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江性格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宋江即宋公明，排行第三，祖居山东郓城县宋家村。面黑身矮，人称“黑宋江”；且于家大孝，仗义疏财，被称为“孝义黑三郎”。上梁山之前官职是押司，其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诸般武艺。
宋江性格的矛盾性体现在忠义不能两全。他是绿林好汉，是跑江湖的义士，平生喜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又好结交各路江湖好汉，所以赢得了“及时雨”“呼保义”的美名。本来他生活小康，有着押司的职务，按今天的话讲，就是处理狱讼案件的法院公务员，属于统治阶级里面的人物；他可以循规蹈矩，按国家规定的法律制度办事，衣食无忧，但因为杀死了阎婆惜，惹上了官司，不得不上梁山，揭竿起义。
他在浔阳楼酒醉之时题了“反诗”，他“敢笑黄巢不丈夫”，抒发了豪言壮志和郁结在心的不满与愤怒。为了惩处贪官、恶霸，他挺身而出，联合其他勇士，打家劫舍，行侠伸义。
晁盖死后，他成为梁山义军的总头领，领导100余员大将纵横驰骋，聚义行侠，扫尽天下不平事。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揭竿起义，是他们具有的正义力量。因而，读者的感情天平是倾向他们这群英雄豪杰的。
但是，在小说中，宋江又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集中显现了忠与义同时并存的“二律背反”的悖论。“忠”和“义”在宋江身上既矛盾冲突，又勉强组合在一起，形成宋江人格精神分裂又统一的奇观。
因为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忠君观念的巨大影响，所以，尽管他会本能地反抗压迫和痛杀贪官污吏，但大脑还是指挥他应该向“忠”靠拢。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不得不压缩内心“义”的空间，让“义”服从于“忠”。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自然，他的口号只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第19回），这就是“只杀贪官，不反皇帝”。上梁山后，晁盖一死，他便马上改“聚义厅”（第11回）为“忠义堂”（第60回），把“忠”放在第一位。按九天玄女的说法，宋江把“义”排在“忠”之后，正是一种“去‘邪’归‘正’”。而齐聚一百零八将后，宋江更是立“忠义堂”牌额和“常怀贞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柱书来约束所有英雄将士（第71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第100回）。
他为何要这样说与做呢？主要原因是他内心怕背负造反（即“不忠”）的罪名，怕因此带来精神包袱。而且，宋江认识到，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就必须接受朝廷的招安，两者必须二位一体。
所以，在呼延灼面前，他替自己辩解道：“小可宋江怎肯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第58回）燕青向宋徽宗说的一番话也表露了宋江这一心迹：“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第81回）在小说中，宋江常把接受招安挂在嘴边。
他不仅要自己“忠义双全”，而且要求所有梁山起义将士都接受招安以显“忠”心。
当然，宋江主张招安的想法也是有群众基础的。譬如，最初提出招安的是武松，他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寻访哥哥未迟。”正因为武松等人早就想到招安之策，宋江才进一步将之确定为基本方向。他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祐”，“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32回）。
而《水浒传》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客观冷静地写出了招安并不是一条好出路。梁山义军接受宋江招安主张后，征辽国、平方腊，损失惨重，很快就分崩离析，不仅瓦解得非常快，而且，绝大多数将领均没有善终。例如，宋江被高俅用毒酒害死；卢俊义被高俅用药酒毒伤后，失足落水而死；李逵被宋江用毒酒害死；吴用、花荣两人自缢于宋江墓前；其余将领，也大半在征讨方腊时阵亡或病故。也就是说，招安结局无比凄凉。
招安的结局证明了宋江等人的主张是错误的，也再次印证“造反有理”“起义有理”“自古忠义两难全”的道理。
宋江说过“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百回本第100回），其早就有“忠义双全”（第71回）的精神信念。所以，他临死时，明知自己将被毒死，也不惜残忍地拉一个垫背的陪他一起去死。这个垫背的就是李逵。儒家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可是宋江临死时为何拉上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李逵呢？宋江死前毒死李逵，的确让读者大跌眼镜。但这真实地反映了宋江想造反又怕造反的矛盾心态。因为李逵造反倾向最强烈，他早就说过“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第67回），不让李逵死，那么起义队伍里的躁动分子依然存在，就会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这样，宋江等人就还是摘不掉“不忠”的罪名。
当然，宋江“忠义双全”的精神追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学习而得的。作者对此设计了形象而富有浪漫色彩的光环，即九天玄女在还道村所叮嘱的“传你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第42回），这成了宋江忠义精神的思想来源。所以，他与一百零七将义结金兰时发誓“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而其口号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第71回）。显然，保国安民以显忠成为他的观念重心。
曾经有很多人批评宋江是作者概念化的人物，其实不然，不按照读者所希望的结局来刻画宋江，并不表示《水浒传》中的宋江刻画得不成功。只要人物的这种矛盾性具有真实性，就值得特别肯定。我们说，《水浒传》能够客观写实地刻画出复杂矛盾的多面体宋江形象，而不是刻板地严守概念化、公式化塑造要求；如概念化、公式化的塑造会认为宋江是起义将领，故就不能有想被招安的深谋远虑。其实，矛盾、多面的宋江形象更符合实际生活，因为现实中的人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碰撞中，因而，《水浒传》中的宋江反而是最真实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的多面体。宋江这种矛盾性正好能揭示出历史上那么多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水浒传》写作的高超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