投资估计约有2.442亿英镑，也就是说占英国对外投资的5.9%。这些投资中有464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债务，另外的1.978亿英镑投资在了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制造业、运输业、银行业、公共事业、保险业等等（参见C.F.雷默关于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备忘录[12]）。上海英国总商会1937年粗略估计，英国在中国的投资为3亿英镑。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集中在航运业、银行业和其他服务业，战后这些投资的维护和发展对于我们的非商品输出有着明显的重要性。
美国在战后对华贸易中的领导地位
20.我们必须清楚地估计到这样的可能性，即美国在增强中国作战能力中获得的优势地位将会在战后反映出来。美国的主宰性影响体现在许多中国活动的领域而不仅仅在单纯的军事方面。美国财政部对外经济管理局的计划延伸至重建时期，即使利用目前在中国的时机来谋求战后商业优势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但这毫无疑问是许多对中国有兴趣的美国人的想法，这些人现在正在参与制定援助中国的政策。中国人很自然地首先期望美国能够提供给他们在战后工业计划中所需的重型设备。由于有着充分的理由，中国人感到，因为美国有着巨大的工业资源，因而能够首先提供货物，而且他们很可能也期望美国人能在信贷方面提供类似的帮助。大量的学生和技术人员现在被派往美国，受训的内容主要是与中国战时的计划有关。他们回到中国后会成为美国技术和设备的坚定拥护者。最近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称，应中国政府的要求，美国财政部对外经济管理局已经准备了一个耗资10亿美元的战后工业计划来满足中国建设953个工厂的要求，还有相关建议要求再花10亿美元用于中国国内交通系统的建设。还没有任何信息来说明怎样给予该计划财政支持。
英国贸易的前景
21.面对这些情况，战后重建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地位有一定困难。美国人将领先很久，而且由于我们财政困难，我们也不可能同美国在同等基础上进行竞争。然而，英国在华贸易的未来也并不是像现在那样显得毫无希望。首先，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国会将会要求美国政府从过度的对华义务中撤出。有种情况已经显现，即当赤字财政结束时，纳税额将会达到普通美国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对中国没有确定回报的政府支出将会遭到更多的批评。美国私人银行家和商人毫无疑问会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还有种情况也已经出现过，就是上次战争后美国人进入中国市场，由于缺乏抵御相关风险的经验，他们的许多资产随后转给了英国在华企业。实际上，一份来自重庆的电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英国在旧的条约口岸（特别是那些与航运业、银行业、物流业和保险业相关的地方）获取的利益，以后或许能给予我们超过美国所有资源的优势。大使（薛穆）[13]感到，英国公司由于有较丰富的经验和商业信誉，在中国市场中的多条利益线上能够成功地和美国一较高下。现在，建立已久的英国公司正在学习怎样能使它们的业务适应战后中国将出现变化的局面。另外，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担心战后美国垄断中国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可能性，而那将给美国对华施加过多的政治影响提供机会，为了削减这种可能性，中国人正开始转而要求英国工业为其提供至少一部分的战后所需。
英国在中国重建中的利益
22.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我们在中国唯一的利益就是商业利益，而且这经常被用来证明我们对中国没有任何政治企图。虽然从恢复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的角度上看，我们有明显的商业利益，但是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在中国我们也有政治和战略利益。任何一个贫弱、动荡的国家都是对侵略者的显著诱惑和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这个道理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上体现得尤其真切，主要列强在华都有利益，而俄国和日本是其邻国。一个不友好的中国也可能给我们的马来亚和缅甸这样的远东领土带来很多麻烦，因为这些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中国人。实际上，我们在远东的政治和战略优势在于战后出现一个友好的、稳定的和统一的中国，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特质对于中国作为“五大国”成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中英友好关系和中英之间存在的重要问题
23.对美国战时对华援助的宣传掩盖了我们在对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英王政府一直在支持国民党政府，1926年我们就首先响应中国修改条约的要求，一直到1943年放弃治外法权的条约签订，这些事实中国人不会没有印象，这也是建立未来友好政治关系的有利基础。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在具体实施1943年关于治外法权的条约时，关于英国财产权利的确认以及英国租界尤其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向中国移交管理权问题等方面有可能产生争论。欢呼胜利的中国民族主义可能再次倾向盲目排外，其产生的不良后果不仅会影响到外国人当下的权利，以及在法律方面影响到外国对未来贸易和商业的参与，而且会影响到我们和中国之间一些重要政治难题的解决。这些难题包括香港问题、西藏问题、马来亚和缅甸的华人社团的地位问题，以及缅甸和中国部分未勘边界地区问题，本备忘录的附件对它们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24.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会诉诸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去年6月份蒋委员长非正式地告诉我们，他决心让中英保持友好、亲密关系，目前的同盟应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保持友善关系。蒋委员长宣称，对于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中国希望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可以找到让中国和所有相关方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中国没有干涉相邻的英国领土（马来亚和缅甸）的意图。
重建英国影响力的重要性
25.如果中国在处理问题上极为谨慎而且保持着对英国的友善，那么没有理由认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就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还隐藏着潜在的排外情绪，仍疑惑我们对中国统一和强大的真实感想究竟是什么。因此，事态发展很大程度要取决于今后我们对华的兴趣，以及积极增加对其直接援助的规模。应该表明我们的立场，增强我们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
对英国援助中国规模的限制条件
26.很明显，生产、运输和财政的困难严重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规模。对日战争的需求；已经建立起英镑结存的其他国家要求我们的工业一类的产品立即生产，以此来转向和平时期的工作；还有向那些有支付能力的顾客出售我们的剩余物资的必要性，以上这些都限制了我们能够给予中国物资的数量。除非中国的海岸港口重新开放，否则运输方面就是瓶颈。“驼峰”空中航线以及利多和滇缅路的大部分运输力现在被美国人占用着，以给不断增长的驻华美军及由美国人训练和装备的新式中国军队输送军事物资。财政方面，在第17段提及的5000万英镑信贷只有在相关协议的条款下才能获得，贷款只能用于战争条件下协议所规定的用途，而且也只能是在战争期间使用。中国人对于该项贷款的使用要求被严格审查，审查的依据是相关物资和服务是否用于“最终用途”，任何不能被证明严格用于战争目的或者不能在战争期间全部完成的定购将会被取消。至于战后时期，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适用的援助办法，考虑到我们有限的资本能力，不基于纯粹的经济理由的贷款不太可能被批准。因而，为政治目的获得贷款相当困难，即使这样的贷款在中国会成为我们外交方面最有力的武器。
重新考虑向中国贷款问题
27.英王陛下政府驻重庆的大使已经建议，在对日战争结束后，5000万英镑贷款里没有用完的额度可以转为用作战后项目的贷款。但是，财政部反对这样做，因为它们反对战后时期新的“政治性”贷款。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求解决该问题是没有用的，但是还存在着对该问题重新考虑的情况。[14]扩大我们的出口贸易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而且中国是巨大的潜在市场。贷款如果能够给予一些必要的行业，如铁路和公共设施以及用来建立中国经济坚实基础的企业，或许有助于把中国发展成为利润丰厚的英国商品出口市场，在双方良好关系和坚实的贸易方面给予英国利益回报。
增加英国活动的可能形式
28.现在，必须坦率承认在第26段中所指出的那些限制。这些限制表面看来并不乐观，但并未排除援助的所有形式，在增加［我们的对华］活动时，还有其他值得考虑的方面。下面列出了目前已出现的各种可能的领域，其中一些活动已经开始了。无疑，事态的发展会迅速出现其他的可能性。
（a）皇家空军同中国的合作。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曾说，如果这一点进入实践操作的话，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将是最好的贡献。很明显，现在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实现这一点，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后勤供应的问题。但是，这件事可以交给参谋长委员会来考虑。
（b）战时供应。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宋子文博士呼吁购买消费品以战胜通货膨胀的回应，让他由衷地感激。毫无疑问，应该继续考虑在现在的贷款限制下提供这样的货物，援助中国战争产品，在租借法案下提供战争物资。
（c）对5000万英镑贷款更加灵活的解释。对于规定该贷款使用方法的财政协议，进行更灵活的解释，就可能扩展援助的形式，长期来说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d）战后出口。即使不能重新考虑信贷问题，如果能对那些已收到中国战后交付货物订单的公司显示出极为赞同的官方态度，能对持有冻结英镑的中国人表示英国战后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出口货物以及相关的优惠条件，或许会促进英国战后的出口。
（e）提供技术信息以及增加对在英国的中国人的技术训练。应该极力鼓励中国的商人、技术专家及留学生来英国访问。这可能会使中国要求英国给予技术援助以及采用英国的技术方法。在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的支持下，今年将会有约170名年轻的中国人来英国做见习学徒。有些致力于重建英国在华航运业影响力的航运公司也正在为中国的学徒提供方便。另外要提到的是，大约1200名中国技术人员根据租借法案被派到美国受训，来帮助提高中国的战争能力。这为我们使用类似目的5000万英镑贷款提供了一个参考。
（f）援助中国重建海关。在这一领域，英国先前的影响是超群的，而且看来有机会重建我们的影响力。海关工作不仅仅是缉私和税收，还包括掌管中国海岸的所有信号灯和航标，因而对于航海业非常重要，而我们希望能在航海业重建我们的优势地位。英国海军部正考虑把一些舰船转给中国海关并训练相关人员的计划。
（g）国内的航空。中英公司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协调下已经与中国政府商讨发展战后中国国内和飞往中国的航线的计划。该计划看来非常值得我们全力相助。
（h）赴华商业使团。我们正在考虑一个计划，在接下来的秋天派遣一个小规模的赴华使团，对中国进口和出口市场上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深入调查，并且研究会影响商业的中国有关法律。
英美合作
29.一旦中国的形势归于正常，英国和美国商业公司无疑会存在竞争。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现在就试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与美国人进行竞争。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与美国人加强合作。美国人对中国负有主要的战略责任，我们不应强迫与美国人进行他们不愿意或者认为不必要的合作。但我们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已经被准确地划分出来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以后会继续存在。我们可以有很多方式来支持美国人并且增强他们的行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问题上，他们或许会对我们的合作表示欢迎。我们不必完全分清楚美国在华的行动范围，而在这种范围内，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还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说服美国人接受我们的在华利益，一有机会便用实际方式向美国展示这种利益，正如我们最近在消费品方面所做的那样。我们应该告知他们诸如派遣赴华商业使团之类的计划，坦率地、经常地与美国人广泛讨论中国事务以及我们对中国的态度。这种方式有助于我们得到更广泛的利益，即使美国方面对我们不总是坦诚和关心。与美国竞争的任何建议或尝试在美国人背后获得好处的做法，只会给中国人机会，使我们两国之间互相对抗而最终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
30.我们不仅在建设一个友好、稳定和统一的中国的政治方面与美国人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在商业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我们两国国民都对战后能在中国做生意的条件感兴趣。要求恢复在被占领期间英、美损失的权益，研究中国的商业法律和未来商业条约的情况，对这些问题我们两国如果不是协调一致解决的话，也会在互不矛盾的情况下各自解决。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在对华政策上，即使不一定要达到同美国联合行动的程度，也要比现在更密切地接触和磋商。
31.本备忘录的目的不是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而是主张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政策，并与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加强联系；另外还提供思考该备忘录的背景知识。[15]
……[16]
（鞠维伟、姚百慧译，姚百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