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回顾

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是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离的重要指标，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社会距离”概念主要来自法国思想家塔德。塔德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首创了这一概念，并将其用于表征阶级差异。塔德认为社会距离是阶级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反映（塔德，2007）。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2007：384）认为，社会距离是一种描述自我与外在客体内容间的特定关系。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伯吉斯等继承并发扬了齐美尔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将其运用到对于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解上，使得社会距离成为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概念。帕克认为社会距离能够“使得我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和隔离”（Park，1950：257）。

博格达斯的研究促进了社会距离实证化。他设计了一套测量技术，包括7项内容：①愿意与其通婚结成近亲关系；②愿意让其成为俱乐部成员；③愿意让其成为邻居；④愿意让其成为我的同事；⑤愿意让其成为美国的公民；⑥只愿让其成为美国的游客；⑦不愿让其与美国发生任何接触（Bogardus，1925）。Lee等人从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发，设计了另一套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包括5项内容：①他们愿意您做他们的亲戚、和其通婚吗？②他们愿意您做他们的亲密朋友吗？③他们愿意您住在他们隔壁吗？④他们是否愿意您居住在附近？⑤他们是否愿意您成为该国公民？（Lee et al.，1996）

导致社会距离产生的原因很多，生物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差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都是影响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网络是影响社会距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社会网络和社会行为分析范式，而不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范式，是近年来流动农民工研究又一重要而有效的研究范式。李培林（1996）认为，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离土又离乡”的流动过程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以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流动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边界；流动农民工在社会位置的变动中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并非一种传统的农民习惯，而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化结构的安排。李汉林、王琦通过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观察分析，提出了“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概念。他们认为，在城里的农民工形成的只是一个非区域性的虚拟社区，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方式。所谓虚拟社区，就是指在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而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组织和构造的重要方式（转引自柯兰君、李汉林，2001：15～39）。渠敬东认为，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两个基本阶段：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为主的“生存阶段”和以强关系为主、利用了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关系且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在“生存阶段”，围绕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成为农村外来人口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农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意蕴；在“发展阶段”，农村外来人口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外来人口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乃至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效果（转引自柯兰君、李汉林，2001：44～68）。曹子玮通过对三个理论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的验证，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由农民向工人转变）、资源获取方式（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转变）、空间位置（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依然没变。曹子玮进一步解释认为，农民工依赖初级关系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这种基础节约了交易成本，增大了职业获得的成功率，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资源。同时，初级关系的加强又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城乡两种制度体系有相互排斥的倾向，从而导致农民工的关系结构和职业获得依然受到初级关系的制约（转引自柯兰君、李汉林，2001：71～91）。林善浪等（2009）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外出务工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是否能在务工地点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将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在异地的社会依托，是农民工“相亲相助”的社会力量，在提供援助、表达情感、承担社会风险和抗御外来压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而又超越传统资源的优势。