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游牧文化的形成

东北地区的游牧文化主要体现在今内蒙古地区东部和今辽、吉、黑三省西部草原地区，主要集中在松嫩平原与科尔沁草原之间的交汇地带，这个区域也是欧亚草原带在向东方向延伸的东端。

今乾安县兰字乡传字井南岗子遗址是距今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早期的人类生活遗存；大布苏湖东岸的狼牙坝地带是青铜时代人类生活遗存，距今大约3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据史料记载，这里应是东胡族及先世活动的地区。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民族主要有山戎、东胡、乌桓、鲜卑等。归东胡管辖，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往来。^[3]其中，活跃于游牧文化早期阶段的山戎和东胡，虽然在生产和发展中主要依赖畜牧业这种经济形式，但仍会有少量的农业发展。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在早期游牧文化中呈现出农耕、畜牧、采集、渔猎交相出现和作用的多种文化的交替状态。

山戎之后，活跃在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北方民族为东胡。东胡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畜牧业是东胡的主要经济形式，放牧马、牛、羊等牲畜。从考古出土的一些动物骨骼可以发现，这一带曾经饲养了大量猪、羊、马、兔、鹿以及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东胡拥有较为发达的畜牧业。除畜牧业之外，东胡的社会经济形式中还有狩猎和少量农业。赤峰市宁城县甸子镇西南的小黑石沟遗址作为此阶段的文化遗存，根据考古推断，应属于西周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在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墓葬及古物中，有很多青铜器是适应北方民族进行游牧和狩猎的工具，还有一些带有明显的骑射特征的兵器和车马具。在这些出土的古物中，有一套青铜马具相对完整，模具上刻有当卢、衔、镳、十字形等纹饰。其中，当卢主要指的是马额面具，其背面主要由三个桥形钮构成，在中部脊柱的边槽处，大多都是由凹形的框勾出的。衔主要指的是马的嘴巴里含着的东西，它主要从中部可活动的套环处分为两节，在两端分别都装有三个环钮，此环钮主要用于与镳相连。此处的镳主要用于夹紧马头的两侧，它的上部是一个圆形的平帽顶，下部分是一个套有两个横条的三角形，在横条的两端又分别有一个环钮修饰。总体上，镳呈现出一个钉的形状。最后的十字型的中间是空心的，主要用其来固紧笼头。^[4]仅从发现、出土的这一套完整的青铜马具中可以看出，西周晚期的东胡曾有着非常发达的畜牧业，还说明东胡青铜器冶炼和制作技术在不断提高。1976年，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出土了战国时期东胡族的马当卢，长20厘米，宽5.7厘米，这件蛙体马当卢，蛙体肥胖，双目突出，前足踞地，后足衔于互相纠结的双蛇口中，有着十分生动的造型，是东胡游牧生活的生动体现（见图1-1）。^[5]

图1-1 战国时期东胡马当卢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www.chnmuseum.cn。

老哈河流域也有大范围的东胡遗址，东胡早期最具特色的器物有双侧曲刃青铜短剑、铜饰具以及人面形铜饰牌。其中，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带有非常典型的民族特点，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铜制品，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考古学界在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发现、出土了一柄青铜短剑，虽然还具有一定的双侧曲刃的特点，但部分短剑的刃部已经变成了直线的形状。而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匈奴制造的剑在刃部大都是直线型的。由此可以看出，东胡的文化不仅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匈奴文化所改变。^[6]

文献记载中的东胡位于燕之东北，常侵燕。等到一部分从鄂尔多斯来的匈奴逐步击退了东胡后，这个地区的游牧经济逐步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匈奴之后的乌桓和鲜卑，考虑到其所处的西辽河流域的南北两岸的自然条件完全不同，分别选择了发展农业和牧业。

远古时期活动在额尔古涅昆山林的豁罗剌斯部落，从山林中走出，来到呼伦贝尔草原，又迁徙至松花江、嫩江交汇的科尔沁草原，最后定居于此开展游牧。东胡族系的各族人在松嫩平原游牧时期，这里就已经产生了游牧文化。

考古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白岔河流域沿岸发现了近百幅古代岩画。首先，这些岩画都是在一些岩面上进行绘画制作，随后选择运用一些尖锐的器物来完成线刻与涂描。在近百幅古代岩画中出现了很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动物图案，其中人物形象大部分较为抽象夸张。其次，比较常见的动物图案主要集中在马、猪、兔和鹿等动物上，这些图案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古代史前期以及青铜时代曾经拥有的生活形态、饲养的动物种群，并且从其中一些配有三重冠的人头像中也能够看出当时人们可能具备的首领崇拜以及宗教情怀。此外，一些如星辰以及抽象图案的组合也是可以媲美小河沿文化石棚山中抽象图案，被推测成是早期文字的描摹，展示了当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形态。^[7]

在赤峰市阴河流域还发现150余幅岩画，其中所覆盖的时间段有史前、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等。在这些岩画当中主要存在的图画形状有人形、动植物、简单的几何图案、抽象的人头像以及涡纹、同心圆等。制作方法主要为磨刻。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的岩画作品，多为动物图案，如马、鹿和猛兽等，图案比较清晰，基本是以锐器线刻方式制作，沟槽细深，但图案绘制比较粗糙。从对白岔河流域以及阴河流域发现出土的史前岩画的对照研究中可以发现，两者无论是在制作的方式上，还是在图案的表现手法上，都较为相似。而且，从阴河流域的小猍歹沟以及跃进渠首的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这两种岩画都会选择一些抽象的人头形状的图案，而且这些图案的位置普遍都选择在阳光比较充足的东南方向，在这些人头像的下方，大多都是留有平坦开阔的沟谷平地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些人头像可能存在一些宗教寓意。另外，岩画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一段时期内的农耕文化已经有所发展，例如猪、鹿等动物图案常常出现在岩画中，也证明了原始的畜养业有了一定的萌芽和发生。^[8]

在鲜卑族建立的三燕政权之前，东胡系民族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关于它们的社会结构的记载不多。有关山戎的社会发展，只能从他们向中原王朝所献的方物进行推断。《尚书大传》记载：“［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鯀于羽山，以变东夷。变，化也。其言不贰，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贰，疑也。回，邪也。夷，平也。“［帝舜］桥牛之孙，瞽叟之子，曰重华……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北］发、息慎，东长、岛夷、羽民。”东北及北方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9]

在《逸周书》中记载了伊尹在商朝初年的时候刚刚上任，便做了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鲰之酱，鲛瞂利剑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驖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良弓为献。”在记载着很多古老传说的《山海经》中也对燕山有一定的记载，其将“燕山”介绍为“多婴石”，对于“燕石”和“燕水”的介绍如下：“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所谓燕石者。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又北四百里，曰乾山……又北五百里，曰伦山……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门之山……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泽……又北五百里，曰于毋逢之山……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珪瘗之。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祠之，皆玉，不瘗。其十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瘗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黍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此外，《山海经》中还流传下来了很多“兽”名，例如“”“曰駮”“蛩蛩”“罗罗”等，这些实际上也都是在游牧经济的作用下常见的生产品。^[10]山戎已经出现了农业，但水平较低，农作物有戎菽，也就是蚕豆；还有冬葱，也就是现在的大葱。此外，一些石铲、石锄等也都是作为农业工具来服务于当时的农业的，但农业可能在当时的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比例不大。山戎族还从事畜牧业，主要牧养马、牛、羊、橐驼（骆驼）等。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东胡的游牧生产已有一定基础。例如，已经出土的一些如猪、马、狗、羊等动物的骨骼也能够证明，东胡在当时除了发展畜牧业外，已经开始了狩猎的经济活动。在对战国时期东胡地区各国的货币研究中发现，当时的东胡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11]

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经济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而游牧业在我国的北方兴起的时间主要是在青铜时期。当时的马在游牧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草原游牧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物。尤其是在欧亚草原，人们对马的驯化和饲养成为当时游牧经济兴起的一个关键。^[12]游牧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很难实现自给自足，因此还要非常依赖农耕经济、种植业的发展。其既要实现高度的专业化，又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即当时的社会在生产和交换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剩余产品。^[13]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游牧文化也逐步发展起来。游牧民族在沙漠、山丘以及广阔的草原、荒漠之中，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技术，依靠群居性有蹄类动物，开拓了人类完全不同于定居农耕生活的另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游牧文化的发展之所以持续不断，其根本原因就是作为游牧文明根基的游牧经济的生产持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