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明清小说的时代背景、历史特色与文化内涵

明清小说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和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一定的历史面貌、社会文化，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与末期的历史特征。清代小说还是中国古代各种文化精华的荟萃，晚清小说有很明显的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痕迹。可以说，明清小说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历史特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时代背景与历史特色

明清小说，尤其其中佼佼者，总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历史特色。

元末时，汉人反抗异族统治，人心思汉。例如，朱元璋部下宋濂等撰写的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声讨元蒙统治者。元末明初，文人们通过演说历史，叙写汉末三国史，来委婉含蓄地表达“谁为正统”的政治议题，于是诞生了署名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此同时，元末明初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各种造反队伍层出不穷，出现了较大的造反行动，如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和尚）、张士诚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有其正义性，但又被当朝者或许多文人视为“贼匪”。如何看待民众造反问题，是个众说纷纭、复杂难辨的事。因而，署名为施耐庵的作家创作了反映造反行为从萌芽、发展到收编、结束这一过程的《水浒传》。

明代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明代印刷术的进步，使个体书商出版白话长篇小说成为现实，市民中的休闲消费阶层较壮大，他们更有时间看戏听曲、阅读长篇小说。因而，明代诞生了不少白话长篇小说。最开始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大量印刷，后来是《封神演义》《西游记》的问世。明代万历以后还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受作家们模仿的心理驱动外，还应与满足读者的英雄主义情结有关。

晚明有王艮（ɡěn）、李卓吾为代表的思想解放，如王艮讲“百姓日用即道”，李卓吾讲“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小说界也浮现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作品，如《金瓶梅》等小说反映出晚明荒淫腐朽的社会风气和历史面貌。

清朝是满族统治，一些文人因为没有中举而失意或家道衰落，于是远离官方体制，不愿为官为满族效力，呈现各种反思之风，甚至是悖逆态度。出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借鬼狐抒发苦闷与“孤愤”之情，曹雪芹《红楼梦》大肆批判官僚体制、上层建筑，吴敬梓《儒林外史》全面批判儒士和科举制度。从鸦片战争伊始，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清政府腐朽无能，屡打败仗，被迫割让香港、台湾等地，这极大地挫伤了民族自信心，于是一股强烈呼唤民族自强、维新变革和力挽狂澜的时代潮流应运而生。谴责小说更是急切地暴露晚清社会黑暗面，揭露国家腐败污浊。谴责小说如黄小配《洪秀全演义》等小说具有很强的时事性，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

文化内涵

总的文化内涵

明清小说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有很强的人物对白，生活化的语言更容易表达普通百姓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明清小说，尤其是白话长篇小说的发展与兴盛代表了俗文学的真正兴旺，显示了文学高峰由诗词文为代表的雅文学向通俗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转型的文学史前进方向，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由雅文化向俗文化转变。从明清小说也可以看出，尚史纪实的思维，奇幻幽默的情趣，情与理的冲突，反封建的个性解放，中国市民阶层的壮大，商业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等等。其中，对人（尤其是普通人和人性）的关注，是明清小说的一大亮点。

具体文化内涵

明清小说蕴含的具体文化内涵非常广泛而丰富，如历史文化、伦理文化、法制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心理文化、语言文化、社会阶层文化、和谐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文化、农村文化、科举文化、婚恋文化、饮食文化、经济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军事文化、外交文化、地理文化、生态文化、休闲文化、旅游文化、中医文化、传统文化、大传统文化、小传统文化、叛逆文化、反正统文化、哲理文化、思想文化等。以下选择几个特色点略加介绍。

历史文化 明清小说蕴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例如，其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总是选取历史上或当朝的人物，通过人物活动与事件，反映兴亡更替、你争我夺、此消彼长的各种历史现象。明清小说以一部部讲史小说的形式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展现了出来，即历史演义小说，如《开辟演义》《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列国前编十二朝》《东周列国志传》《西汉演义》《东汉十二帝演义》《东西两晋演义》《南史演义》《北史演义》《隋唐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南北两宋志传》《皇明中兴圣烈传》《剿闯通俗演义》《台湾外记》《洪秀全演义》等。英雄传奇小说中，《水浒传》演说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史，《杨家府演义》演说杨业家族的抗辽抗西夏史，《说岳全传》演说岳飞家族的抗金史。即使神魔小说，也带有讲史意味，如《封神演义》以道教神仙演说西周灭商史。这些小说多崇尚“国家要统一，个人要建功立业”“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历史观。

伦理文化 明清小说明显地笼罩着封建时代的伦理文化，打上了很深的道德烙印。其伦理之一是政治伦理：忠君。例如，《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忠”排在前面，“忠君”是其灵魂之一，歌颂宋江等人忠君之心。其伦理之二是社会伦理，如“仁善”“义气”“孝敬”“诚信”等。《三国演义》的刘备形象隐含了弘扬仁义的道德理想。《型世言》旨在给后世树立道德楷模，刻画并赞扬了很多讲究“忠孝节烈”伦理道德的人物，如《孝子生还老母》《感梦兆孝子逢亲》讴歌孝子。《说岳全传》讴歌“忠孝节义”的岳飞。《儿女英雄传》颂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这种伦理文化有合理的价值，也有负面、迂腐的成分，它们本质上是封建时代儒家伦理观念的体现。可以说，明清小说主要呈现旧伦理、旧文化，这些伦理观有的是有害的，有的是有益的，但益大于害。

宗教文化 明清小说的宗教文化色彩也很浓郁。首先，佛教、道教中的很多鬼神人物被写进了明清小说，构成了后者的题材与原型。例如，《西游记》的如来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封神演义》的托塔李靖是印度佛教中的毗沙门天王，哪吒原型是印度佛教中的哪吒。其次，一些明清小说笼罩着佛教的因缘论、色空论、“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论、前世今生来世“三世命中注定”的宿命论和转世论。例如，《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就基本上以上述佛教观构建小说的结构框架。“三言二拍”写了许多和尚、尼姑、道士的故事，尖刻地嘲讽了他们表面上清规戒律、背地里狼狈为奸或谋命害人的复杂品性。《红楼梦》以和尚、道士穿针引线，衔接前后情节，推动情节发展，如整部小说以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开篇，又以他俩收尾；甚至一些主要情节或人物命运也与宗教有关，王熙凤铁槛寺害死两条人命的最初策划者还是老尼姑净虚，贾宝玉、惜春最终均以遁入佛门为人生终结点。最后是成功地出现了以佛道为题材的神魔小说经典《西游记》《封神演义》，让佛道等宗教完全世俗化，进入寻常百姓视野。

民俗文化 明清小说显现出一些地方民俗。例如，《水浒传》写清风寨、北京大名府、东京三个地方的元宵节灯会民俗。《金瓶梅》对民俗有详细描写，如写到饮食生活方面的民俗：元宵（汤圆）、腊八粥、粽子，正式开宴前有“吃看桌席”等宴席民俗；李瓶儿死后的丧葬礼仪等民俗。《封神演义》里的民俗也很多，如：“赵公明”领导“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位神仙，与民间财神赵公明信仰有关；云霄三姐妹的“混元金斗”与厕神坑三姑娘信仰有关；张奎与土地神信仰、姜子牙封神与“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民俗有关。《红楼梦》提到“老君眉”“六安茶”“普洱茶”等喝茶民俗，贾宝玉、薛宝钗佩戴玉石项圈等服饰民俗，放风筝可放走晦气等观念民俗。

商业经济文化 明清小说体现出一些商业经济文化内涵。例如，《水浒传》描绘东京（河南开封）“三市六街，济济衣冠聚集”“景物奢华”“市井喧哗”，是“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贵荣华之地”；那时北京大名府（河北邯郸）“行货钱财满地”“人物繁华”，说明城市商业繁盛。但《水浒传》所描绘的商贩多经营不善，亏损失业后落草梁山泊（pō），如湖南潭州人吕方“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勾还乡”，四川嘉陵人郭盛“因贩水银货卖，黄河里遭风翻了船，回乡不得”。《金瓶梅》则生动地刻画了官商一体的形象典型西门庆：他开着生药铺、典当铺、绒线铺等，生意极好；派人做绸缎、布匹的长途贩运；收取高利贷；利用盐引倒卖食盐。“三言二拍”有专门写商人经商贩卖活动的短篇，如《叠居奇程客得助》。

婚恋文化 明清小说有着生动、缠绵、断肠的婚恋故事，反映出缤纷异彩的各种婚恋观，尤其展现了爱情的情欲对法律、道德等规范约束的冲击与超越，体现出“情大于理”的爱情观。例如，《红楼梦》描绘了宝玉与黛玉之间纯洁的“知己之爱”；《金瓶梅》反映出李瓶儿对西门庆基于肌肤之亲享受的爱情观；《聊斋志异》里有很多破除清规戒律、情深意切、令人感动的男女之恋，也有高于友情、低于爱情的男女之爱，但也有“一夫二妻”的婚姻观。《儒林外史》有反对纳妾的婚姻家庭观。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讲究色才情一致，但又恪守婚前不发生性行为的婚恋观。

科举文化 明清小说反映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所体现的科举文化。《聊斋志异》的《考弊司》揭露了科举考官们贪赃枉法的腐败嘴脸，其《叶生》刻画并嘲讽了一般读书人对科举制度的病态痴迷。《镜花缘》讴歌女子参加科举考试，表现了对传统科举制的颠覆，是一种进步的科举理想。《儒林外史》通过对范进中举发疯等百儒群丑图的刻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对人的精神异化，使人的心灵变得扭曲、丑陋，甚至邪恶，全方位鞭挞了科举制度。《红楼梦》通过贾宝玉反对“仕途经济”等刻画，表达了反对传统科举制的新梦想。

叛逆文化 明清小说也有着反传统的新文化因子，呈现出古代特别稀缺的叛逆文化。首先，《红楼梦》赞许、讴歌精神叛逆者，如宝玉有对自由、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精神追求，他讨厌八股文，痛斥只顾功名利禄的人为“国贼”“禄蠹（dù）”，把传统的忠君观骂得一钱不值，诋毁“文死谏、武死战”。《红楼梦》还对大观园之外的现实世界进行批判，对整个封建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全面否定，如其揭露“官官相护”的官场潜规则，强调权贵世家“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的必然结果。其次，《儒林外史》有明显的叛逆文化。它不仅进行文化反思，而且在整体立意上，旨在批判和否定科举文化。最后，晚清小说也蕴含了批判文化。例如，谴责小说揭露和谴责了清王朝的污浊不堪、腐朽透顶，这是对整个封建政治制度的叛逆；《狮子吼》以对清统治者的不满，吹起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对封建王朝发出了叛逆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