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天津义务戏考察（1906～1937）

义务戏是在近代中国才开始出现的一种戏剧演出形式，主要是指由梨园界艺人参加的、不计酬劳的戏剧演出。梨园界集合各个班社的主要艺人，联合举行盛大演出，收入除活动的必要开支外，全部救助贫苦同行，并举办各种慈善事项。[113]清末以来，天津由于其在北方重要商埠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外娱乐演艺较为集中的区域。义务戏作为慈善演艺的一个类别，表现突出，学界对此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一 缘起：梨园、媒体同举助学之义

传统的梨园界只有堂会戏、营业戏，并没有义务戏这样的演出方式。1906年，杭州“惠兴女士殉学”[114]的事迹传到北方，并在京津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由此，社会上开始出现了筹款助学的呼声。由《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发起并联合北京玉成班班主田际云等组织起“妇女匡学会”，形成团体力量，“发起大规模之筹款义务戏”。[115]当时的传单说“梨园善士，大众热心，允尽义务，所收戏资除零碎开支外，全数汇缴杭州将军，作为贞文女学堂经费”。[116]同时报刊媒体广为宣传，甚至跟踪报道。梨园界也热心善举，像伶界名人谭鑫培、汪桂芬、王瑶卿等几乎京城最著名的艺人悉数参加。新闻媒体的介入并与梨园界的紧密合作，使得此次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时人称“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117]正是此次义务演出，“开创了北方地区社会募捐的新形式”，[118]成为近代北方地区义务戏诞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京津地域相邻，此次轰动京城的义务戏演出很快影响到天津。据《大公报》刊文记载，“赵广顺老板到京特约田际云，将所有演《惠兴女士》原戏角色至津演唱”，且“定于七月内在日租界天仙茶园准演”，并将演出戏资“所加洋元均上国民捐”。还评价此次活动为“文明之举动”。[119]《大公报》提及赵广顺专程来到北京邀请玉成班来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天仙茶园演出，并将全部券资上缴“国民捐”，[120]显示出义务演出的特点。这也是最早发现梨园界在天津义务演出的记载。时人还说，此次演出“很是做脸。所以各票友感动热心，都要尽尽义务。各班名角，也愿帮忙”。[121]演出中梨园界借助报刊媒介扩大宣传，新闻媒体也积极关注并给予报道，二者的密切合作，形成了义务戏演出的一种新模式，扩大了梨园界的社会影响，也提升了艺人的社会价值。可以说以惠兴女学事件为契机，梨园、媒体同举助学之大义，开创了天津梨园界义务戏演出的先例。

二 善举：赈灾、济贫、爱国谋进步

义务戏筹款助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梨园界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新渠道。此后天津梨园界先后举办了许多以演剧筹赈为号召的义务戏。天津的青年会、红十字会、报社等各种社会团体纷纷参与其中，成为当地义务戏活动的组织者与同路人。民国天津众多的义务戏演出，表现出赈灾、济贫的主题，显示出爱国谋进步的内涵，分述如下。

1.演出为赈灾募款

通过义务戏筹款救济灾民是近代天津义务戏的主要方面，事例颇多，不胜枚举。如1912年夏季，天津发生了罕见的水灾，“海沱之水，深溢津沽”。[122]面对灾情，中华新剧社便被邀请组织义务戏筹款赈济，并“约请各园最热心善举之名角”等助演，[123]在“天乐茶园准于阴历二十六日起演唱义务戏三日，除正式开销外，概归赈款”。[124]后来，杨庆如、赵仲三等人也举办过义务戏，“除将所得茶资交于红十字会充作赈款”。[125]1917年京津地区又发生了水灾，旅津粤人遂发起筹演义务戏助赈，并在广东会馆开演。除了精彩献演外，还“有粤号、北安、西洋点心店报效西饼酒水助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报效全场香烟，又有报效书画、雅扇藉筹赈款者，种种色色不一而足”。[126]围绕义务戏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慈善募捐的场域。

除了服务本地外，面对浙江地区发生的大水灾，天津的梨园界还于1922年12月30日晚假座广和楼戏园举办义务戏。“戏有九幕之多”，[127]其中出演的李吉瑞、刘叔度、王又荃等艺人都是天津梨园界的名角。除此之外，义务戏也救助因战争、兵灾而产生的难民。天津八善堂是一个主要办理战争救灾的慈善团体，1926年2月该堂便“约北京名伶来津演剧，为灾民筹募捐款”。[128]演出中京津的名角纷纷上演拿手的杰作。

如前所述，这样的义务戏，一般的运作模式是办理救灾的慈善团体与梨园公会或者艺人班社进行商议，确定戏码与日期后，假座某个戏院进行联合演出，通过派发或者售票所得的票款，统一缴到相关的机构办理赈济。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媒介往往会积极地报道，且呼吁捐款并宣传义举。如1921年天津急赈会因苏、浙、皖、鲁洪水为患，于是同“正乐育化会”商议，假座大舞台筹办四省义务戏三日。“所得戏资，除开销外，尽数汇交四省，充作急赈，以襄善举”。[129]急赈会的发起人有张亦湘、方药雨、郭芸夫、姒继先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天津名流或在全国都具影响力的人物。

梨园界的善举带动着其他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天津的青年会、报社等社会团体都举办过义务戏。如1935年10月，天津商报社准备发起赈灾义务戏，并同天津市救灾联合会进行了联系，邀请北京的尚小云、孟小冬来出演。北京的铁路局知晓后，便“免费运送，以襄义举”。[130]后来“假座明星戏院举办救灾义赈戏”。[131]遇到更大灾害的时候，义务戏相对更多。比如说1931年水灾几遍全国，“当时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省份有23个之多。其中受灾最重的，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鲁等8省”。[132]正所谓“每遇公益之事，剧票两届，向不后人”。面对如此灾情，天津的“中原公司之大戏场、永兴国剧社、南开学校学生之国剧社”，[133]先后发起义务戏，并期望“为灾民请命者，当必闻风而起，共成义举”。[134]天津市政府也积极进行了劝募工作，规定募款办法中便有“演义务戏”。[135]政府大力开展劝募工作使得天津义务戏更加频繁。如1931年9月，天津市电报局所组织的国剧社“发起义务戏，定于本月十六日晚假座春和大戏院开演”。[136]《北洋画报》馆还“发起赈济水灾义务戏”，并“有孟小冬、章遏云两女士均自动表示参加，合演《探母回令》。春和大戏院亦自动表示义务赞助”。[137]除此之外，粤剧界的艺人们行动起来，“排演新戏，预备于下月五六两晚，演唱水灾义务戏”，所演剧目“皆系粤剧中之佳作”。[138]

义务戏赈灾所募集的款项往往不少。如1930年10月协庆社在春和戏院演出辽灾义务戏，“收入达一千九百六十八元九角”。[139]除此以外，杨小楼、梅兰芳出演的义务戏，“收入方面按照希望每天可达六千元，三日共计一万八千元”。[140]可见一场义务戏的规模还是相当的可观。救灾善举的频繁使得义务戏成为一种常见、有效的筹赈募捐活动。

2.筹款助学、助医、扶贫救济

通过义务戏募集款项为帮助学校、增添医疗设备、扶助贫苦民众甚至贫寒同业的记载很多。以助学、助医为例，1927年10月“为新民学校筹款，假明星戏院，开演义务戏”。[141]又如，1930年6月郝寿臣、高庆奎、李慧群等在新新戏院为“津市培才学校”出演义务戏，“收入完全捐助该校建筑校舍”。[142]报业界也举办义务戏筹款助学，如《新天津报》的社长刘髯公，热心公益“赞助河北民兴小学，特主办义务戏”。[143]天津的票友同样出演过筹款助学的义务戏演出，1936年1月“名票王竹生、袭仲衡等，为天津预成学校筹募款项，于十四日日场在北洋戏院演出全部《忠烈图》”。[144]艺人为了梨园科班学校的发展，也会组织义务戏。如1929年在“春和戏院，有程艳秋、周瑞安等演唱数日，即系为该校筹款”，[145]该校即天津的太平戏剧学校。票友们也组织过直接为自身的票房服务的义务戏，如1929年5月，鹤鸣社票房因“负有筹划广智馆建筑费之使命”，[146]于是组织义务戏，“菊坛名宿之老乡亲，闻亦出台告奋勇”。[147]后来“寒云主人亦允加入”。[148]寒云主人便是当时最著名的票友袁克文。

通过义务戏来筹款购买医药或者增添医疗设备的事例。如1929年6月，北京慈仁医院创办人张树元，鉴于医院经费欠缺，便邀请胡碧兰“开演义务戏筹款来资助”。[149]同年，天津还发起了“军警医院之募款义务戏”，[150]且“四日中，卖座情形以第四日为最佳，其余各日亦均在八成左右”。[151]筹款扶助贫苦民众是义务戏筹款的一个重要目的。这方面以办理冬赈义务戏的记载相对较多。如天津艺曲改良社“每年届冬令，即集合本埠剧界演唱义务戏藉以补助冬赈”。[152]1930年11月，朱作舟、孟小冬等发起在明星戏院为天津冬赈及辽西水灾筹款的义务戏，“两夕均上满座”。[153]时人还感慨说，“如此盛况，谓非诸名票具有叫座特殊能力，不可得也”。[154]

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作为近代天津重要的慈善团体也常常组织举办冬赈义务戏。如1925年1月，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所办冬赈义务戏所邀角色“皆当代名伶”，票价虽昂，但“念及名角及慈善，则似非昂贵”。报人还说“名伶荟萃，佳剧多响，料想慈联会此次演剧，必有可观”。[155]1932年10月，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通过了该年冬赈实施的募款方案。其中第一项便是仿照“北平窝头会办法，所有本市各娱乐场每处尽一日义务，概助本会”。[156]北平“窝头会”的办法即是通过举办义务戏来募款。1933年，天津慈联会在小广寒戏院发起了冬赈义务戏，两天共演四场，“净得一千二百零一元三角，全数送交本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充作冬赈”。[157]冬赈义务戏主要是募集款项为办理的粥厂购买煤炭、粮食等进行施粥。1935年，慈善事业联合会“因就食贫民，较去冬加倍”。于是该会会长赵聘卿、王晓岩，“推举孟少臣筹办义务戏，补助赈款”。[158]并说此举“实为贫民之福音也”。[159]《北洋画报》对演出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说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是“假北洋戏院，演唱义务戏，所邀尽当代名伶。票价售至五元、四元，包厢五十元，卒亦无隙地”。[160]接着还报道了社会局长邓庆兰的说辞：“现七粥厂就食者以五万七千人计，需筹款九万余元，现已由各方筹得之四万八千元外，尚不足三万五千元之数，此举办义剧之由来也。”[161]也就是说，在市面不景气的情况下，天津的七个粥厂办理施粥需要大约9万元，而一次义务戏的演出所得就是7000余元。一次义务戏的演出募得的款项占到施粥所需资金总数的约8%，可见冬赈义务戏募捐收获之大。是年末，慈联会“主办之五处粥厂已一律开锅，食粥人数，日有增加”。[162]为了弥补缺款，该会继续举办义务戏，“北洋戏院门前，车水马龙，盛况可卜”。[163]1936年11月，天津市慈联会又“在中国戏院举办冬赈义务戏演出”。[164]

社会组织除了办理冬赈义务戏外，也为贫苦的同行进行及时的救济。天津的梨园公会“曾经举办义务戏筹款兴建梨园墓地”。[165]民国肇建之后，胡秋宝以及李吉瑞开始组建天津“正乐育化会”，并“每逢年节联合京津名演员唱义务戏，演出所得买玉米面、旧棉衣作救济之用”。[166]“搭桌戏”是梨园界内部救济贫苦艺员的演出形式，属于义务戏的一种。1929年赵子英借新明戏院演搭桌戏，所约艺人有胡碧兰和票友刘叔度等，“结果成绩极佳，共售洋一千五六百元”。[167]比较典型的事例，如天津市游艺促进会1934年12月25日晚，“于东方戏院演救济贫苦艺员义务戏”。并将所得款项“购洋面、玉面两种。凡贫苦艺员，在本会登记者，每人洋面一袋，未登记者玉面二十斤”。[168]天津总工会也组织过义务戏来救济贫苦的同业人员。1929年9月，该会鉴于工友“生活断绝，实在可怜极”，就“假南市大舞台，演唱义务夜戏，筹款设立工厂，来救济这一般苦工友们”。[169]

3.善举爱国谋进步

富含爱国热情的义务戏，多是在民族危机、外敌入侵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比如，1916年10月21日，天津发生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爱国群众运动。以李吉瑞为首的天津梨园公会就于大舞台出演义务戏一昼夜，全部募款所得充作公民大会经费。又如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紧接着，广东、香港工人又举行了省港大罢工。民族危机的严重使得爱国主义的情绪不断高涨。7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援助沪汉湘粤等案“演义务戏募捐”。[170]南开大学的学生更是富含爱国的情怀，通过义务戏的举办既起到了号召和呼吁的作用，又为群众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益世报》报道：“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特请津门绅商两界之热心国事者，赞襄演大规模之义务戏”。[171]过了几天，《益世报》更加详细地进行了记载：“南开大学学生会援沪援粤之义务戏，系请托绅商两届组织之特别委员会所办成。印刷戏票数千张。”并说能够将数千张的戏票售尽“然亦由爱国心所鼓动，而进行所以非常顺利也。”接着报道了演出的详细剧目和名角，并积极呼吁“爱国君子盍兴乎来”。[172]

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义务戏更为兴盛。不少具有爱国民族意识的梨园艺人，通过义演筹款捐助前方将士及被难同胞。继1931年我国东北三省的沦陷，1932年初日本又制造“淞沪事件”，接着向热河、榆关一带进犯。社会上普遍发起对抗日战士的筹款捐助，梨园界也积极参加。当时，正在天津演出的“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与著名老生艺术家王又宸发起义演，“1932年3月6日晚，在北洋戏院演出义剧《白罗衫》与《盗魂铃》，所得票款悉数捐赠我前方浴血抗战的第十九路军”。[173]紧接着于9日晚，著名坤伶雪艳琴与著名老生吴铁庵在春和戏院举办慰劳上海前方将士义务戏。随后，著名京剧女伶章遏云在3月14日和15日两晚露演了两场风格别具的粤剧《仕林祭塔》与《园林幽怨》，筹款两千元，全数捐汇上海第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同年年底，“天津名票俞珊女士为声援东北义勇军，还在春和戏院演出《玉堂春》。1933年1月23日，著名京剧艺术家陶默庵、奚啸伯又在春和戏院举办赈捐榆关被难同胞义务戏，两人合作上演了《红鬃烈马》”。[174]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足以彰显出梨园艺人的爱国与进步意识。

三 意义：寓乐于善、社会帮助做贡献

近代天津义务戏对天津梨园界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1937年以前，“义务戏在今日之津沽，无异家常便饭，风行草偃，此行彼效。几于无日不唱义务戏，无事不演义务戏，非假学校之筹款为口实，即借慈善事业之兴办为号召”。[175]既展现了义务戏“寓乐于善”的新模式，也体现了广大民众热心公益的高尚情怀。义务戏以慈善公益为精髓，以民间力量为支撑，以梨园艺人为核心，三位一体共同建构了近代天津戏剧文化的转型。

无论任何机构来主持的是营业戏还是堂会戏，总是以赚取钱财为旨趣，而义务戏则以慈善公益为意旨。不管是赈灾演出、筹款助学、办理扶贫事业还是爱国演出，义务戏都很好地将传统戏剧与现代慈善公益结合起来。“寓捐募于欣赏，看着无所损失；尽劳力为灾胞，演者已获有代价。感杯水车薪，而集腋成裘”。[176]同时广大民众的热心参与，既扩大了义务戏的影响力也保证了义务戏的生命力，并成为义务戏的有力支撑。义务戏也离不开剧票两界的支持与奉献。正如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所述“非筹急赈即冬防，票友伶人义务忙。半为助捐半娱乐，百元不惜定包厢”。艺人除了为慈善公益事业募款献演之外，在舞台上展示个人形象的同时，也使得民众改变了对梨园艺人旧有的看法。可以说“义务戏一方面反映了京剧艺人济世救灾的义举，另一方面也为京剧名家荟萃一堂来促进京剧事业的发展和为戏剧爱好者一饱眼福创造机会”。[177]这样寓乐于善的慈善演艺模式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既娱乐了自己，又帮助了别人，同时也使得慈善公益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义务戏的活跃一定程度上也是近代戏剧艺术嬗变的结果与表现。义务戏在最初诞生之时，有人说“这件事于社会很有益，请看着吧，效验一定快。千万不要把梨园人看轻，移风易俗，全在梨园”。[178]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从媚求达官贵人的艺术旨趣到适应广大民众的演艺追求，从独角单社的演出到名角群英荟萃的展现，每转变一步，艺人们都尽量将戏剧艺术追求到极致。同时这样的艺术活动，也培育着天津地区广大群众对戏剧艺术的鉴赏能力。义务戏既提供了艺人们追求艺术价值的试验场，又促动着他们不断地对戏剧艺术进行改革和重塑。义务献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近代梨园艺术走向鼎盛和繁荣。

义务戏既为仁人善士践行的慈善公益事业提供了一种新渠道，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良好的社会帮助氛围。艺人在舞台的演出，除本身义务献演外，同时也在戏园创造一种热心善举的气氛，感染着来听戏、看戏的民众。除此之外，现代传媒的参与使义务戏在塑造慈善公益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风俗改良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从媒体传播的层面上看，报纸传媒的参与，对于提高民众慈善公益意识、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发挥出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义务戏也是一种实体性的演艺传媒。这种近代演艺传媒“既给予贫弱人群和遭受灾难者以关爱和救助，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教育作用，有助于形成关爱弱者、慈善待人的良好社会风气”。[179]

（署名岳鹏星。原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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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北灾重歉产折》，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870页。转引自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第202页。

[2]《录副档》，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端方、陈夔龙折，转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第723页。

[3]《时评》，《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年第228期，第2页。

[4]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96页。

[5]灾情的具体内容和赈灾情况参见王丽娜《光绪朝江皖丙午赈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和朱浒著《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第五章论述。

[6]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7]《华童公学演剧助赈》，《申报》1906年12月22日，第1版。

[8]宜：《学堂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1月17日，第9版。

[9]覩：《益友社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2月21日，第17版。

[10]《本馆经收宁淮皖北水灾各属急振清单》，上海《申报》1907年3月4日，第2版。

[11]《伶界演剧助赈》，《竞业旬报》1907年第10期，“时闻”，第36页。

[12]《戏资助赈》，《广益丛报》第130期，1907年，第4页。

[13]英敛之（1867～1926），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家，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管理和编纂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收到舆论界重视。见程曼丽、乔云霞主编《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第1辑，长城出版社，2014，第320页。

[14]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378页。

[15]赵山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49页。

[16]《广益善会演戏助赈告白》，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7日，第6版。

[17]《六纪艺善会》，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12日，第5版。

[18]《纪永顺茶园倡办赈捐》，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17日，第6版。

[19]《兴益善会演戏助赈启》，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3日，第6版。

[20]《演戏助赈》，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4日，第6版。

[21]《本省近事：开演助赈电影新戏》，《北洋官报》第1280期，1907年，第7～8页。

[22]《纪兴益善会》，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6日，第4版。

[23]《纪兴益善会》，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6日，第4版。

[24]小宋黄璟：《慈善会善举有感》，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3日，第6版。

[25]《江皖赈捐数单》，天津《大公报》1907年5月12日，第6版。

[26]《举办义赈》，天津《大公报》1907年2月26日，第4版。

[27]《义务戏会助善》，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4日，第4版。

[28]《京师演戏募捐》，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4日，第4版。

[29]《伶界演戏救灾》，天津《大公报》1907年4月21日，第4版。

[3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69页。

[31]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32]针对江皖水灾，为了补官赈之不足，1906年12月3日，由西商李德立（Edward S.Little）发起的“华洋义赈会”（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Committee）在上海工部局成立，希望吸纳中外人士的力量，募款赈灾。而“补助华洋义赈会”可认为是华洋义赈会的外围组织。

[33]《纪上海名妓演剧助赈详情》，上海《申报》1907年1月14日，第4版。

[34]宜：《西报纪女优演剧助赈事》，上海《申报》1907年1月27日，第17版。

[35]外：《剧资助赈计数》，上海《申报》1907年2月1日，第17版。

[36]忏红：《春柳剧场开幕宣言》，上海《申报》1914年4月17日，第14版。

[37]张秀丽、岳鹏星：《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音乐传播》2017年第1期。

[38]朱浒：《地方性的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63～364页。

[39]刘兴利：《伶人义赈非“舶来品”——与朱浒先生商榷兼答孙玫教授》，《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

[40]冯俊杰在《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中收录一则《太和寨凤鸣班修路碑记》（第450～452页）史料记载，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山西晋城的太和寨，一个叫凤鸣班的戏班倡议修路募款。笔者认为，修桥铺路是中国传统善举，所以即使该戏班是通过演出进行募捐，也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范畴。同时，此类史料记载目前仅见此孤例，也不能说明慈善义演就此发生。

[41]《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42]《近世丛编》是香港民营英文报刊《德臣西报》的子报。此报刊的影响力较为广泛，“不但对近代华南报业的发展颇有影响，而且对上海和海峡殖民地的华文报纸都有影响”〔见R.S.布林顿著《中国报刊（1800—1912）》，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第42页。布林顿即美国汉学家白瑞华〕。

[43]《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44]《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45]所谓“打野鸡”，《清稗类钞》中记载：“上海各戏园之至腊月也，四方过客皆纷纷言归，家居者料量度岁，方日不暇给，戏园之生涯自必锐减。至是而案目商于园主，有请客之举。请客者，以戏券售之于向识之看客，恒较常日为昂，俗谚谓之打野鸡。”（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37册，商务印书馆，1928，第48页）通俗地说就是腊月之际职业推销戏券的“案目”请客看戏，间接帮助了“戏园”（晚清时期，人们对旧式戏剧演出场所的称谓不一，或称茶园，或称戏院、戏园、戏馆等，茶园的称谓较多，文中表述暂不作统一处理）的生涯。

[46]《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47]《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版。

[48]《戏资赈饥》，上海《申报》1877年4月26日，第2版。

[49]《戏资赈饥》，上海《申报》1877年4月26日，第2版。

[50]钟欣志：《走向现代：晚清中国剧场新变》，博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2012，第17页。

[51]《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上海《申报》1877年4月30日，第1版。

[52]钟欣志认为，该领班即著名的伶人杨月楼，并分析了杨月楼作为名伶助赈的现代性意涵（见钟欣志《走向现代：晚清中国剧场新变》，博士学位论文，台北艺术大学，2012，第18～23页）。

[53]《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上海《申报》1877年4月30日，第1版。

[54]《久乐园顺天班天乐班谨启》，上海《申报》1877年5月11日，第5版。

[55]《戏剧助赈》，上海《申报》1878年5月25日，第3、4版。

[56]果育堂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善堂，影响较大。冯桂芬的《显志堂稿》卷3第30、31页的《上海果育堂记》对其有专门论述，此不赘述。

[57]《戏剧助赈》，上海《申报》1878年5月25日，第3、4版。

[58]《上海三马路与昌丝栈陈竹坪经募赈捐八月初二日第五十九次清单》，上海《申报》1885年9月13日，第4版。

[59]《梨园助赈》，上海《申报》1887年12月11日，第3版。

[60]《广梨园助赈说》，上海《申报》1887年12月12日，第1版。

[61]《广梨园助赈说》，上海《申报》1887年12月12日，第1版。

[62]《梨园助赈》，上海《申报》1888年1月16日，第3页。

[63]《梨园乐善》，上海《申报》1905年9月23日，第2张第9版。

[64]《广告》，上海《申报》1905年10月1日，第2张第7版。

[65]《谢劵》，上海《申报》1908年8月7日，第3张第3版。

[66]《广告》，上海《申报》1909年6月25日至7月3日，第1张第7版。

[67]关于国民捐运动的研究，参见武艳丽《〈京话日报〉和20世纪初年的国民捐运动》，《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王鸿莉《清末国民捐运动考》，《现代中国》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彭秀良《〈京话日报〉与国民捐运动》，《文史精华》2009年第5期；等等。

[68]《京榆铁路同人公办国民捐原启》，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8日，第6版。

[69]《优妓报效国民捐》，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20日，第4版。

[70]《民捐》，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4日，第2版。

[71]关于北方地区戏剧改良运动研究，参见吴新苗《清末民初北方地区戏曲改良活动考述》（一），《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甄光俊《梨园百花艳敢为天下先——回眸百余年来天津戏曲创新发展的轨迹》，《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卲璐璐《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2010年第3期；等等。

[72]《新戏出现》，天津《大公报》1906年10月9日，第4版。

[73]《新戏出现》，天津《大公报》1906年10月9日，第4版。

[74]田际云，艺名“香九霄”，玉成班班主。光绪末年时任“精忠庙”的“庙首”（即京城戏曲行业组织的负责人），是清代的“内廷供奉”（指在宫廷中演出的戏曲艺人）。

[75]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现代中国》第5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28页。

[76]《女追悼会》，天津《大公报》1906年2月5日，第5版。

[77]《淑范女学校开追悼会详纪》，天津《大公报》1906年2月6日，第6版。

[78]《名优颇尽义务》，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6日，第4版。

[79]《名优颇尽义务》，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6日，第4版。

[80]汪桂芬与田际云一样，均为当时的名伶。当时的人们评价汪桂芬“为长庚再世”，“执菊坛老生牛耳”，影响甚广（王芷章：《清代伶官传》，商务印书馆，2014，第318页）。

[81]天津《大公报》1905年10月29日，第3版。

[82]《记妇女匡学会》，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24日，第5版。

[83]《新戏来津》，天津《大公报》1906年8月27日，第5版。转引自吴新苗《清末民初北方地区戏曲改良活动考述》（一），《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1第3期。

[84]《剧资兴学》，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13日，第4版。

[85]《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14日，第2版。

[86]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10页。

[87]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10页。

[88]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10页。

[89]有俞润仙、谭鑫培、汪桂芬、侯俊山、金秀山、罗寿山、余玉琴、郭宝臣、玉楞仙、朱素云、陆华云、路三宝、许荫棠、王瑶卿、孙佩亭、杨筱亭、龙云甫、田桐秋、杨宝珍、德后如、孙怡云、俞振亭、刘鸿升、白鉴堂、瑞德宝、张福义、马林山、董春山、贾洪林、陈德霖、姜妙香、王凤卿、何桂山、郭凤云、刘春喜、崔德荣、于永海、穆长久、黄润甫、张喜、刘宝卿、马德成、李连仲、朱文瑛、张麒麟、韩山、孙喜云、刘景然、钱金福、王长林、李顺亭、唐玉喜、高四保、傅小山、纪寿臣、陆杏林、杨永元、高得录、周长奎、郑长泰、慈瑞泉、李寿山、袁子明、马连登、王月芳，周如奎。

[90]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10页。

[91]《名优热心》，《京话日报》1906年第563号，第3版。

[92]《文明戏剧之感动力》，天津《大公报》1906年6月4日，第4版。

[93]其词为：“一襟天宝年间恨，凄凄寄怀筝柱。小部花辰，离宫雁候，挑起深愁无数。湖光正曙，看供奉宸班，按歌金缕。水碧山明，四弦能作海青语。 歌喉初转变徵，替贞娥诉怨。何限凄楚，地下冤忠，人间酸泪。黯到无情飞絮，收场更苦。演独槥西泠，翠阴庭户。数遍梨园，吉光留片羽。”

[94]《女学发达》，天津《大公报》1906年4月3日，第5版。

[95]《新戏来津》，天津《大公报》1906年8月27日。转引自吴新苗《清末民初北方地区戏曲改良活动考述》（一），《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96]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天津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第400页。

[97]田际云：《匡学会给助善诸位道谢》，《京话日报》1906年4月9日，第3版。

[98]《演戏捐款》，《顺天时报》1906年5月14日，第7版。

[99]《乐善义务戏会账目清单》，《京话日报》，1906年6月17日，第5版。

[100]《演戏助女学经费》，《顺天时报》1906年10月5日，第14版。

[101]《茶社提倡国民捐》，天津《大公报》1906年8月15日，第4版。

[102]《演戏提倡国民捐》，天津《大公报》1906年8月22日，第4版。

[103]《旅津粤人演戏筹赈详志》，《益世报》1917年9月3日，第6版。

[104]《南开学校演剧助赈志盛》，《益世报》1921年11月16日，第3张第10版。

[105]《演戏助赈》，《益世报》1922年12月29日，第3张第10版。

[106]《新新新剧社之公启》，《益世报》1915年12月25日，第6版。

[107]《晨钟社开游艺会》，《益世报》1923年2月23日，第3张第10版。

[108]《女星社演剧筹募学款》，《益世报》1923年11月10日，第3张第11版。

[109]《发起沪案筹款义务戏》，《益世报》1925年6月16日，第3张第10版。

[110]《各游艺园献艺捐款》，《益世报》1925年6月18日，第3张第10版。

[111]《南开演戏》，《益世报》1925年7月30日，第3张第11版。

[112]《演戏成绩》，《益世报》1925年8月5日，第3张第11版。

[113]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第72页。

[114]惠兴，满族，杭州人。1904年创建贞文女学堂，办学伊始便立志要倾尽全力为女学做贡献。后因经费没有着落，到处借贷，四处碰壁，遂生死志，希望以死唤醒世人对女学的关注。1905年12月21日服毒自尽。此事即为惠兴女士殉学事件。

[115]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页。

[116]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页。

[117]《文明戏剧之感动力》，天津《大公报》1906年6月4日，第6版。

[118]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现代中国》第5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28页。

[119]《新戏来津》，天津《大公报》1906年8月27日，第5版。

[120]详见1906年在华北兴起的一场呼吁国民应尽义务筹措庚子赔款的“国民捐”运动，个人或者团体的捐款即被称为国民捐。

[121]《又要唱义务戏了》，《京话日报》1906年5月18日，第3版。

[122]《论天津水灾之堪虑》，天津《大公报》1912年8月8日，第2版。

[123]《北郑水灾赈款义务戏改期广告》，天津《大公报》1912年8月7日，第6版。

[124]《演剧助赈》，天津《大公报》1912年8月8日，第6版。

[125]《致谢各园男女名角》，天津《大公报》1912年9月11日，第5版。

[126]《旅津粤人演戏筹赈详志》，《益世报》1917年9月3日，第6版。

[127]《演戏助赈》，《益世报》1922年12月29日，第3张第11版。

[128]《演剧助赈》，《益世报》1926年2月7日，第3张第10版。

[129]《急赈会演义务戏助赈》，《益世报》1921年9月28日，第3张第10版。

[130]《津救灾联合会准备下月内结束》，《益世报》1935年10月29日，第3张第5版。

[131]王永运：《天津戏曲大事记（1935—1936年）》，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编辑部编《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资料汇编》第1辑，1984年，第85页。

[132]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第247、203页。

[133]《义剧赈灾》，《北洋画报》1931年8月29日，第15卷第670期，第3版。

[134]《义剧赈灾》，《北洋画报》1931年8月29日，第15卷第670期，第3版。

[135]《市救济会昨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决先集六万元汇交朱庆澜》，《益世报》1931年8月30日，第3张第10版。

[136]《电报局义剧》，《北洋画报》1931年9月8日，第15卷第674期，第3版。

[137]《北洋画报》1931年9月22日，第680期，第2版。

[138]《津市各界踊跃救灾》，《益世报》1931年8月27日，第3张第10版。

[13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187页。

[14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87页。

[141]《记明星义务戏》（上），《北洋画报》1927年10月15日，第189期，第3版。

[142]《培才义务戏》，《北洋画报》1930年6月28日，第491期，第3版。

[143]《刘髯公举办义剧》，《北洋画报》1930年12月13日，第12卷第563期，第2版。

[144]王永运：《天津戏曲大事记（1935—1936年）》，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编辑部编《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资料汇编》第1辑，1984，第87页。

[145]《津门游艺界所闻见——太平戏剧学校经过》，《益世报》1929年5月15日，第3张第12版。

[146]《鹤鸣社筹办义务戏》，《益世报》1929年5月19日，第3张第12版。

[147]《津门游艺界所闻见——新明戏院》，《益世报》1929年6月16日，第5张第18版。

[148]《寒云参加义务戏之经过》，《北洋画报》1929年9月28日，第377期，第3版。

[149]《胡碧兰举办之慈仁义务戏》，《北洋画报》1929年6月9日，第338期，第3版。

[150]《津门游艺界所闻见——春和义务戏之结束》，《益世报》1929年5月19日，第3张第12版。

[151]《津门游艺界所闻见——春和义务戏之结束》，《益世报》1929年5月19日，第3张第12版。

[152]《艺曲改良社将演唱义务戏补助冬赈》，《益世报》1928年11月16日，第3张第10版。

[153]《冬赈暨辽灾义务戏两夜记》，《北洋画报》1930年11月15日，第551期，第3版。

[154]《冬赈暨辽灾义务戏两夜记》，《北洋画报》1930年11月15日，第551期，第3版。

[155]《慈联会义务戏角色谈》，《北洋画报》1925年1月19日，第1195期，第3版。

[156]《慈联会昨日开会通过本年冬赈实施方案》，《益世报》1932年10月18日，第2张第6版。

[157]《小广寒冬赈义剧》，《益世报》1933年11月9日，第2张第5版。

[158]《慈联会募赈款演义务戏》，《益世报》1935年1月14日，第2张第5版。

[159]《慈联会募赈款演义务戏》，《益世报》1935年1月14日，第2张第5版。

[160]《慈联会冬赈义剧记》，《北洋画报》1935年1月26日，第1198期，第3版。

[161]《慈联会冬赈义剧记》，《北洋画报》1935年1月26日，第1198期，第3版。

[162]《冬赈义务戏今日开演》，《益世报》1935年12月21日，第2张第5版。

[163]《冬赈义务戏今日开演》，《益世报》1935年12月21日，第2张第5版。

[164]王永运：《天津戏曲大事记（1935—1936年）》，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编辑部编《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资料汇编》第1辑，1984，第99页。

[165]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组织编著《中国京剧史》上卷，第247页。

[16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2003，第187页。

[167]《津门游艺界所闻见——新明戏院》，《益世报》1929年6月16日，第5张第18版。

[168]《本市游艺促进会救济贫苦艺员》，《益世报》1935年1月13日，第3张第9版。

[169]《总工会义务戏之宣传》，《益世报》1929年9月26日，第3张第11版。

[170]《各界联合会进行募捐》，天津《大公报》1925年7月10日，第2张第5版。

[171]《演剧助捐》，《益世报》1935年7月26日，第3张第11版。

[172]《南开演戏》，《益世报》1925年7月30日，第3张第11版。

[173]陈洁：《民国戏曲史年谱（1912—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141页。

[174]王永运：《南北谈艺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第34～35页。

[175]《今日之义务戏》，《风月画报》1936年第8卷，第2页。

[176]《义剧赈灾》，《北洋画报》1931年8月29日，第15卷第670期，第3版。

[177]从鸿奎：《二十世纪天津京剧的一鳞半爪》，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文史丛刊》第7期，1987年，第138页。

[178]《又要唱义务戏了》，《京话日报》1906年5月18日，第620号第3版。

[179]郭常英：《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