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游牧社会的变迁
乌桓社会的基层组织是“落”，落上面是邑落，简称“邑”。邑落的首领称为小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不允许世袭。成百上千个邑落构成一“部”，部落由大人管辖，部落的大人一般推举勇健且能审理决斗、诉讼、相互侵犯等事件的人担任，各邑落的小帅要听从部落大人的召唤，刻木为信，在各邑落间传送，虽然上面没有文字，但没有人敢违反大人的命令。大人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违反大人的话，要被处死；盗窃不止的人，要被处死。如果互相残杀，则令部落之间自行解决，如果不能自行解决，就要请求大人评判，被判有罪的人出牛羊赎罪；但杀自家父兄的人无罪。逃跑的人一旦被大人捕获，若各个邑落都不肯接受，就要被流放。这说明在乌桓社会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法令约束，大人所掌握的权力使他们完全凌驾于部民之上，在乌桓社会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33]
在针对部落的管理问题上，鲜卑族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方式。鲜卑族将数百数千邑作为一个“部”，每一个“部”中都要推选一个“大人”，大人主要通过带有刻纹的信标来进行管理，每个邑落都可以根据带有刻纹的信标来接受领导。如果某一个部众没有一个统一的氏姓，则可以把大人的名字来作为氏姓。在东汉末年以前，大人都是被推举出来且不世袭的。在东汉末年，大人的职位出现了世袭制的倾向，但推举制度也仍然存在。
东部鲜卑的慕容部建立的三燕政权包括前燕政权、后燕政权和北燕政权。慕容鲜卑是东部鲜卑的一支，在东部鲜卑的三部之中，势力比较弱小。东部鲜卑三部活动在辽西地区时，由于这一地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汉、乌桓、鲜卑、匈奴、夫余、高句丽等民族，如何使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是段部、宇文部、慕容部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面对的问题相同，但三部采取的政策不同。段部采取的武力措施，根本没有对所属民众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反而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宇文部则一直沿用部落的统治方式，更是难以适应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只有慕容部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仅在汉族聚居的地方实行郡县制，而且根据郡县制对鲜卑人旧有的部落进行改造，并十分注意发展农业经济，吸引中原地区的流人到这里进行农业开发，中原地区的一些士大夫阶层也纷纷与慕容部合作，使慕容部的实力迅速增强。慕容部实力的上升，引起了西晋王朝的东夷校尉崔毖的注意，崔毖在公元319年联合高句丽、段部和宇文部进攻慕容部。慕容部的首领慕容廆采取离间之计将其各个击破，然后发兵进攻崔毖，崔毖逃往高句丽，辽东之地归附慕容部。325年，慕容廆的军队给宇文部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继承人慕容皝将宇文部彻底击溃，宇文部融入慕容部之中，慕容部实力大增，转而向段部展开攻击。328年，后赵进攻段部，慕容部出兵夹击，段部大败，其首领段辽归降慕容部，其余部在后赵的扶持之下，欲与慕容一争高下，由于后赵内乱，宇文部的余部也无力单独与慕容部对抗，于是全部归降慕容部。至此，东部鲜卑各部统一在慕容部之下。
337年，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定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但他没有称帝。东晋承认慕容部在东北的统治，也承认他自立的燕王，但前燕政权的建立时间应是352年，慕容儁称帝，改年号为元玺，国号为大燕，定都蓟城（今北京市），5年后又把都城迁到邺城（今河南省临漳县），成为与东晋并立的国家。370年，前秦灭燕，前燕政权只经历了两位皇帝，统治时间只有18年。
384年，由于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利，慕容皝之子慕容垂自称燕王，重新建立慕容氏政权，年号为燕元，以384年为元年，历史上把这个慕容氏政权称为后燕。396年，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即位，改年号为永康。同年，北魏以40万大军伐燕，攻克中山，将后燕分为两部分，南部的慕容鲜卑人在慕容德的领导下，迁往滑台（今河南滑台），在那里建立了南燕政权。此后，后燕的国土只局限于东北地区，统治中心也移到辽西地区的龙城。由于朝廷内乱，后燕的朝政被中卫将军冯跋控制，冯跋于409年杀死后燕国主，自立为天王，国号仍称为燕，史称北燕，后燕灭亡。后燕自慕容垂立国，经历了四世五主，统治时间25年。
北燕政权的建立者冯跋，是十六国时期出色的政治家，他在位时期，北燕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但由于与北魏的关系没有很好地处理，曾遭到北魏的侵伐。430年，冯跋去世，他的后继者为皇位展开激烈的争夺，北魏趁机进攻，北燕兵败，4万余家百姓被迁往幽州，北燕国主乞和不成，转而向高句丽求救。436年，北魏向北燕的都城发动进攻，北燕国主率残部逃入高句丽，北燕灭亡，其国土归北魏所有。北燕存在的时间是27年，只传了两位国主。[34]
三燕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不是在鲜卑族本族固有的制度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中原王朝的臣附发展起来的。在变外为内、变夷从夏的过程中，它由游牧变成中原农业，由外型臣附变成中原的王和帝，成为中国内部的多民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之一，是天下一体政体结构中的中国九州内的中国政权。[35]
契丹人的祖先叫奇首可汗，共有八个儿子，后来他的部族逐渐强盛起来，分成八部，八部的名称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洁部、黎部、吐六于部，活动区域是松漠之间。隋朝时，契丹分为十部，但部名不见于记载。唐朝时，契丹族的居住地，北与室韦相接，东临高丽，西与奚国交界，最南端到达营州。最大的部族是大贺氏，分为八部，名称是但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贺氏的势力衰弱，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当时契丹部落凋散，原有的族众分为八部。涅里统领的迭剌部自为别部，不与契丹各部一起排列，后来吞并了遥辇、迭剌，也成为十部。涅里帮助阻午可汗把三耶律分为七部、二审密分为五部，与前八部一起合并为二十部。三耶律包括大贺、遥辇、世里，是皇室成员。二审密包括乙室已、拔里，是国舅的部族。在三耶律中，大贺、遥辇被分成六部，世里合为一部。耶律七部、审密五部加上遥辇八部构成阻午可汗的20部。[36]
契丹人最基本的组织是帐，即家庭，几户、十几户组成一个牧团，家族是由一些牧团构成的，族系又是由一些家族构成的，最后又通过几个族系的联合构成了部落。在一个家族当中，其首领为头人，族系没有首领，家族头人一般由部落长任命，受部落酋长的直接领导，将部落的事情上传下达。[37]
契丹的部长称为大人，在八位部长中经常推举一人建旗鼓，统领八部，如果部族内有什么灾难或饲养的牲畜衰弱、不繁盛，则要召开八部的聚议大会，推举位于其次的部长统领。由于有约在先，被取代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当时，某部的部长遥辇被推举为统领八部之人，经常受到侵扰，牧草被烧，契丹的马匹多因饥饿而死，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称职，便推举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的位置。
耶律阿保机，不知是哪个部族的人，智勇双全又擅长骑射。当时，由于刘守光暴虐，幽州、涿州的百姓逃亡到契丹境内的有很多，阿保机趁机攻克城邑，俘获城中百姓，并按照唐朝的州县制设置城池，把百姓安居在城中，汉人给阿保机讲解唐朝的规章制度，告诉他，中国的王是没有代立的。此后，阿保机更加以威力制服诸部，不肯让别人来替代他。他做统领八部的部长9年，仍然不肯让别人替代，各部部长责备他这样长时间不让其他人替代，违反了当初制定的原则。阿保机迫不得已，只好召开八部部长会议，阿保机说：“我担任八部部长之首，已经九年了。俘获的汉人很多，我想自成一部，以治理汉城。”其他部长答应了他的要求。汉城在炭山东南的滦河上，有盐铁之利，是后魏的滑盐县。那里土地肥沃，适宜五谷的种植，阿保机率领汉人耕种土地，按照幽州的样子修建城郭、房屋和商铺，汉人在这里安心地居住下来，不再打算回归故地。阿保机有了稳定的群众基础，便采用了他妻子的计策，派人对其他各部的大人说：“我这里产盐，可以供给各部。但你们只知道吃盐，却不知道来犒劳犒劳我。”各部部长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带着牛肉和酒来到盐池。阿保机事先安排好伏兵，待各部大人酒酣之机，把他们全部杀死。于是，阿保机统一八部[38]，使自己成为契丹各部的首领。
八部的统一，为阿保机即汗位奠定了基础。906年年末，耶律阿保机被契丹部落联盟推选为可汗，907年正月举行柴册礼，点火烧柴，祭告上天，正式即可汗位。
在即汗位之前，阿保机就已对东北的一些部族进行了兼并战争。首先是征服奚人的战争，在9世纪80年代到911年的30年间，契丹人不断发起征服奚人的战争。在阿保机之前，契丹人就曾俘获奚人7000户，并将他们迁徙到清河（今内蒙古宁城一带）。此后，契丹人又取得了征伐“六奚”、北山奚的胜利，征服了奚、霫诸部，占领了滦河西南的广大地区，打通了契丹到古北口的南下通道。在即可汗位之后的第5年，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取得了征服奚人的最后胜利。东际海（今辽东湾），南至白檀（今河北密云），西部越过松漠（今西拉木伦河上源平地松林），北至潢水（今西拉木伦河）。[39]
室韦也是契丹所要征服的北方民族之一。9世纪末，阿保机打败了北室韦和于厥，降伏了大小黄室韦。在即可汗位之前，阿保机曾两次派兵征讨黑车子室韦，即位以后又连续派兵征黑车子室韦，终于在909年将其彻底降伏，室韦成为契丹的属部。
征服了东北的奚与室韦等民族后，阿保机又西征突厥、吐谷浑、党项等族，势力发展十分迅速。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境内）筑坛即位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自号天皇王，以其所居为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将位于波罗城的西楼改为皇都，神册五年（920）造契丹文字，又召集大臣制定法律。
文字和法律的制定，使契丹国体逐渐趋于完备，为了使契丹国势进一步壮大，阿保机把目光对准了渤海。渤海与契丹有长期的经济、文化往来，二者土地相接，常有吞并之志。925年，渤海出兵契丹的辽州（今辽宁省新民辽滨塔村），杀辽州刺史并掳掠民众。这件事为阿保机出兵渤海提供了最好的借口。10月，阿保机发动全国的兵力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正月，契丹军攻下渤海西部重镇扶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然后以500骑兵打败了渤海3万大军，进而围攻渤海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渤海古城），渤海王大
譔身穿素衣，手牵白羊，率臣属300余人出城投降。数月间，契丹平定了渤海除边远地区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在渤海境内建东丹国，又封长子突欲为东丹王，镇守其地。不久，阿保机死在得胜回朝的途中。次子耶律德光即位，称为辽太宗。到辽景宗时，契丹的领土已达到今黑龙江沿岸地区，今长城以北，包括今西伯利亚、蒙古平原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民族统一了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与统一中原内地的北宋王朝成为当时中国版图内对峙的两大帝国。
由于游牧民族的征服本性，辽宋冲突一直伴随着辽国的发展，北宋不得不向地位与自己同等的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辽国入贡、赔款，使辽国愈加强大。然而，与中原的频繁交流，使作为游牧民族的辽朝已成为与宋朝没有太大差别的封建制王朝。到辽道宗在位时，辽朝国力已大大衰退。1101年，辽朝天祚帝即位，整日荒淫酗酒，不理朝政，国势更加衰微，最后亡于女真民族建立的金朝手中。
从耶律阿保机916年称帝建立辽朝，到1125年天祚帝投降金朝，辽朝经9位皇帝，统治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210年，为巩固和开发中国北方及东北边疆、继承并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促进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蒙古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凭借自己部族的力量建立了元朝。公元11～12世纪，蒙古各部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形成了部落联盟，与其他部落联盟一样，其首领由部落成员大会推举产生，但并不限制选自某一氏族或部落，蒙古部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泰赤乌部和乞颜部手中。统一蒙古各部的铁木真就是乞颜部首领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诞生于1162年，9岁时，父亲被塔塔儿部所害。由于首领被害，乞颜部的余众投靠泰赤乌部，而泰赤乌部的首领收留了乞颜部的余众，却抛弃了也速该的妻子和孩子。铁木真一家陷于困苦的生活之中。成年以后，铁木真力图恢复家族的势力，他首先拉近与克烈部和札答阑部的关系，在遭遇蔑儿乞部的袭击时，他联合克烈部和札答阑部共同出兵，击败了蔑儿乞人，获得了大批的奴隶和牲畜，这次胜利壮大了铁木真的力量，曾经离散的乞颜部又聚集起来，推举铁木真为各部落的汗。铁木真称汗，得到克烈部的支持，却引起札答阑部和泰赤乌部的反对，他们纠集13部联兵，进攻铁木真。铁木真战败，但基本实力得到保存，原属乞颜部的部众纷纷归附，铁木真部的势力又迅速壮大起来。1195年，塔塔儿部叛金，铁木真配合金军给塔塔儿部以沉重打击，不仅为父亲报了仇，而且得到金朝的信任，被授予“札兀惕忽里”之职。铁木真的政治实力得到增强，在蒙古高原各部中，铁木真的地位仅次于克烈部的酋长王罕。之后，铁木真又与王罕联合，击溃了以合塔斤部为首的五部联军，重创以札答阑部的札木合为首的12部联军，彻底打败了塔塔儿部。1203年，铁木真统一了呼伦贝尔地区。
铁木真的发展势如破竹，引起了起兵时的合作伙伴——王罕的不满，为了争夺草原霸主的地位，二者反目成仇。1203年的首次交锋，铁木真败退，毕竟，姜还是老的辣。但天意弄人，不久，王罕与追随他的蒙古贵族发生分裂，实力大大削弱。铁木真则收集、整顿部众，势力再次恢复起来，在1203年秋季向王罕的营地发动突然袭击。王罕父子逃走后被杀，克烈部的部众全部被俘，被分与蒙古贵族为奴。克烈部灭亡以后，铁木真又大败乃蛮部和蔑儿乞部，奠定了统一蒙古草原的基础。
1206年，铁木真回到鄂嫩河的驻地，蒙古各部贵族举行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此后，汗国所属的各部，皆称为蒙古。蒙古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东起今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今阴山，北连今贝加尔湖。
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继续奉行扩张政策，扩张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南下，另一条是西征。南下的目标是消灭金、西夏、西辽、南宋等。铁木真在消灭西辽后，死于进攻金朝的军中，蒙古军奉铁木真遗命，灭亡西夏。继承汗位的窝阔台在即位六年后，与拖雷联合南宋灭亡金朝。到蒙哥汗时期，又夺取了大理，至1252年，中国境内的封建王朝只有南宋王朝没有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西征是与南下同时进行的，西征之后，蒙古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成吉思汗把所夺得的领土分给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后来发展成三个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在铁木真的另一个儿子旭烈兀消灭黑衣大食后，忽必烈将此地交与旭烈兀管辖，并建立伊儿汗国。
蒙哥汗在进攻南宋时中流矢而死，其弟忽必烈在汗位争夺中胜出，继承汗位。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大元”帝国建立，第二年把位于中都（燕京）东北重建的新城作为元朝的都城，改称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1276）灭亡南宋，中国版图完全统一在元朝的统治之下。
蒙古族最早曾从事渔猎经济，迁居不儿罕山后，开始从事畜牧饲养，社会经济以游牧为主，社会内部出现贫富差异，形成了显贵和领导层，那颜是显贵阶层，拥有牧场、臣属、属民、自由民和奴隶。12世纪出现了农业，手工匠人也从一般牧民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
蒙古国建立后，经历了从地方列国到统一王朝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由原来单一的蒙古社会结构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多地区、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结构。这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体的首先是游牧经济，其次是与牧畜经济密切结合的手工业，另外还有程度不等的农业和渔猎经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许多先进的地区和民族都纳入蒙古的版图，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统治，蒙古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政策。
元朝建立后，将游牧封建主转变为地主，分封“汤沐邑”，在里面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人称为驱口。在东北地区也废除了蒙古贵族的分封，建立行省，将东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在全国之中。但在东北地区的部分蒙古族仍然保存着蒙古族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蒙古各部主要的经济活动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作为补充。
关于东北地区的管理，元代一直沿用金代的模式，在东北设立辽阳行省，对各地方的总管府进行统一管理。13世纪以后，蒙古汗国攻打辽西，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蒙古族集中了大部分兵力迅速占领辽西地区，将当地丰富的草原资源据为己有，开始大规模发展游猎业。蒙古族进入辽西后，基本形成了如今蒙古族在东北区域的分布格局。元朝建立以后，生活在辽阳行省境内的蒙古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跟随蒙古官员迁徙至此的广大蒙古部众，这些人主要在辽阳行省西南的草原地带活动；另一类是元朝政府机构派往辽阳行省驻守的蒙古军队，这些人分散于辽阳行省南部，即辽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区域。后来，潢河（亦称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离散，它北面的蒙古部众先后跟随纳哈出、阿札失里等人降明。这一地区的蒙古部族在明朝中期以前几乎全被称为兀良哈蒙古，归朵颜、泰宁、福余三卫管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东蕃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率乞求内附，于是，朱元璋在古会州地设置大宁都司管理诸卫，分封皇子朱权为宁王使镇焉。后来多次为鞑靼所抄。洪武二十二年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让其头目各自统领自己的部众，以为声援。从大宁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朵颜；自锦州、义州经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过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只有朵颜地险而强。久之皆叛去。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亦称兀良哈三卫，初隶属于大宁都司。明太祖高皇帝“所设置三卫也。其地为兀良哈，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汉鲜卑、唐吐谷浑、宋契丹，皆其地也。元为大宁路北境”[40]。永乐元年（1403），大宁都司内迁，三卫隶属辽东都司，永乐七年（1409）奴儿干都司建立以后，改隶奴儿干都司。其中，泰宁卫得名于辽金泰州、元代的泰宁府路，其居地约在今洮儿河流域。福余卫因乌裕尔河而得名，其居地以脑温江（今嫩江）流域为中心，治所在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朵颜卫得名于朵颜山，其居地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
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招抚与安置，是以尊重其习俗为前提的，“自古胡人无城廓，不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今一从本俗，俾遂其性，尔其安之”[41]。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希望蒙古各部从心理上真正归附明朝，接受明廷的统治，而不是仅仅慑服于明朝的武力进攻。对兀良哈三卫的招抚与安置，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在明朝的安抚之下，兀良哈三卫充分发挥自己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民族特点，又占据地处鞑靼、海西女真之间的有利地区，东捍女真，北捍蒙古，成为明朝的藩篱。但这道藩篱并不是十分坚固的，当鞑靼、瓦剌对其施加压力时，它便叛附不定，时常入寇抄掠。
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起，燕王朱棣多次率军赴东北平息兀良哈三卫的反叛。二十四年（1391），故元辽王阿扎失里在边境入寇，明派傅友德、郭英领兵征讨，进军西兴安岭、洮儿河等地，对辽王阿扎失里的势力进行了打击。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明军在兀良哈秃城击溃了朵颜卫的劫掠。经过几年的反复用兵，兀良哈三卫终于不再入寇，在明朝的羁縻政策之下，对明朝定期朝贡，并进行互市贸易。在燕王朱棣夺取皇位的斗争中，兀良哈三卫给了朱棣以很大的支援。兀良哈铁骑曾应朱棣征调，参加了靖难之役，并立下战功。朱棣在洪武三十五年（1402）就派遣使臣裴牙失里到兀良哈等部颁发敕谕，对他们的“归向之诚”表示赞赏，命他们“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贡）者，与使臣偕至”[42]。永乐元年（1403）五月，朱棣派指挥萧尚都等前往兀良哈颁布诏谕，“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同时把以前擒获的寇边的兀良哈头目送回。[43]十一月又敕谕兀良哈部落，“今仍旧制，设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仍然任命各部的首领为官[44]。永乐二年（1404）四月，被派往兀良哈的使臣萧尚都回到京城，随他来朝贡马的兀良哈三卫头目达三百人之多，永乐帝俱授官赏赐[45]，深得三卫各部的欢心。永乐三年（1405）十月，“泰宁、朵颜、福余、建州、兀者等卫指挥章乞帖木儿等五十二人，及恺腊儿鞑靼把秃、九山鞑靼野麻哈等四十五人来朝贡马，赐钞币有差”[46]。此后，兀良哈三卫朝贡不绝。
明朝政府对兀良哈三卫的招抚政策，明显有别于明朝对漠北蒙古的政策。北元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其中，鞑靼、瓦剌与明朝大肆为敌，对明朝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而兀良哈对明朝的态度则比较驯服，虽然在鞑靼、瓦剌的压力之下，兀良哈也时有寇边，但基本上是比较安定的。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明朝对漠北蒙古采取的是武力征伐的措施，而对兀良哈则实行招抚政策，设立羁縻卫所，任命兀良哈各部的头目为卫所官员，允许他们经商贸易、进京朝贡，并给予优厚的赏赐。这一政策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的安定，而且为明朝取得远征漠北蒙古的胜利、防止东北女真各部趁机入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是明朝政府根据被统治对象对明朝统治的态度及当时的社会局势决定的，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巩固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
明朝时期，在东北地区实行了羁縻政策，“以夷治夷”是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女真各部大举南迁。居住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兀良哈三卫为了寻找较好的游牧、狩猎之地，躲避部落间的战争仇杀，靠近明朝边境以取得获取各种生活资料的便利条件，也自永乐末年开始大举南迁。“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在东北的统治力量削弱，给兀良哈三卫南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瓦剌势力的不断侵扰加速了他们的南迁进程。到宣德、正统年间，兀良哈三卫已经接近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辽东汉族地区，到达西拉木伦河以南（今辽宁省辽西一带），部分兀良哈人甚至“往往于滦河牧马”[47]，但主体部分均在西拉木伦河流域。他们以这里为基地，不断南下进攻明朝，并经常与女真各部互相勾结，联合进攻明军。其分布情况：“自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前抵喜峰口，近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区），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今辽阳市西太子河南岸）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48]“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夷人国初各有分地。朵颜在山海关以西，古北口以东蓟州边外驻牧；泰宁在广宁境外。福余在开原境外，辽河左右驻牧。”[49]今吉林省松原境内的长岭、通榆、前郭尔罗斯、洮南、大安等市、县皆为明代兀良哈三卫的领地。
16世纪中叶，活动在辽西一带的东蒙古鞑靼部的虎喇哈赤（内喀尔喀部的祖先）和魁猛可（科尔沁部的祖先）兴起，分别吞并了泰宁卫和福余卫的部众，朵颜卫依附于西邻哈喇嗔（喀喇沁）部。这时，今吉林省长春以西被嫩科尔沁部所占据，其居住地在察哈尔东北的脑温江（今嫩江）流域，东南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的居住地相接。兀良哈蒙古与海西女真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不仅插足海西地域，介入女真与辽东事务，而且对海西叶赫部的崛起起到重大的作用。
明代，东北境内蒙古各部与建州努尔哈赤的关系则是以争战为契机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九部联军攻打建州，以九部联军的失败而告终，自此，蒙古诸部与努尔哈赤化敌为友，“通使不绝”。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嫩科尔沁部分为杜尔伯特、扎赉特、科尔沁、郭尔罗斯四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后，结束了蒙古各部与扈伦四部的关系，蒙古诸部成为后金的藩部。
清朝对蒙古各部的统治方式是在各分部设立盟旗，并在多伦进行会盟，加强蒙古各部的团结，严守北部边防。康熙皇帝对此曾这样表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50]意思是说，过去秦朝为抵御北方边患，大兴土木，修建长城，如今我大清朝只需对喀尔喀给予各种恩惠，其便会严守北方边防，这比长城更加坚固，清代在抵御边患方面则不需要修筑长城了。
满族是最早生活在东北一带的少数民族，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壮大，进入中原并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清朝。满族通过与蒙古族建立密切而持久的联盟，为自身势力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积极学习前朝统治经验，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在民族政策方面更加宽松、和谐，为其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边疆地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清朝的版图为新中国的大范围领土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总理对清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51]清朝至今，蒙古族一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民族成分之一，其民族文化亦为东北地区的多元文化特征增姿添彩。
[1] 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文化的几种类型及其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5期。
[2] 牟岱：《北方游牧历史文化对辽宁文化力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6期。
[3] 王禹浪：《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与古代文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4] 王禹浪：《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与古代文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 苏秉琦：《苏秉琦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郭大顺：《苏秉琦的学术遗产与辽河文明的研究》，《中国文物信息网》2006年5月19日。
[6] 王禹浪：《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与古代文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7]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50，十二年十月丙申。
[8] 〔日〕柏元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第三编第五章，日本精艺出版合资会社，1919；转引自黄群《近代东北蒙古族游牧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第6页。
[9] 李彪：《东胡系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0] 王禹浪：《辽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与古代文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1]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第35页。
[12] 《辽史》卷32《营卫志中》，中华书局，2000，第259页。
[13] 穆鸿利：《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
[14] 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第11页。
[15]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92页。
[16] 邢莉：《蒙古族婚俗的游牧文化特征》，《满族研究》1992年第4期。
[17]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第170页。
[18] 毛远广：《鲜卑史及其考古学文化相关问题研究》，《大众文艺》2015年第1期。
[19]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第34页。
[20]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第34页。
[21] 《三国志·魏书》卷30《乌桓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2000，第621页。
[22] 《魏书》卷1《序纪》，中华书局，2000，第1页。
[23] 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页。
[24] 《明史》卷328《瓦剌》，中华书局，2000，第5695页。
[25] 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132页。
[26] 《明史》卷328《瓦剌》，中华书局，2000，第5699页。
[27] 《明史》卷327《鞑靼》，中华书局，2000，第5691页。
[28] 《明史》卷327《鞑靼》，中华书局，2000，第5673页。
[29] 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133页。
[30] 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134页。
[31] 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135页。
[32] 李彪：《东胡系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33]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2000，第2015～2016页。
[34] 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第80～81页。
[35] 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第146页。
[36] 《辽史》卷32《营卫中·部族上》，中华书局，2000，第261页。
[37] 任爱君：《9世纪中后期契丹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发展状态——以世里氏家族研究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8]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中华书局，2000，第590页。
[39] 《辽史》卷1《太祖》，中华书局，2000，第3页。
[40] 《明史》卷328《朵颜、福余、泰宁》，中华书局，2000，第5699页。
[41] 《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42] 《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寅。
[43] 《明太宗实录》卷20下，永乐元年五月乙未。
[44] 《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辛卯。
[45] 《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己丑。
[46] 《明太宗实录》卷47，永乐三年十月己卯。
[47] 《明宣宗实录》卷35，宣德三年正月丁未。
[48] 《明史》卷328《朵颜·福余、泰宁》，中华书局，2000，第5699～5700页。
[49] 《明世宗实录》卷370，嘉靖三十年二月甲戌。
[50] 《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51]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