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水资源研究的视域
水争端是当今世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长期以来，亚洲和非洲的多个国家都深受水争端的困扰，甚至陷入冲突与战争。对于学者而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广泛存在的水争端？当然，就个案研究而言，每个案例都有各自的原因，但同时也必定有深度的共因。究竟什么是导致中东和其他地区水争端发生的共同原因？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分析框架。至今，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释水争端的方法，或者说三种不同的话语，即生态话语、技术话语和政治话语。每一种话语都以独特的方式论述了水争端的性质、成因，指出了水争端的可能后果以及最合适的回应手段，而且，每一种都基于各自独特的世界观，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介绍这三种水争端话语（表0-1），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熟悉当前国际学术界对巴以水争端的研究现状，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往后更深入地认识和分析巴以水争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0-1 三种水争端话语
续表
（一）生态话语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水争端首先是由于人口高速增长而水资源却相对有限造成的。总体来讲，生态话语认为，水争端是人口相对于有限的资源过度增长的直接结果，换言之，由于人口增长，有限的水资源日益短缺，水危机和水争端随之发生。“不幸的是，水资源十分有限，因此未来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日益激烈的水竞争。”[32]这一情况在全球都有表现，但在中东尤其明显，因为在这里资源与人口的失衡最为严重。
依据生态话语，水危机可以通过数据进行量化和比较。为此，学者马林·法力肯马克（Malin Falikenmark）发明了“水紧张指数”（Water Stress Index），试图准确描述水危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可用的自然水资源如果少于1600立方米/年，那么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水紧张状态；如果人均少于1000立方米/年，则处于严重的水匮乏状态。如果按照这一标准，约旦、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都已经处于严重的水匮乏状态。以色列、约旦，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水资源主要来自于约旦河和地下蓄水层，依据简·塞尔比（Jan Selby）的研究，其可用总水量每年只有27亿立方米[33]，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常年保持在3%以上的高增长率，其结果是每人可用水量还不到200立方米/年，这远低于马林·法力肯马克所谓的严重水匮乏状态的1000立方米/年。因此可以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用水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的供给能力。供给短缺、过度开采和水质恶化是当地资源和人口之间严重失衡不可避免的结果。
除了人口的均衡外，一些水利专家认为，经济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人均水需求，而且全球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增加旱灾的发生频率，并酿成巨大的灾难。人口增长及其不断增加的需求迟早将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造成水资源的绝对短缺。假若这成为现实，水资源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成为政治纷争和国家间矛盾的焦点。巴勒斯坦地区的情况正是如此，正如学者托马斯·那夫给美国国会的证词中所言，“如果（水）危机不化解，战争的可能性将因此而大大增加……水将最终决定被占领土的未来”[34]。支持生态话语的学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唯一有效的政策选择是限制人口增长。毕竟，水资源是稀缺、固定和有限的，因此，人口增长最需要受到关注，而限制人口增长是化解水危机的关键性步骤。但是，鉴于全球和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的稳步增长，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由此可见，生态话语对水危机和水争端的认识是十分悲观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长，水战争将不避免地爆发。
（二）技术话语
相比生态话语，技术话语要乐观得多，它认为有许多方法可以应对、缓解甚至克服水短缺的问题。从技术角度讲，水危机首先是管理不善和水资源利用率低的结果。世界银行前副总裁伊斯梅尔·萨拉杰丁（Ismail Serageldin）就指出，“大部分国家的水问题主要是由于利用率低和超负荷用水引起的”[35]。一些水利专家认为，技术滞后和投资不足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解决问题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建大坝、修管道、建盐水或海水淡化厂、设污水处理厂、开发滴灌系统等。而在另外一些专家看来，水危机是由于没有将水视为商品，没有理解水是金钱的道理。按照这种观点，水稀缺本身不是问题，相反，稀缺是经济活动的必然状态，若非如此，经济交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问题在于水的价值常常被严重低估，结果导致出现经济效益低下的分配。因此，化解水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发适宜的价格和税收系统，此外，水资源应该实现私有化，并且发展国内外的水市场。[36]总体而言，支持技术话语的专家虽然论述的侧重点彼此不尽相同，但都强调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率问题，都对改善水资源管理持积极的态度。
世界银行就主张以技术手段化解水危机。在它看来，只要政府进行必要的制度和技术方面的政策和经济调整，水危机就可以被化解。如果采取必要的措施，水短缺影响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就会转化为经济发展和水资源利用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一情况完全适用于约旦河流域的国家和地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水资源利用率低的原因除了管理落后外，根源在于技术性问题：“已有的输送网络往往十分陈旧”；“水表常常不准确、被损坏或者被水管绕过；供应的水没有被充分氯化；断断续续的供应和低管道水压导致水倒流到网络和水的污染”[37]。就制度和技术而言，巴勒斯坦人的水务部门都表现为低效率和一系列的“限制”“缺乏”与“不足”。世界银行认为，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挑战是把落后的水务部门转型为管理完善、高效率的部门。与生态话语把经济发展和相伴随的人口增长视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同，技术话语认为发展和现代化是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一旦管理和效率得到完善和提高，水危机和由此而来的水争端也将得到化解。由此可见，技术话语对水争端的看法要乐观得多。
（三）政治话语
从政治话语的角度看，水争端实质上是不平等和冲突的结果。就此而言，资源不足与否常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资源是如何分配的。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是世界各种水争端产生的根源所在。政治话语的支持者在论及约旦河流域时，几乎完全关注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控制问题。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地区水问题的产生，既不是由于当地用水过度，也不是因为管理不善和低效率，而是以色列控制着地区的水资源、否认了巴勒斯坦人的水权利，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学者乍得·伊萨克（Jad Isaac）是这一看法的坚定支持者。他断言：“（巴勒斯坦地区的）水危机实际上并非由于供给不足，而是因为不公平和不均衡的分配。”[38]
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巴勒斯坦人只掌握整个地区极小部分的水资源。比如，尽管西岸地区与约旦河相邻，但在那里居住的巴勒斯坦人却无法利用约旦河水，因为以色列（还包括叙利亚和约旦）在河水抵达西岸之前已经利用了大部分可用的河水，当河水流经西岸巴勒斯坦人城镇杰里科时，水的盐度太高，根本无法使用。西岸的大多数水资源也同样被以色列使用。依据1995年《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以色列人消费了西岸85%的地下水，巴勒斯坦人仅仅消费了其余的15%，而依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西岸地区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领土。以色列家庭人均水供给量是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3倍，如果考虑到西岸地区供水网络的损耗比以色列严重得多的话，差距则更大。
从这个角度看，巴勒斯坦地区水争端的化解只有通过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水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获得应得的地区水资源份额才能实现。当然，可以预见的是，对于什么是“巴勒斯坦人的水权利”以及如何最公平地再分配地区水资源的问题，肯定会出现激烈的思想冲突。对此，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但无论他们之间存在多大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只有重新分配整个地区水资源，首先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水资源，巴勒斯坦地区的水危机和水争端才能得到化解。
显然，上述三种话语存在鲜明的差别。从生态角度看，水危机（尤其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水危机）是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不平衡的结果，或者是不断庞大的人口依赖于稀缺而有限的水资源的事实造成的。要化解水争端，只有限制人口增长，而要做到这一点，面临巨大困难，前景十分渺茫，因此水战争在将来很有可能发生。从技术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管理不善和低效率。有鉴于此，各国政府应该完善和改进技术、制度、规范和价格体系；只要这样做了，水危机将不复存在。从政治角度看，水危机首先是由于水权利和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要化解水争端，只有通过确认水权利，重新分配水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水争端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
上述三种话语对水争端的性质、回应方式及其后果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对巴以水争端提供了比较合理的描述。问题是，它们是否对巴以水争端以及其他所有水争端都具有同等的解释力？实际上，这三种话语各自都无法对巴以水争端做出完美的解释。生态话语太过于强调水资源和人口的对立关系，把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绝对化；技术话语完全漠视了权力和政治的作用；政治话语不仅忽视了技术的作用，而且没有论及以色列和巴被占领土内部的水供给方面的不平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三种话语为我们研究巴以水争端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三种话语实质上是三种解释方式，要深刻认识巴以水争端，就必须综合这三种话语的合理成分，并充分考虑巴以水争端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