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再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一跃为如今的53%，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中期。30多年的时间人口如此庞大的农业大国快速地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城镇化率迅速提高主要是靠行政政策的外在推力，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代价的。中国的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低成本规模土地城镇化的扩展之路，“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分裂、资源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一直是阻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因素。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在城市表现为“城市病”日益突出，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就业压力增大、房地产过热等。在农村则表现为农村“空心化”严重，如留守群体的形成、传统农业文明的消逝等。可见，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城镇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和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说，GDP主义仍然横行。这样的城镇化有可能变成土地掠夺和官僚化运动，城市成为官员的城市，而不是市民的城市，农民依然没有被城市所接纳。^[2]如果没有具有实质性的城市体制改革，而是继续搞GDP和简单地扩张，城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郑永年，2014：179）。

李克强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孙炎，2013）。2016年2月25日新型城镇化与特色小镇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进一步指出，新型城镇化未来要以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和特色镇发展为重点，着力补齐城镇体系的短板，开拓城镇化增长的内生空间（孙炎，2013）。黄仁伟提出：中国发展源于内生的能量释放，从内生性出发，达到共同发展。亨利·明茨伯格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面临的困境反思后指出，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而言，都到了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明茨伯格、廉晓红，2007：68）。

因此，在外生力量干预羸弱的现实下，寻求城镇的内生发展成为突破我国城镇化瓶颈的最有力的路径。

（二）文献综述

1.西方“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梳理

（1）内生发展的概念与定义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由于全球区域不平衡、矛盾不平衡的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极理论已无法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因此内生式发展理论最早在区域经济发展学领域中提出，主要的观点就是把经济增长的重点集中于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上。1975年瑞典财团在“世界的未来”的报告中，首次明确定义了“内生式发展”：如果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发展来理解，那么事实上这个发展只能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推动（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6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前言）在1977～1982年中期规划目标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发展的战略，“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应从它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人及其能力视为关键因素……要灵活调整技术、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革新，使革新的每个阶段都由人民自己来承担……”。日本的鹤见和子（1989：46～47）认为，内发型发展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有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德·H.卡多佐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指出“所谓内发型发展，就是‘对外国’的依附较少，在本国内积蓄资本并酝酿发展工业的动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推进经济增长的状态”。

（2）内生发展的方式与途径

首先，经济学者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内生发展的路径，主要有集镇建设战略（约翰逊，1970）、农村社区途径（弗里德曼，2008；道格拉斯，1975）、选择性空间封闭战略（Stöhr and Tödling，1977）等。前一者的观点是战略政策向农村倾斜，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扩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其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后两者则提出通过农村区域内的资源整合来发展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着重强调权力下放地方和减少发达城市对其的侵蚀。

其次，社会学者从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科技、社会参与等方面解读内生发展的路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2003：727）提出“社会行动系统”理论，以单位地位和角色的“内在化”，即角色自我认同与社会化地位的价值取向来解释单位行动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变迁与转型。黄高智（1988：19）认为：任何真正的发展都应该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为基础，以人类本身为中心，这才是内源发展。罗朗·科兰（1988：157）指出，“向各民族提供表达自身愿望和世界观的手段，其前提是社会交流从基层开始，发挥内源发展的基础——人民参与的原动力的作用”。黎成魁（1988：55）认为，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力是独立思考和研究自己的困难，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机械地模仿外界。……要培养科技上的内源创造力，就需要重新评价传统的知识，要选择需引进的知识，要发展适用于本国情况的新知识。

最后，乡村治理为在全球化和工业化下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宫本宪一指出通过内在式的发展，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体系，来达到居民自治；英国莱斯特大学的Lan Bowler提出了农业内生发展的九项具体指标，认为本土是基础。

2.“内生式”发展理论的中国化研究

“内生式”发展的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世界银行对农村的资助项目引入中国，从农业、林业和环境保护扩展到农村的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和教育等方方面面，从而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引起国内学者对内生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探讨，总体来说起步较晚。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内生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探讨和总结，以期为国内的乡村治理提供借鉴。涂人猛主张以农村为发展重点，采取自下而上的内源式乡村发展模式（涂人猛，1993）。张环宙认为此模式即内生式发展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它推崇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尊重当地人的利益，重视基层组织建设，试图以一条民主分散、注重文化和生态的新道路来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陆学艺认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外生权力和村落的内生权力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内生式发展模式应该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理想形态（陆学艺，2001）。周大鸣认为内生发展理论是一种参与式发展理论，将发展看作一个自下而上的“赋权”过程（周大鸣、刘志杨，2006）。向延平认为，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以人为本，自力更生，注重环境保护，寻求区域可持续发展（向延平，2013）。对于内生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学者主流观点认为该理论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内涵不谋而合，但在实践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和实证检验（张文明、滕艳华，2013；刘放生，2015；王志刚，2009）。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实证角度论证内生发展模式的应用性，总体认为传统外生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走内生发展的道路。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城镇“内生发展”的界定主要包括两点：①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城镇发展中，关注“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人类服务；②引入“融合”的理念，城镇的经济发展要与本地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相融合，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强调以本地控制为主的多元整合。

3.研究进路

本文基于中国城镇化中城乡失衡和农民市民化滞后的现象，首先，探讨形成这一现象的现实逻辑，即自上而下的“外生式”发展模式；其次，以苏南地区为例，分析苏南城镇化“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实践价值；最后，本文提出“内生式”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