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几个理论视角

社会心理的城镇化过程，从客观上看是指个体从乡村生活状态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的过程；从主观上讲，是来自乡村的个体主动或被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人的社会心理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应该包括两个视角，其一是融入过程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特征；其二是融入的内容和程度。伴随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业户籍者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面临着劳动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等困境，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低于具有城市户籍的市民。他们流动在打工城市和家乡之间。进入青春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不知未来心安何处，家在何方。这种漂泊感带来的焦虑和青春期的身心躁动交织在一起，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处境有可能凝结为一个社会问题（王春光，2001）。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反映出来的制度、社会和个体层面的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其根源，才能破解。在这方面，有几个理论视角可供借鉴。

（一）跨文化心理学的涵化视角

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看作个体对新社会文化的融入，那么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最早研究异文化适应的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zra Park）。他提出的“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 Theory）广为人知。具体包括接触（contact）、融合（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三个阶段（Persons，1987）。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1936）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则强调同化过程不仅包括原有文化的改变，还包括两种文化的相互改变。心理学家的研究则以贝里（J.W.Berry）从1980年至今进行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移民研究最为系统和最有进展。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相对于跨国/国际移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国内移民过程。其心理过程和特征可以借用贝里厘清的5个主要概念来进行探讨。这5个概念如下。（1）“涵化”（acculturation，也译为“文化适应”）。最初，这一概念被看作一个单一的维度，即由从拒绝到接受的两极构成，描述移民从原有文化（original culture）向客居文化（host culture）的过渡和转化。经过多年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涵化不但意味着移民与客居地居民的各方面相似性增加，例如，当地语言的使用、朋友不再限于移民圈、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等，还应该包含文化间的互动甚至创新（杨宜音，2002）。（2）“复数社会”（plural societies），一般是由所谓支配性（dominant）或非支配性（non-dominant）的社会组成，它们在权力关系上往往是不对等的。特别是处于强势与弱势群际关系当中的身份认同，实际上反映了主客文化的权力关系。（3）“心理同化”（psychological acculturation），包括涵化过程中的涵化压力（cultural stress）、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等。（4）“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即主客文化之间在相似性方面的差距，以及个体在其间的位置选择。有些人选择努力接近新的文化，有些人则选择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5）“适应”（adaption）。这是个体或群体对外在文化环境要求的相对稳定的改变和顺应，可以区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Berry，1997）。

不同的文化融入策略和选择，被概括为涵化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贝里区分了四种身份：其一，原有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二，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三，双社会身份认同（bicultural identity）；其四，复杂的混合身份认同（complex hybrid identity）（Berry，1997）（参见表3-1）。

在这一框架基础上，贝里将客居文化对移民的态度也纳入分析框架中。他分析了移民的四种应对策略：（1）多元文化取向（multicultura-lism）；（2）熔炉取向（melting pot）；（3）种族隔离取向（segregation）；（4）排斥取向（exclusion）（Berry，1997）。

表3-1 涵化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

这一框架被很多相关研究者使用，在诸多研究领域中有许多发现，但也有人质疑该理论框架的分类逻辑问题（Rudmin，2003）。事实上，这一框架着眼于动机与后果之间的原型式的心理关系，并没有将复数社会、文化距离这两个概念表现出来，恐怕是更为严重的疏漏。这一疏漏的结果是，忽略了文化权力关系这一社会结构性特征带来的影响。

当我们使用这一视角分析我国城镇化历史巨变中的农民工身份问题时，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疏漏。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明显标志的身份概念。这一身份鲜明地打上了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1世纪初加速形成的城市化进程等半个多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烙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一般移民（immigrant）所遇到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都是社会流动的产物。特别是，他们都是在地理空间、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存在差异的社会之间转换。不同之处在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还保持着重要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都是自愿的、可选择的，但至少每年春节，他们大多会选择返回，与亲人团聚。他们在家乡与亲朋好友分享外出的经历，用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盖房、结婚、赡养留守的老人和抚养留守的孩子。在农村的家，仍然是不能不回的地方，社会保障、家庭责任、牵挂以及一些梦想仍然在那里。同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他们了解了都市，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学会了专门的技能，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向一个“城里人”靠拢。他们在两个被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各类因素割裂的地方流动、徘徊、往复，不知道最终会落在哪里，不知道最终能够落在哪里。作为农村人，他们有户口，有土地，有房屋，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未务过农，对土地对劳动的排斥已经让他们无法依靠土地谋生和发展。很多人都是在“不外出没有活路”的情况下远走他乡的。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长大的，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已经不限于出于谋生的动机，他们还希望获得自己的新身份，和城里人一样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具有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社会所正式或非正式接纳的移民的身份，而是一个在制度的边缘和空隙中谋得的模糊的、暧昧的、两栖的、可进可退的身份。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跨文化心理学关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文化社会适应（adaptition）的问题（Berry，2010），还有制度性歧视和排斥的问题，并且是来自城市和农村双重的制度性歧视和双重的社会排斥。

因此，我国跨城乡的农民工流动，其特征并不是典型的文化间的转换和适应，也不是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是有别于涵化的一个概念，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的过程，而是从低身份（农民）向高身份（城市居民）的移动和过渡过程中，个体或整个农民工这一社会类别在身份协商中权力资源过少而导致的无法获得新身份或获得新身份过程受阻的问题。因此，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层面赋权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才是认同改变的关键所在。在解读这一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时，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概念转换为权力距离概念应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它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两类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群际关系与身份认同视角

身份认同是与群际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相关联的概念。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放在群际关系的视角之下，可以看到类别关系带来的影响。群际关系来自两个以上的社会类别之间形成的心理关系。当个体通过身份认同，找到了自己的同类，就会形成一个区分的边界。边界内部形成“我们感”或者“内群体”（ingroup）感受，而边界之外的就是“他们”或者“外群体”（outgroup）。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就形成了群际关系（Tuner et al.，1987）。

这一以“区分”为核心的理论视角看似简单，由“社会类别”带来的身份认同也是社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事实和心理事实。然而，异文化之间的接触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及社会优势（social dominance）较为明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弱势文化群体而言，与强势文化群体接触会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psychological cost）（赵志裕、康萤仪，2011）。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不仅相互区别，而且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支配-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中。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t Theory）正是在这方面将“区分”概念赋予了权力关系的意味（Sidanius，1993）。

外来务工人员大量出现在城市中，让“城里人”与“农民工”形成两个必须相互正视的群体。由制度上建构出来的这两个社会类别，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固化，和另外几十年的破解，面对和参与着这样一个变动的过程，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都身不由己地面临着群际关系及其调整。他们彼此知道对方，能有一定的印象和判断，也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工作场所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可以说，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工和市民在城市中相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嵌入。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市民了解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在很多方面依赖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感受到就业的压力、环境的拥挤、资源的重新分配、原有城市生活秩序被打乱等改变。从农民工的角度看，他们带着新的身份，也感受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被隔离和区别的“另类”生活，他们会本能地思考这种处境的缘由何在，为什么自己一出生就变成了二等公民？对于社会身份和地位，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原因归属倾向，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行动策略和对未来的预期。这样的社会接触，不是简单的内外群体的接触，而是两个制度上和社会心理上权力地位不同的群体类别的接触。

泰弗尔（Tajfel，1978）是最早提出身份认同概念并且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家。他认为，人们对他属于某些社会群体的知识，同时对他的群体成员身份（group membership）赋予某些情感和价值上的重要性即是身份认同。索茨和缠舍普（Thoits & Virshup，1997）则强调这一身份的获得具有社会建构性。他们将社会身份认同界定为“被个体接受，用来描述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的、被社会建构的和被社会赋予意义的类别”。

农民工这一身份并非持有者自愿选择的身份，而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被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以及城市人赋予的。因而，尽管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和城市人在许多场合下分属两类人，也有很多农民工在这个分类系统中自认为是农民工，但是这种类别化存在很强的剥夺性，是一种剥夺性身份和剥夺性群己和群际关系。调查中，这种剥夺性体现为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是农民工，或认为自己既是城市人也是农民工，或者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民工（杨宜音、张曙光，2015）。在这样的身份中，不但包括一般理论意义上的通过显著性特征来进行的自我归类，还包含着自身的感受（共同命运感、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和他人的评价（刻板印象、污名、排斥），也包含着行为卷入（疏离城市人、返乡）和社会嵌入（乡土关系网络）（Ashmore et al.，2004），其身份内涵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多元身份、角色丛概念的含义。

（三）社会心理的动态建构的视角

芬兰裔的社会心理学家杜尔琦（Deaux，2006）出版了专著《作为移民》（To Be An Immigrant），试图从社会身份建构的角度，“问所未问”，从而“见所未见”。她认为，移民的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动力的和象征的过程（a dynamic and a symbolic process）。因此，要把个人放入情境中，特别是放入情境中的具体情景中（person in situation in context）（Ashmore et al.，2004），从而看到个人在社会文化情境下的处理和应对具体事物和事件的内部过程。特别是其中个体所进行的身份协商过程（identity negociation），是个体确定自己与他人、自己与本群体、自己与他群体、本群体与他群体的关系过程。

杜尔琦特别将社会心理学对于移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分析水平置于佩蒂格鲁（T.F.Pettigrew）所区分的宏观、中观、微观的中观水平上。她认为宏观水平（macro level）的诸因素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政策、组织和社会表征方面为移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体制、组织和意识形态、社会共识方面的背景。微观水平（micro level）则是从个体的态度、动机、价值观、信念、人格角度显示出具体的内部过程和个体差异。而中观水平（meso level）恰恰关注的是社会互动的环节，能够揭示出个体与情境之间相连接的中间过程。正是在这里，移民持续的直接接触（continuous first-hand contact）异文化的体验被展示出来。帕迪利亚（A.M.Padilla）与佩雷斯（M.Perez）将杜尔琦的中观水平和贝里的“心理涵化”概念操作化为四个主要因素：社会认知、文化竞争、社会认同和社会污名（Padilla & Perez，2003）。

帕迪利亚以及基弗（S.Keefe）将文化知觉（cultural awareness）用定量的方法进行了测量，具体包括客居文化语言使用的优先性、对客居文化的文学艺术欣赏和理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知晓和关注、社会行为规范的接受和遵守等。同时，还用族群忠诚度（ethnic loyalty）概念反映移民对自身先赋性族群特性（self-ascribed ethnicity）的恪守程度。他们从追踪数据中发现，在墨西哥第一代到第四代移民中，文化知觉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从第二代开始出现了急剧的上升。但是，这些移民保持着很强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适应和接受新的文化，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墨西哥人（Padilla，1980；Keefe & Padilla，1987）。

这里就反映出文化竞争和身份协商的内容。移民需要重建自己的认知结构、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人与两个身份谈判，其中不同的个体会经历不同的情绪感受，例如，失望、愤怒、压抑、生气、冲击感等，最终接受或者疏离新的文化。因此，新近的一些研究关注到移民的自尊水平、情绪体验、文化疏离感等方面，帕迪利亚与佩雷斯提出了更加具有社会心理过程特征的新视角，即包含上述四个成分的心理同化理论（Padilla & Perez，2003）。

文化心理学家康萤仪（Hong Ying-yi）等人在对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动态建构模型（the Dynamic Constructivist Model，DCM）。在这一模型中，第一，文化被定义为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网络（networks of shared knowledge）。这里的知识是指文化群体内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民俗基本观念（lay theory）。作为知识传统的文化具有如下特点：为成员所共享；外化于器物、符号、风俗甚至社会制度；是群内成员交流的基础；具有代际相传的特点；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不断变化。第二，不同文化群体分享不同的知识体系。第三，启动不同的知识网络会得到不同的行为反应。第四，对于同一文化成员来说，虽然共享相同的知识体系，但与其他知识特性一样，共享知识也具有可用性（availability）、接近性（accessibility）和适用性（applicability）等特点，知识的提取和启动需要特定情境的唤起（evoke），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icons）的出现会激活相应的行为反应。第五，个体不同的特质作为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和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s）调节文化作用于个体行为的过程（Hong et al.，2000）。康萤仪等人提出的动态社会建构论，让我们理解农民工城市融入时的身份认同，需要从对文化知识的共享角度来评价，因为文化身份是具有社会性的，必须与另一文化成员共享，并且这种共享将建构出一种新的现实。此外，有可能在建构过程中出现多元文化个体的心理结构，使之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

此外，这一理论让我们对移民研究中有关双文化身份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理论挑战了贝里等人的移民文化适应的理论，提出双文化身份本身的积极意义，并且对移民个体双文化适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了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BII理论本身的预设。个体整合双文化心理过程的机制，即被称为文化开关框架（Cultural Frame Switching，CFS），本身具有社会环境赋予的意义，因此对于社会文化适应来说，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Cheng & Benet，2006）。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当户籍制度尚未进行彻底改革时，他们在制度夹缝中的求生状态与国际移民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这里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有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身份中权力意义的差异。农民工的低地位，使移民的含义主要定位于地位上的移动，因为两种文化之间在社会表征上可能是上下对立的。当然，在个体层面，积极的双文化体验，对于个体的双重身份整合具有正面的影响。动态建构的理论视角让我们看到地位移动的内部过程的重要性和个体对身份的建构性。

（四）社会表征理论视角

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age Moscovici）在反思美国主流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影响和带动众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社会表征理论范式进行各个领域的研究。

社会表征体系的形成和变迁是社会表征理论讨论的主要内容。社会表征的核心是对陌生的知识熟悉化（familiarization of unfamiliar know-ledge），这种转变过程不是人们主动掌控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并且可分成两种过程：固化（anchoring，又译锚定）和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固化是指利用已有的知识吸收和同化不熟悉的知识，通常有两种方式：命名（naming）和分类（classification）。也就是说用命名和分类的方式使不熟悉的知识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客体化是指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也就是说对某种抽象知识的感受可以用产生类似感受的具体化知识或概念类比出来（Moscovici & Vignaux，2000）。

莫斯科维奇（1988）认为，社会表征有三种形态：支配性（hegemonic）表征，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会对普通人形成示范性的具有霸权或支配性的社会表征；解构性（emancipated）表征，在被社会主流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表征中，会出现亚群体对主宰性共识体系的解构；激化性（polemic）表征，在社会变迁中对立的群体各自构造的表征体系会产生冲突。概而言之，社会表征理论为探讨社会或群体共识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取向的解释。

社会表征理论因其对“社会性”的强调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例如：法国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不同社会表征研究；法国社会对健康与疾病的社会表征研究；白人与黑人对艾滋病的社会表征比较；人权的社会表征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表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研究等（管健，2009）。

社会表征研究范式在两个方面可以运用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1）更倾向于在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中寻找人们心理机制产生的基础。社会表征理论借鉴科学史学“基耦”的概念来讨论人们的社会表征中深层的核心机制。这一概念核心机制是指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社会思维与社会行为根植于其文化中，讨论的是社会表征显性内容与深层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共识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农民工群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其他社会群体如何看待农民工身份？这两种看法在人们的脑海中如何表征？“穷、脏、文化水平低、不适应城市生活”等社会污名与城乡分割的制度之间，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强调沟通及社会与个人的互构性。社会表征理论强调沟通和符号互动系统在建构共同框架影响态度改变和行为干预中的作用。社会表征的形成可以分为六个过程：遭遇不熟悉事件；对不熟悉事件进行应对；锚定和具体化方式形成表征；对新事物产生社会表征后以符号方式通过大众媒介和人际沟通形成；通过不断地沟通使用新概念，将陌生的现象转化为共同知识；共同知识表征带来群体的社会认同。在这里，社会表征理论更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表征的过程既是个体获得内化知识的过程，也是个体与他人沟通的过程，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是社会事实被不断建构的过程。这种动态的社会与个人互相建构的机制与社会心态的社会与个体双向建构的特性具有一致性，因而其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可以借鉴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中。因为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表征，它包含了社会关系、权力距离和群际关系、个人身份整合经验的建构，是社会对心理的嵌入的结果。一个人认同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工，抑或两者都认同或都不认同，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选择和认知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支配性和个人的选择性之间的博弈，反映了个人的选择性与内外群体的关联性。

（五）全球化的视角

全球化的视角也是社会变迁的视角。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仅影响到移民身份中主客文化之间的协商，而且以更大的冲击力和全球性身份认同的力量，包容了主客文化之间的差异。这里，强势文化的特征更为明显，但同时，在地化的力量和保持文化特征、接受文化多样性的动机和情感也更为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的身份认同就变得更为多样，不限于主客两种文化的处理，同时还包括应对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视角还揭示出大众传媒时代对城乡文化边界的冲击，代际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城乡之间的差别（Arnett，2002）。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青年群体也有很多时尚文化的共同之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的预期高，对原生文化的疏离感和受到排斥后的客居文化疏离感会同时存在（Cristine，2003）。

这一理论视角提示我们注意，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农民工，更是青年新生代，他们的青年身份认同可能会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困境，也可能因人力资本（学历、城市经历、工厂经验等）超过上一代农民工而出现化解困境的契机。他们选择身份的动机将会更强，冲破城乡户籍等制度樊篱的要求也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