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解释与讨论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范式是理解流动农民工城市适应和融合的新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范式特别关注人口流动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对农民工个体在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资源获取和利用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中仅侧重于农民工群体内部社会网络的研究褊狭，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分析其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结果发现如下。

（一）网络规模和异质性关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预期

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其对宁波城市居民的排斥预期越小；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接触的宁波人越多，其对宁波城市居民的排斥预期越小。但这两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社区，进入了新的流入地城市，但是其在构建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依赖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等同质关系。我们的调查研究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所依赖的强关系基本上都是亲戚、邻居、同事等，经常与宁波城市居民接触和联系的不到样本总数的1%，而要融入城市，不仅意味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要大，而且网络的异质性程度要高，其中蕴含的社会资本总量要丰富（刘传江、周玲，2004）。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构成来看，显然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并不足以支持他们真正地融入城市社区，因此导致在统计上对他们的融入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网络规模的扩大和与宁波城市居民交流的增多，能够增进他们与宁波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因此，对于降低他们的排斥预期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尤其是跟宁波本地居民日常接触越多，排斥预期降低越明显。

（二）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都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并且情感性关系的作用更明显

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与宁波城市居民的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都会显著增强他们的融入意愿，降低他们的排斥预期，并且情感性关系的影响作用要比工具性关系更显著。张海辉在研究中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利益屏蔽机制将城市社会划分为两大利益群体（外地人和本地人），由于利益屏蔽所产生的无形的社会群体边界和不均等的生活机会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本地人与外地人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外地人采取以工具理性为主要行为取向的行动，会产生“外部性”社会后果，其中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会缩小由正式制度所形成的群体边界和社会距离（张海辉，2004）。本研究证实了张海辉的这一理论假设，新生代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发生一些日常的经济往来、互帮互助等工具性行为，会显著缩小他/她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此外，相比较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是一种高强度的社会交往联系，个体只会向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值得信赖的对象倾吐心中的苦闷。情感性关系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能够与城市居民建立起情感性关系的流动农民工，一定已经对本地居民有了深入的交往和强烈的认同。情感性关系的“强关系”特性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也要比工具性关系的“弱关系”来得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