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小郑小两口，找我询问过一些问题，因此认识他们。那时候，他们还很年轻，也很谦虚，但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经过一番磨砺之后，现在都有所成就。夫妇共同搞研究，本来就不多，一起研究同一对象的就更少了。一起生活，一起研究，争论的是学术，促进的是情感，堪称学术夫妻，或许学术上的“神雕侠侣”就是这样炼成的。

民族学原本是研究异文化的，但自从费孝通先生开创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先河以来，民族学的研究理路更加丰富，从而得到他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赏。然而，也使得一部分人误认为只有研究自身文化才能获得深入的理解。对此，费老认为是一个“进得去出得来”的问题，即对于研究异文化的人是一个“进得去”的问题，对于研究本文化的人是一个“出得来”的问题。无论“进去”与“出来”都是异文化体系间比较研究的问题，只有对本文化与异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建立参照系，更好地研究他文化、本文化或共同的文化问题。郑泓灏的《苗族银饰文化产业调查研究》正好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如果说有的民族用金子炫耀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那么苗族则是以银饰打扮自己心爱的姑娘。苗族银饰深深地嵌入苗族社会文化结构，被纳入苗族社会的意义体系。没有银饰的人就不是苗族社会里的人，没有银饰的姑娘也不成其为苗族姑娘，不能提供银饰给女儿的家庭就一定是不称职的苗族家长。

这个精彩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一系列的制度机制。苗族姑娘即使出嫁了，也不是“泼出去的水”，以往还要留一份“姑娘田”给她，作为她与娘家往来的用度开销。“土地改革”过后，没有了“姑娘田”，也就转化为增加银饰的分量。最终彻底分离男女继承财产的方式，男人继承房产、田产，女人继承银饰。银饰随着婚姻圈流动，几乎是对等的流入与流出，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因此不用担心银饰的永远流失。这是一种双系继承制度的体现。男人既然得到了不动产，就要为女人动产的不确定性提供可靠的保障，也就是舅权制度存在的意义。比如，婚姻解体，舅家有权利追回由娘家带过去的银饰；老姑妈去世，舅家有权开棺验尸等。所谓“舅舅为大”“出嫁不离家”正是苗族维护弱势妇女权利的一种制度设置。既然银饰是妇女财产的体现，展现的是穿戴在身上的财富，那么“多”与“重”也就成为苗族银饰的特色之一，也塑造了一种“厚重”与“多样”的审美取向。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文化现象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这就要看追问的程度与方式了。

银饰形制、图案自然地表现出苗族文化元素，如银角、银鸟、银花之类。然而银饰主要是男人打制的，它的形制自然带有男人的观念。男人主外的模式使男人有更多机会与异文化接触，这在银饰图案上也留下了印记。这是族际文化生态模塑的结果。

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市场等多种要素的交集。作为文化产业的银饰，自然存在双重性问题，一方面要适应内部市场，这是保卫社会的延续与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适应外部市场，这是族际共同繁荣与共生整合的问题。外部市场要适应不同文化的不同需求，才能在对方市场生根发芽。这就需要知己知彼，互相适应，建构共同规则。目前，市场上出现不少苗族银饰的伪劣产品，这是资本无孔不入而违背文化知识产权与市场规则所导致的。这些方面在郑泓灏的《苗族银饰文化产业调查研究》里，或隐或显地均有所涉及。

全书调研记录比较细致。例如，该书的“黔东南雷山、台江实地调研”“黔东松桃、铜仁及湘西花垣、凤凰、古丈、吉首实地调研”“黔南都匀、贵定、惠水实地调研”等相关章节，涉及苗族东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并通过对“工作人员访谈”“苗学专家访谈”“文献收集与通信访谈”等调研方式，对三江、吉首、塘龙等地方苗族银饰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这些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待系统资料的进一步完备，多种研究视角探讨的步步深入。

本书作者把调查点选在湘黔两大苗族聚居区，尤其是具体调查点很有代表性。作者发现，无论是在黔东南的施洞、雷山，黔南的都匀，黔东的松桃还是湘西的凤凰都有不同规模的银饰产业。其存在的基础是这些苗族地区各种节庆活动都离不开银饰的装扮，而且各个地区都有本土的苗族银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各种苗族银饰设计花样与穿戴习惯，甚至在很多地区都有以苗族银饰产品研发为主体的大型生产厂家，如凯里的以“仰阿莎”命名的苗族银饰生产基地和凤凰县以“小红鼠”命名的苗族银饰传习所等。苗族银饰文化产业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发展苗族银饰文化产业，对实施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多年来的田野调研和潜心研究已使作者融入苗族社会文化里，把这些辛勤收集的资料整理著书，是作者对苗族银饰文化产业研究成果的初步展示。有了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希望此后更加努力，奉献出更加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刘锋

2018年6月16日于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